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的审判》：沉默者的血泪控诉，一场被父权绞杀的母性觉醒
2024年瑞士电影《弗里达的审判》（Friedas Fall）以1904年一桩真实母杀子案件为蓝本，撕开了20世纪初欧洲社会光鲜表皮下溃烂的性别疮疤。影片没有用煽情的镜头博取同情，而是以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叙事节奏，将观众拖入一个女性连“失语”都算奢侈的时代牢笼——在那里，她的身体、意志、甚至痛苦，都不属于自己。
弗里达·凯勒，一位底层女裁缝，在儿子五岁时亲手将其勒死并埋于森林。当警方通知她孩子死亡时，她平静地承认：“我知道，我干的。”这一句台词，成为整部电影最锋利的刀刃。它不是忏悔，而是一种绝望的宣告：在这个世界，她早已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也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
影片并未将焦点放在犯罪本身，而是层层剥开弗里达为何走到这一步。通过碎片化的回忆与庭审交叉剪辑，我们逐渐拼凑出真相：弗里达曾遭酒铺老板强奸，而法律不仅未惩罚施暴者，反而因她“未婚怀孕”而视其为道德污点。更讽刺的是，彼时瑞士法律竟规定——已婚男性无法因强奸罪被起诉，因为妻子被视为丈夫的财产；而未婚女性若被强暴，则被归咎于“行为不检”。法庭上，法官竟认真讨论她耳垂的形状是否暗示“道德缺陷”，媒体则将她描绘成“恶魔母亲”，公众在猎奇与道德审判中狂欢。
真正令人窒息的，是整个系统对女性苦难的制度性漠视。弗里达试图向教会求助，神父劝她“忍耐”；她向警察报案，却被反问“你为何独自去酒铺？”；她靠微薄薪水养活自己和孩子，却因“非婚生子”被雇主辞退、被邻里孤立。五年间，她活在持续的精神凌迟中——孩子是她唯一的爱，也是她耻辱的活证据。当社会拒绝给予她生存的空间，死亡成了她唯一能掌控的出口。
而影片最精妙的讽刺，在于“正义”的虚伪性。检察官阿诺德起初只想快速结案，但在妻子（一位受过教育但同样受限于时代的女性）的触动下，开始质疑司法体系的偏见。他最终推动改判无期徒刑，看似仁慈，实则仍是男权逻辑的延续——他并非真正理解弗里达的痛苦，而是通过“拯救”她来缓解自己的道德焦虑。正如影评人所言：“他失去的只是十几天平静的生活，而她失去的是一生。”
更令人心碎的是片尾字幕：弗里达在监狱中被长期监禁，最终真的精神崩溃。辩护律师当初以“精神失常”为由求免死刑，本是策略，却成了预言。体制先摧毁她的理智，再用她的疯狂证明她“本就该被关起来”——这是父权最阴毒的闭环。
《弗里达的审判》之所以震撼，正因为它拒绝提供廉价的救赎。它不美化弗里达，也不妖魔化她，而是逼观众直视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系统性地剥夺女性的话语权、经济权与身体自主权时，“极端行为”不过是结构性暴力的必然产物。弗里达不是疯子，她是镜子——照出那个时代，也照出今天仍未消散的幽灵。
值得玩味的是，瑞士直到1971年才在全国范围内赋予女性联邦投票权，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晚了半个多世纪。弗里达的故事发生在1904年，但她的困境从未真正远去。在全球多地仍限制堕胎权、家暴取证难、职场性别歧视普遍的今天，《弗里达的审判》不仅是一部历史剧，更是一记警钟：只要女性的命运仍由他人书写，弗里达的悲剧就可能在别处重演。
这部电影或许在视听语言上略显克制，甚至被批“剧作细碎”，但正是这种近乎文献式的冷静，让它的控诉更具穿透力。它不需要呐喊，因为沉默本身就是最响亮的控诉。弗里达最终没有获得自由，但她让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不得不开口追问：我们真的比1904年进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