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之所以说这个话题，缘起于前些年一系列抗战题材的电影，哪些电影呢？《杨成武强攻东团堡》《杨勇战鲁西》《萧锋血战陈庄》《徐海东喋血町店》《王树声征战豫西》等等等等。片名都是同一格式的这类电影拍了一大堆。
光看片名很是吸引眼球，但光看片名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再看内容，就更是感觉不对劲。
哪儿不对劲呢？这完全是按照表现国军的套路表现八路，可问题是，两军在这同一个战争舞台上最出彩的角色，是一样的吗？
1.国共两军作战样式不同，国军以师以上大兵团正规作战为主，八路以连以下小部队游击战斗居多，重头戏不一样
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中，国军打的是正规战，中共军队打的是游击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战样式。
因为是大规模的阵地战，就注定了国民党军每战必集中若干重兵集团，你很少看到国军某个团某个营独立作战的例子，所以他们浓墨重彩渲染的对象，自然就主要是在会战中占有一定比重的某个军某个师或某个军长某个总司令等等如何如何，这是符合他们的特点的。
而八路不一样，中共武装是分散在敌人的后方，打的是游击战，兵团的作用并不显著，团级规模的仗已经极少，占比最多的是分队规模的战斗。比如129师，就曾在1942年的一个发文中明确指出：“平原是广泛的游击战争，特别在囚笼网稠密时，非如此不行，就是野战军也要分遣成连、营增强与培养地方部队，大量开展游击战争，而运动战的机会是没有的，也不应该空口喊运动战。”
新四军在1939年呈给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也讲到：“本军系担任游击任务，其部队类多深入敌后，有时因敌情紧张，为便于袭扰敌人履行任务，甚至一营一连在游击区内，均需分散行动。”
1942年底，时任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在一份战术总结中讲到，“分区基干团亦经常处于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结合营兵、民兵，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今年十个月共计大小战斗九十次，其中全团集中作战只有五月反扫荡时的一次。”
冀中军区第36地区队在一份战斗总结中写道：从1942年8月到1944年5月，共与敌作战92次，其中整个地区队集中作战的1次，连以下规模的71次。
看一看解放军各军各师各团抗日时期的战史，你就会发现，以连以排甚至以班为单位的各种伏击、袭击作战比比皆是，占了九成以上的绝对多数。
这种战争的样式，就注定了其重头戏，不可能是像国军那样聚焦在大兵团作战上，而只能是在敌岗楼、据点、封锁沟林立纵横的狭小空间内，只能是在伪政权、伪军、特务遍地的复杂恶劣环境下，只能是在今天突击排歼伪军一个班，明天区小队烧鬼子一个炮楼，后天武工队打特务一个小队这样小规模的袭击、伏击战斗中。如果说国军的仗突出的是一个大字，八路的仗则突出的是一个多字。小而多，积小胜为大胜，这才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色。非要按照国军《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那样，拍那些排山倒海的大场面，拍那些重兵集结的阵地战、正规战，偶尔一两部没什么，拍多了，以次为主了，显然是聚错了焦了。
2.国共两军的抗战路线不同，国军打仗就是军队的事儿，八路抗战离不开老百姓，民众发挥的作用不一样
抗战中国共两党两军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其主要区别即国民党抗日依靠的就是军队，而共产党抗日依靠的并不仅仅是军队，更主要的是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力量。
因为路线不一样，所以描写国军的抗战，只写军队就行了。至于民众，不过就是伕子、苦力而已，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戏码。即便也要点缀几个非军人的形象，那他（她）也必须是贵族，要么是某个海归精英，要么是某个大家名媛，而绝对不需要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占据主要的角色。实际上，国军题材的抗战电影电视剧，只表现军队不表现百姓没毛病。
然而中共的抗战不一样。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专门的一章——兵民是胜利之本，其中他讲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在很多时候，毛泽东甚至把做群众工作看的比打仗还重要。
朱德在《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也说，“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与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做依托才能生存与长大。鱼一离水就死，抗日游击队一离开群众就也无从生存。”
能否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对于八路，是其能否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在国军中，军装的发放、公粮的配济、械弹的补充、伤员的救治、经费的供给、部队的驻地等等，一般是用不着基层的连排长们去操心的。不仅国军是如此，所有这种依托大后方保障的军队中，比如二战时的英军美军德军日军等，也是如此。
