《《儿女是我们的》：一场被时代碾碎的自由婚姻，一部被遗忘的家庭悲剧史诗
1970年，邵氏兄弟出品、岳枫执导的《儿女是我们的》悄然上映。在那个港片以武侠、艳情、功夫为主流的时代，这部聚焦普通家庭困境的现实主义剧情片显得格格不入，却也因此成为华语电影史上一曲沉默而尖锐的悲歌。5.8分的低评分，掩盖不了它对“自由恋爱”幻灭、“母职惩罚”与“父权经济压迫”的超前洞察——这不仅是一部讲述五个孩子如何压垮一对夫妻的电影，更是一面照见上世纪中叶华人社会结构性困局的镜子。
影片开篇即掷出一个极具现代性的命题：梅淑卿（凌波 饰）为反抗封建大家庭包办婚姻，毅然选择与穷教师江少文（杨帆 饰）私奔至小镇成家。这一举动看似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胜利，实则踏入了另一重牢笼。导演岳枫以冷静甚至近乎残酷的笔触揭示：逃离父权宗法，并不等于获得自由；当爱情退潮，生活的泥沼才真正显现。
十二年，五胎，八十四分钟——数字本身就是控诉。梅淑卿从意气风发的新女性，迅速沦为被尿布、奶粉和学费压弯脊梁的母亲。江少文虽有教职，但微薄薪金在不断膨胀的家庭面前形同虚设。影片没有渲染戏剧化的灾难，而是用日常的琐碎堆砌窒息感：孩子生病无钱医治、大女儿辍学照顾弟妹、夫妻因柴米油盐争吵冷战……这些细节如今看来平庸，但在1970年的银幕上，却是对“多子多福”传统价值观的直接挑衅。
尤为深刻的是，影片对“母职”的刻画毫无浪漫化。凌波饰演的梅淑卿不是圣母，她疲惫、焦虑、偶尔暴躁，甚至流露出对孩子的怨怼——这种真实，在当时堪称大胆。短评中“最受不了小娃儿哭”的观众，或许正无意中戳中了影片的核心：孩子的无辜啼哭，恰恰是压垮父母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不是“缺心眼儿的蛋疼生活”，而是一个系统性失灵下的必然崩溃。
更值得玩味的是片名《儿女是我们的》。表面看是亲情宣言，细品却充满反讽。“我们的”意味着责任、占有，也暗示着无法逃脱的宿命。在社会保障缺失、女性就业受限、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生育不是选择，而是枷锁。梅淑卿当年争取的“自由”，最终被五个生命牢牢钉死在家庭牢笼之中。
回望今日，“生育焦虑”“育儿成本”“职场妈妈困境”仍是热搜常客。《儿女是我们的》像一则提前半个世纪写就的预言。它之所以被遗忘，或许正因为太真实——真实到令人不适，真实到无人愿看。但正是这份被低估的勇气，让它在华语家庭伦理片谱系中，理应拥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