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小巷里最近不太消停，谁家儿媳的工作没着落，谁家孩子高考差了几分，谁家的菜篮子又缩水了点儿——街坊间的碎嘴，带着点幸灾乐祸，也藏着几分惺惺相惜。可谁能想到，原本一碗水端平的国营大厂，说垮就垮了，头一天还热火朝天地上班，转头工资就成了五尺绿布。像噩梦突然闯进来，大家都愣住了，不晓得该笑该哭。
" 宋莹和黄玲，两个在厂里混了快大半辈子的女工，就被裹挟在这场风暴里。她们十七八岁进厂，打起背包来的干劲像没头小麻雀，天天在生产线旁站到腿发麻。小时候谁家不是羡慕这“铁饭碗”？捧了这碗饭，生老病死都靠着厂子。娶个对象，还得看人是不是国营职工，院子里都认得你娃娃长啥样。
可慢慢地，这“铁饭碗”开始漏水。先是发不出工资，勉强拿些绿棉布打发，说是抵账。那场景可真有意思：不分男女老少，统统换上了绿裤子，巷子里像长了杂草；连结婚照背后全是布料堆。对面黄阿姨有天开玩笑：“下雨天都不怕，裤子够厚，湿了晾干还能再传好几年。”
" 其实，背后的理由，说出来让人五味杂陈。厂里人都习惯了国家统购统销，做什么卖什么都有人管。可突然风向一变，市场经济来了，厂里的布如山倒，卖不动藏不住，眼看着仓库里越堆越满。私人老板们来问：“能不能做点新花样？”厂领导一个个摇头：“我们就会这个，别的不懂……”货卖不出，钱收不回来，厂子摇摇欲坠，领导私下都犯愁：一种无从下手的慌乱。
后来，厂里高层一合计，花里胡哨讲了半天，最后就是裁员两个字。那会儿的会议通知，来的突然。宋莹正用拨浪鼓哄孙子睡觉，一听周科长让她晚上去厂子，还以为又要加班。黄玲家那锅炖肉都快炖糊了，提着塑料兜就急冲冲走了。
" 两人进了会议室，只见周科长脸上挂着“公事公办”的笑。简简单单几句话，高音喇叭一喊：厂子要精简裁员，一部分人提前走人，技校的新娃娃们也不留。那些年头，不走运的通常是快退休的老工人和刚进厂的孩子——想走的走不了，不想走的被踢出去。
这些“新”政策，说穿了不过是分锅分肉。周科长很会做人，把宋莹和黄玲顶在前头，给了个小组长的头衔，让她们分名单、劝离人，还要和气着安慰老姐妹们。谁都明白，这明面是抬举，其实是让你当恶人，替领导擦屁股。宋莹是出了名的嘴硬人直，瞬间气得直翻白眼，却又不敢撒泼发作。真闹起来，把自己也搭进去，划不来。
" 更有意思的是，黄玲平日里人缘好，这会儿反倒成了包袱。那些拿到“下岗名单”的人攥着她的袖口哭，甩着嗓门喊：“老黄，咱们几十年姐妹，帮我说句话！”黄玲红着眼圈，嘴上打着官腔，心里乱成一锅粥。可再怎么努力，那一张名单递去周科长办公室，也只是杯水车薪。
有时候人情就是这样：让你表面风光，心里窝火。那天黄玲进办公室递材料，看见周科长翘着腿喝了杯进口咖啡。那气派，哪像是厂里日子难捱的样子。黄玲刚开口，名单就被科长慢慢撕了，纸屑从桌边掉下来，像一片片发霉的希望。领导淡淡地说：“这些别再管了。”一副“你们唱黑脸，我当老好人”的架势。
" 再说说庄家那头。庄超英在棉纺厂也混了多年，本来工资准时交给父母，心里自觉没亏待谁。可眼下工资没了，家用也交不上，头一回去给父母认错。那一低头，心里滋味谁懂？结果庄父只管训斥，喊着要断绝关系，气得像被倒了老酒，又像小孩摔了玩具，不讲情面。庄母嘴里劝和，顺带提起幺弟孩子和牛奶的事，哪真舍得断？不过就是用孝顺当筹码，让庄超英多上点心。
在苏州的小巷子里，讲道理不是最紧要的，讲的是“脸面”与“汤水”——谁家的碗里还剩，谁家的锅底露了，不光关乎口腹，更关乎一大家子的脸面和亲情。庄超英以为自己顶了天，可回家一样被父母压得抬不起头。明明不想让亲戚朋友看笑话，可真到关门的那一刻，他连大声说话的胆子都没了。
" 旧时候村里头流行一句话：“人若无帮，干啥事都半吊子。”庄超英要是再有个能帮着唱唱黑脸的，多一张嘴硬气点，也许就不至于每次都搬不动心里的石头。可惜，家里黄玲早就看破红尘，不再为谁操心。他只能一边咽气一边坐等时光糊过，就像小巷里晒了一下午的腌萝卜，咸中透着一股说不清的涩。
其实，这场闹剧谁都清楚，没有谁是彻底的坏蛋或好心人。每个人都在夹缝里求生，安抚家人、敲打同事、和领导打太极——人情世故全都糅成了一锅糊涂汤。宋莹嘴上硬气，心里软，黄玲拎得清但也疲惫。庄超英放不开，一直想有个帮手替自己发声，可援手迟迟不来。
" 巷子里日子还在慢悠悠转，只是比过去多了些烟雾缭绕的无奈。那些年国营厂下岗，就像深秋里的寒风，谁都以为自己熬得过去，其实人人都发抖，只是谁也不说罢了。
也许过几年，巷子里的孩子都大了，向鹏飞这样的少年会不会真成了庄超英的帮手？或者，世道早就变了，谁也不用再低着头硬着撑？我有时也纳闷，这些故事讲起来像留声机放旧唱片，咯吱咯吱地响，却有种揪心的温情。不知道等再过二十年，那些“绿裤子年代”的人，会不会傍晚晒衣服时，突然想起那阵子，小巷阴影里一群人，都悄悄低着头，为生活、为脸面、为家人，偷偷咬着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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