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中产崩塌前夜，一场精心策划的“职场谋杀”
在朴赞郁2025年的新作《无可奈何》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犯罪惊悚片，而是一面照向当代东亚社会中产阶级生存困境的镜子。影片以黑色幽默为刃，以荒诞现实为鞘，讲述了一个拥有25年造纸经验的技术骨干柳万秀（李炳宪 饰）在被公司无预警裁员后，如何从一个温良恭俭的模范丈夫、父亲，一步步滑向“杀死竞争对手”的极端逻辑。
故事开篇即构建了一种令人艳羡的中产幻象：带花园的别墅、贤淑美丽的妻子美莉（孙艺珍 饰）、两个乖巧的孩子、两只忠诚的狗——柳万秀甚至能自信地说出“我已经拥有一切了”。但这份“一切”，在资本逻辑面前脆弱如纸。当公司一纸通知将他扫地出门，他所面对的不仅是收入断流，更是身份认同的崩塌。他不是底层，却比底层更难承受坠落；他没有资源重新开始，却必须守住已有的“体面”。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令人毛骨悚然却又逻辑自洽的路径：既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重返职场，那就清除掉那些“挡路者”。影片改编自唐纳德·维斯雷克1974年的犯罪小说《斧头》（The Ax），原著本就以冷峻笔触揭示资本主义体系下个体的异化与绝望。而朴赞郁将其彻底本土化，嵌入韩国高度竞争、阶层固化、失业焦虑蔓延的社会肌理之中，使这场“职场谋杀”不再只是个人疯狂，而成为系统性压迫下的必然产物。
影片最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它对“中产保卫战”的精准刻画。与《寄生虫》中底层家庭主动“入侵”上层空间不同，《无可奈何》中的柳万秀并非觊觎更多，而是拼命阻止自己滑落。他的暴力不是出于贪婪，而是出于恐惧——对失去房子、失去家庭、失去“正常人”身份的恐惧。这种“向下坠落的恐慌”，正是当下无数中年人的真实心理写照。正如影评人“红酒与谋杀”所言：“前者是渴望上升，后者是阻止下坠。”这一叙事动力的反转，构成了影片最深刻的批判内核。
朴赞郁的导演手法在此片中达到了新的邪典高度。他用大量植物意象（尤其是树与纸的隐喻）贯穿全片：树象征自然、生命与稳定，而纸则是工业化的产物，脆弱、可被批量制造，亦可被轻易撕毁。柳万秀作为造纸技师，一生都在处理“树变成纸”的过程，而他自己，也正经历着从“人”被压缩成“简历”、再被揉碎丢弃的命运。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森林、庭院、室内绿植，并非装饰，而是无声的控诉——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正在以“效率”之名砍伐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表演层面，李炳宪贡献了职业生涯中最复杂的一次演出。他将柳万秀从温和到偏执、从理性到癫狂的转变演绎得令人信服又心碎。而孙艺珍饰演的妻子美莉，则代表了另一种沉默的共谋——她或许隐约察觉丈夫的异常，却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维持表面的平静，已是这个家庭最后的防线。配角阵容同样耀眼：李星民饰演的具范模，既是柳万秀的潜在目标，也是另一个被体制碾压的“失败者”；廉惠兰饰演的雅拉，则以近乎荒诞的职场导师形象，讽刺了所谓“心理辅导”在结构性危机前的无力。
影片的结局并未给出廉价的救赎。柳万秀或许“成功”了，但他赢得的不过是一张通往更深地狱的单程票。当他站在新办公室的窗前，窗外依旧是那片他曾无数次穿行的森林，但此刻，树影斑驳，如同他破碎的灵魂。朴赞郁没有让主角忏悔，也没有让他被惩罚——因为真正的惩罚，早已内化为日常：活着，就是持续的煎熬。
《无可奈何》之所以成为爆款，并非因其猎奇情节，而在于它戳中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在全球经济下行、AI取代人力、中产萎缩的背景下，每一个观众都能在柳万秀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或许不会去杀人，但我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清除”他人，只为在有限的岗位、有限的资源中抢得一席之地。这，才是最深的“无可奈何”。
当影院灯光亮起，观众走出影厅，心中回荡的不是惊悚，而是寒意——因为我们都清楚：下一个被裁的，可能就是自己；而下一个“柳万秀”，或许就在隔壁工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