今天的我军是不是如此呢？同样如此。因为今天的我们有强大的后方，有集中的领导，许多事情用不着连排长们操心。吃的穿的有上级军需部门管，住的有营房部门管，经费有财务部门管，伤病员有卫生部门管，兵员补充有军务部门管，等等等等，反正都有上级部门管。
但敌后抗战时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是这样，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是远离自己的后方作战的，是以连或以排为单位的小部队分散到敌人的后方游击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鞋子没了谁来给你做？干粮没了谁来给你做？弹药用光了谁来给你送？打仗产生了伤员谁给你抬下去救治？战斗减员了谁为你补充？所有这一切，只能依靠地方党组织，依靠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鞋没有了才有人做好了送来，干粮没有了才有人做好了送来，打仗挂花了才有地方疗养，战斗减员了才有组织补充，遭遇敌人追捕时才有人掩护。而这，也就成为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的缘由与动力。在这样的战争样式下，你不依靠群众寸步难行。
京剧《沙家浜》大家都不陌生，那是根据真实故事加工而成的。实际就是那么回事儿，没有地方党，没有阿庆嫂，没有沙老太、沙四龙、王福根等最基本的群众的掩护与支持，那36名伤病员，光饿也饿死了。
表现中共的抗战，也像表现国军战长沙、战衡阳、战昆仑关那样，光表现军队，不表现百姓，行不行？不行。鱼儿离不开水。中共的抗战，不能少了区委、区小队、两面政权、妇救会、武委会、民兵、青抗先。少了他们，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好比表现渔民的电影看不到大海，表现牧民的电影看不到草原，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3.国共两军武装体制不同，国军中军队就必须穿军装，八路中不穿军装的远远多于穿军装的，军队风貌不一样
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决定了他的武力就是军队，而军队主要就是正规军。所以，表现国军的抗战，满屏的军装军衔，符合他们的实际。
八路抗战的阵容，又不一样了。在广阔的敌后游击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中，不穿军装的却远远多于穿军装的。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我各根据地便在扩大主力军的同时将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作为武装力量建设的重点，形成了村有游击小组、区有游击小队、县有游击大队、行署有游击总队的建设格局。1941年11月，中央军委颁发《关于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明确规定每个抗日根据地的军事结构，均应包括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个部分。这个指示的主要精神不是扩大主力军而是精简主力军，是进一步的扩大地方军与民兵。从那以后，大量穿军装的主力团脱下军装变成了地区队、县大队，穿军装的正规军更少，不穿军装的地方武装更多了。
关于三种武装的比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略有不同。一般来说，是山区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为3:2；平原根据地为2:3；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平原地区，则全部武装地方化，一律不穿军装。至于民兵的数量，不论平原还是山地，都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总和。 由于敌所占地区与中共抗日游击地区高度重合，主要集中于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而很少山地，因而实际说来，中共武力中穿军装的正规军占比很小，抗战的主要武力是不穿军装的兵民不分的地方军与民兵。
老的军教片《地道战》中的汉奸司令有句著名的台词：“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这话说的一点不错。那个时候（五一大扫荡后到大反攻前）整个冀中的八路，穿军装的只有一个24团，度过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又在抗战史上书写无数精彩战例的，就是始终坚持在这方家园的不穿军装的十几个地区队、三十几个县大队、二百多个区小队和几十万的民兵。冀中是如此，其他敌后游击区也都差不多。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许多根据地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县长、县委书记就是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区长、区委书记就是区小队的小队长、政委。在各军分区组建的不穿军装的武工队中，有地方县委、区委的干部参与其中担任领导，有地方敌工、公安、民运等部门的干部参与其中充任队员，而各区、村的武委会主任，有很多又是军队派出的排长、班长担任的。所有这些，又从体制上将军地两元变成了一元，军队与老百姓更加紧密地拧在了一起。在这种样式的人民战争中，不穿军装的未必不是正牌八路。而那年头八路不像国军那样也不像今天解放军这样建有军籍，因而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不惟敌人分不清，就是中共自己，也很难分的清楚，当然也没想分清楚。
