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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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到2月，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等地，35天行程6000公里。他一路走，一路说，发表了掷地有声的系列“南巡讲话”。
1992，移动电话刚刚传到中国，全国才一万八千部，又黑又大像块砖头，一个卖三万元，只有最富有的人才用得起它。文化衫飘荡在中国的城市街头，“烦着呢，别理我”“真搓火”“不会来事”等充满情绪的句子被人们背在身上招摇过市。这一年4月，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教会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黄底红字的“m”标志着世界快餐连锁巨头进驻了中国商业的黄金地段。
这年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来自全国各地人会聚上海疯狂抢购“股票认购券”。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深圳，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抱怨说：“我嗓子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这简直就是一群野牛！”体操王子李宁下海了，“林妹妹”陈晓旭下海了，34岁的王朔也投身市场大潮。他纠集了刘恒、莫言、魏人、刘震云等一批作家，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明码标价，专事剧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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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张艺谋拍摄的《秋菊打官司》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在这部近乎“原生态”的现实主义电影的掩护之下，张艺谋之前拍的《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一并拿出来放映。这些充满浓烈色彩和民俗奇观的艺术电影，奠定了张艺谋中国首席导演的地位。
年初，中国国奥队在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遭遇“黑色九分钟”，在打平就能前往巴塞罗那的大好形势下被韩国人灌了3个球。主教练徐根宝成了众矢之的，回国之后不但从国奥队下课，他通过竞聘得来的国家队职位也被剥夺。愤怒的球迷不再相信国产教练，中国队迎来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球迷亲切地称呼这个德国老头为“施大爷”，期待他能把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队带进世界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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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有一部儿童剧不能不提。六一儿童节那天，中央电视台制作的52集电视剧《小龙人》开播。三个带着古怪想法的孩子唤醒了沉睡几千年的玉龙，小龙人开始了寻找妈妈的漫长旅程。这部剧中密集地穿插着儿歌，听着这些歌长大的人们到现在都会不经意间哼唱起“就不告诉你”的旋律。
在一种士气如虹的氛围中，中国进入了1993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年前还处在尖锐交锋、裹足不前的中国，一年后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明显迹象。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大城市的物价指数涨了17%，原材料价格长了40%。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这一年，有很多人处在膨胀失控的状态中。天津大邱庄那位自以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庄主”禹作敏被抓了起来；辽宁的中长跑教练马俊仁指挥弟子不断刷新世界纪录，随后也因为奖金分配和粗暴管理的问题，与弟子们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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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萦绕在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美国梦”因为一部电视剧的播出而不再那么光鲜美妙。此前，大洋彼岸先进而富足的美国对中国人形成了致命的吸引力。除了公派出国，大多数人都是自费出国留学。以留美生活为题材的《北京人在纽约》开播，观众惊奇地看到：美国并不是所有人的天堂，也有不少中国人在这里沉沦、迷失，陷入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窘境。来自出国签证机关的数据表明：《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大城市里选择出国的人数有所下降。
