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降喜讯》：一场披着劫机外衣的荒诞政治狂欢，韩国电影又把历史当笑话讲透了
1970年3月31日，日本赤军派九名成员劫持日航“淀号”客机，要求飞往朝鲜平壤——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劫机事件，也是冷战时期最离奇的政治闹剧之一。然而，在卞成贤导演的镜头下，这场本应充满恐惧与紧张的真实事件，被彻底解构为一部癫狂、讽刺、荒诞到令人捧腹却又脊背发凉的黑色喜剧。《凶降喜讯》（Good News）不仅不是“好消息”，而是一记狠狠砸向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与历史叙事的铁锤。
影片以“某甲”——一个身份成谜、只存在于命令链条末端的幽灵人物为核心展开。他受命于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朴祥贤，策划一场“双重劫机”：既要阻止赤军将飞机带入朝鲜，又要确保人质安全，还要在美日韩朝四国角力中全身而退。而执行者，是毫不知情的空军精英中尉徐高名（薛景求 饰）。他以为自己在执行一次常规救援，却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大国博弈中的一枚弃子。
这正是《凶降喜讯》最锋利的刀刃：它用喜剧的糖衣包裹政治的毒药。全片充斥着对类型片的戏仿——西部片的慢动作对决、谍战片的密室会议、新闻直播的画中画分屏、甚至直接打破第四面墙让角色对着观众吐槽“这剧本谁写的？”——这些看似胡闹的手法，实则是对“历史真实性”的彻底质疑。正如影评人所言：“真中无真，假中无假，历史有时候就是建立在各种谎言之上。”
影片对四国的讽刺堪称“贴脸开大”：
日本赤军被塑造成一群理想主义却幼稚可笑的青年，高喊“做梦都想去首都”，却连炸弹都是玩具；
韩国情报部则是一群草台班子，靠临时拼凑的计划和互相甩锅维系体面；
朝鲜被描绘成一个舞台布景般的“革命圣地”，礼炮震天却毫无实际能力；
美国与苏联则全程隐身，只在关键时刻“看笑话”，凸显小国在大国棋局中的无力。
而徐高名的命运，正是这种荒诞体制下的悲剧缩影。他拼尽全力完成任务，幻想授勋加冕，最终却只得到一块和父亲一样的旧手表——象征着循环的牺牲与被遗忘的忠诚。他的“高名”注定易逝，而幕后操控一切的“某甲”却永远隐于黑暗，无人问责，亦无人铭记。正如那句贯穿全片的隐喻：“真相有时在月亮的背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正面是虚假的。”——我们看到的“正面”历史，或许只是精心编排的表演。
更令人叫绝的是，卞成贤将劫机这一极端暴力事件，转化为一场全民参与的“媒体秀”。机舱内是人质与劫匪的对峙，机舱外却是各国电视台争抢独家画面、政府忙着发布“喜讯”、民众在街头围观直播……灾难成了娱乐，政治成了表演，生命成了收视率的筹码。这种对当代媒介社会的精准刺穿，让《凶降喜讯》超越了时代背景，直指当下。
全片136分钟，节奏紧凑却不失荒诞张力，薛景求、柳承范、山田孝之等一众实力派演员贡献了夸张却不浮夸的表演，将角色的偏执、愚蠢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薛景求饰演的徐高名，从自信到崩溃再到自我欺骗的转变，令人心碎又可笑——这正是韩国电影最擅长的“悲喜剧”美学：笑着哭，哭着笑，最后只剩一声叹息。
《凶降喜讯》之所以能在拿下7.7高分，并好于84%的喜剧与犯罪片，不仅因其娱乐性十足，更因它敢于在笑声中撕开历史的疮疤，质问：当国家说“这是好消息”时，到底是谁的好消息？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架飞向平壤的客机上——那里没有英雄，只有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和一场永远无法降落的荒诞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