说句题外话，在我的老家冀中地区，一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老人还用“八路”代指我所有国家政权的机器。
在这场由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中，穿军装的八路不是没有，有，但不占多数，占多数的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喜欢看满屏威武的军装秀，是个人的自由，但表现八路的抗战，没有这个自由。非得像表现抗战时的国军那样，千篇一律只表现穿军装的八路，而忽略乃至无视占绝对多数的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等不穿军装的八路，从头到尾满屛清一色的明盔亮甲，衬衣雪白，裤线笔挺，里外三新，一尘不染，那不是美化，那是对历史的歪曲、戏弄。
4.国共两军的历史观不同，国军倚重的是上层高官、精英，中共依靠的是下层兵民、草根，突出的对象不一样
国民党军的历史多表现军长师长总司令等高级将领而极少表现底层士兵，也是由他们的英雄史观所决定的。这从他们抗战期间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的阶级比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
在抗战期间全部170个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中，其中将官137人，占80.5%；省部级文官5人，占2.9%；校官23人，占13.5%；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兵……没有。
看到没有，将级和省部级高官，占了全部受奖者的83.4%，而牺牲最大流血最多的最底层的当兵的一个也没有。
在国军意识里，历史就是由这些上层精英书写的，跟你下层当兵的没关系，你不过就是拉来给我卖命当炮灰的。所以在描写国军抗战的文艺作品中，突出表现那些高级将领，符合他们的一贯思想。
然而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一样，同样以抗战时期为例，中共军队中获得英雄模范等最高荣誉的183人中，营以上干部只有4人，其他179人全是连以下干部战士和民兵、群众。
八路的高级将领极少立功受奖，不是因为他们比受奖的国军高级将领贡献差，这同样是史观使然，是信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认识使然。
淮海战役中，中野3纵8旅在宿县战斗后，刚刚从国民党军俘虏后参军的新同志有54人记了功，87人记了好。八路军中当兵的居然可以立功受奖，一个机枪手居然能和纵队司令并肩坐在主席台上，这让众多的解放战士感到诧异，因为这在国军中是做梦也不会有的事。就是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上百万的国民党兵脱胎换骨，成为掉转枪口埋葬蒋家王朝的勇士，并涌现出如爱兵模范、一级杀敌英雄王克勤、智取华山的侦察参谋刘吉尧、奇袭白虎团的侦察排长杨育才、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以及不久前才被发现的战斗英雄张富清等一大批英雄、楷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关于这一点，高戈里在《重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一文中，有十分详实的解剖和论述，很值得一读。
不仅立功受奖国共两军的倾斜角度不一样，在宣传造势上两军也严重的不一样。很长时间以来，记述军阀和国民党军，都习惯用像什么《郭松龄兵指秦皇岛》《孙立人奏捷仁安羌》等标题，用以突出高级将领个人的地位，而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共文艺作品中歌颂的，都是如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十勇士、刘老庄连、安东卫连、爆破大王马立训、太行勇士李殿冰、矿工旗帜节振国、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这样的草根。有兴趣的留意一下，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重点打造的抗日偶像，连以下的占了多少，营以上的又占了多少。尽量多的突出工农兵草根形象，尽量少的宣扬高级干部个人，已经成为我党我军长期以来的一贯作风，也是与旧军阀国民党军的最大区别。那些年，还甭说刻意突出了，就是在作品中出现几句飘扬领导的话都未必能过审。话剧《东进序曲》最初的版本中，有一句“陈毅不愧大将风度”的台词，就是被陈毅勒令删掉的。
然而今天不一样了，大概从三十多年前开始，太多所谓新潮的文化人一步一趋地向国军看齐、一味效颦国军作派的风气蔓延开来，突出高级将领个人的标题党呼啦啦越来越多起来。
到了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主要是大规模的运动战了，对于这样动辄几万几十万重兵的对决，把镜头对准高级指挥员这没错。但在抗战时期，在分散的、主要以连或排为单位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中，也把镜头主要对准他们，就错了。因为在那样的战场，在那样的作战样式下，高级指挥员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也没什么重头戏，中共抗战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只能是那些连长、排长、武工队长、区小队长、民兵队长、妇救会主任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