（1）失落的“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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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北京人在纽约》说的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故事。在家庭的分解与重组中，在婚外情的发生和发展中，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及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中，这群做着“美国梦”的北京人，事业与情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故事说的是，大提琴演奏家王启明来到美国，经过艰辛的奋斗，成了一位富翁，他的感情却世界却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妻子郭燕成为外国商人大卫的妻子，大卫是王启明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王启明也有了温柔可人的红颜知己阿春，但是女儿宁宁的到来，在几个人的生活中掀起轩然大波。宁宁不能理解父母亲，更不能接受阿春，她变得任性和反叛，以放纵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怨恨。
《北京人在纽约》细腻展现中国人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一开始，片子里就说：“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送到美国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要把他送到美国去，因是那里是地狱。”郑晓龙说：“《北京人在纽约》来自于曹桂林写的同名小说，当时中国出国热，大家就觉得国外什么都好，想到国外去淘金。确实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解放程度，跟国外比有巨大差别。你在飞机上看美国，纽约灯火阑珊，飞回来到中国底下黑糊糊一片，和美国差距非常大，所以当时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到国外去。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思想就是衣锦还乡，在外头无论怎么样，回国要表现出在国外特别好。其实我了解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有很多人在国外餐馆里打工很苦，攒点美元回到国内来摆谱。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国外的情况，认为国外遍地黄金，《北京人在纽约》写的是他们在美国奋斗的不容易。当时有人跟我说，这个片子带着全体中国人们出了一趟国，了解了原来美国是这样的。”铁的事实总是比空洞说教更有力量，《北京人在纽约》播出以后，出国热趋于冷静。
《北京人在纽约》1992年拍摄，1993年播出。开机之前，导演郑晓龙到美国体验生活，想收集素材，充实一下比较单薄的小说。他到美国之前信心满满，觉得这件事并不太难，可是去了以后座谈会开得越多，了解的情况越多，心里就越没底。因为去美国的人情况非常不同，有留学去的，有移民去的，还有偷渡去的。留学的也分国家派的，自费去的，情况各异，结局各不相同。郑晓龙苦于不知道该表现哪一部分人的生活，就想尽量表现更多的阶层的人，就觉得千头万绪，难以定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醒过味来：“我管他是哪一类，我只管他是不是真实的，王启明这一个写好最重要。”
郑晓龙回国以后着手修改本，前四集还有小说的内容，四集以后就没了，另起炉灶。小说里面王启明和郭燕没有离婚，电视剧到第四集就让他们离了，郭燕和大卫住一块去了，王启明自己一个人了，两条线齐头并进。《北京人在纽约》一开始就确定要突破华人圈的故事，一定要直接面对美国人，直接表现种竞争性和文化差异，这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非常少见。里面有一些词既机智又隽永，比如王启明说：“你们美国人总喜欢把脚插到别人的家里去”。戴维就说：“你们中国人总喜欢把家搬到我们美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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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中，姜文扮演了男主角王启明，这是他唯一一次出演电视剧，就奉献了一个情感丰富、血肉丰满的形象。女主角阿春的扮演者是王姬，这位八十年代的北京人艺演员当时已经出国经商。阿春的角色能落在她的头上，完全是阴差阳错的结果。王姬回忆说，“我回国探亲碰到陈道明夫妇，介绍我认识冯小刚。他们就拍了几张照片，说我们角色选了胡慧中，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一个月以后突然跟我打电话，说胡慧中没谈成，王姬你能不能来？实际上我已经开始在美国做生意，但我还是一口就答应了，因为我想演戏，就像干枯的土地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我觉得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我至今非常感谢陈道明。我因为在那边生活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过去演过戏，再加上他们实在着急没人了，就让我又加入了这个团体。当时有记者采访问我说，你跟姜文演戏有压力吗？我说为什么有压力，我说我比他熟悉那边的生活，我说我演的就是身边手到擒来的人，我随便想一个就能把它表现出来，一点压力都没有。”
可是导演郑晓龙的心头那时却充满压力。为了拍摄《北京人在纽约》，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从中国银行贷款150万美元，130万美元带到美国用于前期拍摄，留20万美金在中国用于后期制作。当时，电视剧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渴望》花102万拍了50集，只回收了50多万，赔了。《编辑部的故事》花了150多万，回收了大概90多万元，还是赔。为了拍《北京人在纽约》，郑晓龙到处融资，好不容易才拿到这笔钱。
王姬回忆说：“我觉得郑晓龙和冯小刚那时非常认真，他们是输不起的，这么一个题材在海外第一次拍摄，形成一个里程碑。他们光选演员就选了多少个来回啊，在很多问题上做到了极致。我参加了那么多电视剧的拍摄，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剧组能够这样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两个组，冯小刚带一组，郑晓龙带一组，回来两组拍的东西，大家晚上在那看回放，除了看回放有没有质量问题，那是一个竞争啊，看完a组拍的东西，再看b组拍的东西，真的好就给鼓掌，不是刻意鼓掌，看完之后都知道，应该这么拍，第二天就调整。这种工作态度必定奠定了它的成功，这是必然性。”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虽然所有人都认真工作，但有些时候只能将就。按王姬的说法，阿春就不应该开一个道奇车，在美国开餐馆的人不是宝马就是奔驰，道奇车不符合阿春的身份。郑晓龙据实回答：对不起，没钱，宝马车租一天一两千美金，这个一两百块就搞定了。好在，这些小的环节虽然失实，但国内的观众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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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良好的创作氛围中，主创人员已经预感到这部戏的不同凡响。剪片子的时候，冯小刚就对王姬说：“你要火了”。后来，《北京人在纽约》播出时，观众们的出国热情受挫，却喜欢上了剧中善解人意的老板娘“阿春”，王姬在一众演员中的受欢迎程度也最高。王姬说：“演员塑造角色，离不开你自身的东西，包括你的价值观，你的好恶取舍，你的语气和态度，我觉得阿春身上有我身上的影子。比如善解人意，因为我本身就是善解人意。我除非有意得罪哪个人，我从来不会在任何场合去故意给人家难堪。好多东西是潜移默化，融在角色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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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受到欢迎的还有刘欢作曲、演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郑晓龙说：“用不用《千万次的问》做片头曲，我还犹豫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一开始先声夺人，跟我的性格不大相符，后来想想一下带进去吧也可以，最后定的就这样。这个片子里面中英文共同来用，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作曲恐怕会有点问题，所以用了学外语出身的刘欢。刘欢当时没有成名的任何作曲，我们剪片子住在友谊宾馆，用了三个多月，刘欢住了两个多月，我们经常剪完片子回来就到他房间听听他做的曲。刘欢是《北京人在纽约》剧组里面唯一没有去过美国的，其他大家都去过。当然他歌唱的不错，但是作曲从来没有过。也挺有意思的，没干过都干成了。”
《北京人在纽约》拍完，中央电视台并没有直接给现金，而是采取了广告交换的方式，每集给剧组5分钟的广告。《北京人在纽约》原来是20集，后来变成21集，每一集要压缩五分钟出来给广告，然后才能够还银行的贷款。最后算下来，还钱之后，这部片子还赚了几十万元。郑晓龙清楚地记得，向银行还完钱的那天，他开车回家时浑身发冷，到家就发烧，“我把这个事做完了，心里一下松下来了”。
以现在的眼光看，《北京人在纽约》不仅把真实的留学生活摆在了国人眼前，有力地干预了社会潮流，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贷款拍电视剧的新模式，为这个方兴未艾的产业进行了披荆斩棘的探索。此后，电视剧产业化的步伐不可阻挡，来源各异的资本流入这个市场，中国电视剧逐年增产，日渐兴旺。
（2）不老的《过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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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冬天，一部非黄金时段开播的感情剧《过把瘾》慢慢热了起来。这部剧深入地揭示了婚姻与爱情的甜蜜和苦涩，很多人从杜梅和方言这对欢喜冤家的分分合合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当全剧以方言身患怪病不久于人世的悲剧收尾时，无数观众的心被一种“珍惜身边人”的紧迫感所把持。
1993年冬天，在老家过寒假。
有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晚间的体育新闻都播完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停在了中央一套上。电视里一个麻杆儿般的小伙子和一个长相很普通的女的在街上接头。当时并不知道王志文和江珊的名号，只觉得男的很面熟，好象是《皇城根》里骑摩托的那个不负责任的坏小子“王喜”，女的则全无印象。麻杆儿说话很冲，张嘴就是“出门照镜子了没有？怎么打扮得跟鸡似的？”女的穿了一身黑红相间的裙装，长长的黑色丝袜，听了这话扭头就走。这就是我跟《过把瘾》的第一个照面。方言和杜梅相约去方言父母家，因为穿着发生了纠纷，一吵就把我吸引住了。方言死活也不肯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杜梅为此竟把他绳捆索绑，并在其脖子上架上菜刀。然后就离了，离了却仍然像后来流行的男女合租一样住在一套房子里。还在吵，但吵架的方式变了，有理有利有节了。我很纳闷：这么好的剧为什么放在了这个夜猫子出没的钟点？酒香就不怕巷子深吗？
这还真是这部剧的首播。不过，央视这么糟践东西，《过把瘾》还是火了。第二年的五一期间，我又看了一遍《过把瘾》。当时我们宿舍里放着一台打游戏专用的黑白电视机，偶尔也发挥一下本职功能。我生病发着高烧，投入地沉浸在剧情中，听刘欢唱“意念中的热热呼呼”，就更加迷迷糊糊，神志不清。我当时已经熟读王朔，看完就知道，这是根据他的三部小说《过把瘾就死》《无人喝彩》《永失我爱》改编的。《过把瘾就死》和《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一样，肯定是王朔的传世作品，它把男女豪猪“因为寻求温暖而相互靠拢，因为刺伤对方而互相逃离”的理儿琢磨透了，下笔也狠辣锋利，不留情面。《无人喝彩》则是电影剧本，甜不滋儿的挺好玩。《永失我爱》纯粹是个煽情的一袋烟小说，“肌无力”要了小伙子的一条命，也要了女青年的半条命。三部小说天衣无缝地连缀在一起后，产生了浑然一体的全新感觉。我当时喜欢方言的说话方式，听着还是王朔式的出奇制胜，可是不那么“话痨”了，一句就够人乐半天，或者顶得人半天出不来气。我也喜欢杜梅，她的眉飞色舞让我的心里春色无边。那时江珊还是中戏的学生，据说赵宝刚选中她是因为她长相平常。要不怎么说各花入各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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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这两个感受就是《过把瘾》的精华所在了。方言的口才那是王朔的余响，智慧而招笑。为杜梅着迷那是因为自己处在多情的季节，对爱情的电流格外敏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看这部片子，方言的口条仍然很顺，因爱中招的感觉却找不到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在特定的年龄和心绪中，才能被影视里的爱情打动。这跟“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道理相通。
谈到为何拍摄这部感情浓烈的电视剧，赵宝刚说：“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人们不满足于仅仅是带有传统文化特征的东西了，需要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皇城根》是传统理念根深蒂固，又揉进了一些现代意识的一部戏，我发现人们对于传统理念开始排斥，恰恰喜欢那些新的青年形象，结果褒贬不一，有的说惨不忍睹，有的说精彩绝伦。我就做了一年的思考，发现这个年代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我要拍摄今天的情感。我找来找去，选中了王朔的三部小说：《过把瘾》《无人喝彩》和《永是我爱》，结合在一起弄了《过把瘾》。你们可以查一下，在这个之前中国没有纯情感戏，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人物命运、政治色彩这些东西，《过把瘾》是第一部，而且这种尝试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之前，赵宝刚一直是领导让导什么就导什么，《过把瘾》是他第一次自己选择题材。赵宝刚把自己的观察和生活都给放进去了：“我、郑晓龙、冯小刚、王朔，我们四个人的媳妇的影子，都能在片子里看见。再加上男女相处到一个时间段，会出现情感枯竭期，说的就是这个。”这部戏的成功增强了赵宝刚的信心，他觉得《过把瘾》是90年代青年恋爱婚姻的一个缩影，所以得到了极大的共鸣，但它只是表现这些东西，没有一种对社会的“带动”感，于是又导演了王志文、许晴主演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是争议非常大的一部作品，观众普遍认为“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是一种美好生活的想象。但赵宝刚通过这部剧确立了自己的方向：“不管说好还是说不好，起码都认为我们北京很美，北京的秋天很美，里边的人很美，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追求这种浪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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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追求体现在他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1996年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海岩编剧，徐静蕾初登荧屏扮演的女警吕月月打动了观众。对吕月月来说，潘小伟是情，小提琴是义，失去了潘小伟，感情难以承受，拿不回小提琴，又完不成任务。她在这个矛盾交错中徘徊，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无雪的冬天》平淡过渡后，赵宝刚迎来了他的颠峰之作：《永不瞑目》。这部戏仍然是警匪题材，仍然是一个“卧底”的挣扎痛苦。不同的是，女警察换成了男大学生。故事传奇，感情真挚，歌曲煽情，演员形象出众，这部剧成了1999年最火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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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管是年代戏《像雾像雨又像风》，还是当代戏《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不管是《别了，温哥华》的留学生题材，还是《奋斗》的八零后奋斗史，赵宝刚总是保持着唯美浪漫的艺术格调。
赵宝刚对大众的欣赏需求有着精确的把握，在选择题材上非常敏锐，从王朔的幽默语言加情感刨析，到海岩式的警匪追逐、情义两难，再到石康的新新人类、爱恨由己，他都能用精美的影象表现出来，每拍几部戏就能推出一部大热之作。
（3）最早的偶像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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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瘾》的热播，捧红了王志文和江姗。王志文不是英俊小生，但“方言”外冷内热的个性和当代浪子的气质，是当时的年轻人最欣赏的。而江姗的眉飞色舞和轻嗔薄怒也相当讨喜。两个人其后还合作演唱了该剧的片尾曲《糊涂的爱》，拍成mv在电视台反复播放。那时候还不流行“偶像”的说法，但以他们的人气而论，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偶像派。
王志文在之前已经演了很多片子，这部戏让他冲上云霄。王志文说：“关键是剧本好，没有废话，无可挑剔，之所以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写了男女之间不变的情感。我和江珊第一次配戏有点偶然。我1988年分配到中戏任教，本来要带她那个班，因为我可能不太爱好教学工作，没带成。但我们认识了。宝刚是我好友，他要拍《过把瘾》，要找个有感觉的女演员演杜梅，我说她不错。大家见了一次面，就这么成了。”
其后的十几年间，王志文修炼成了中国最具爆发力和表演弹性的男演员。他能演《刑警本色》里的瘦削但气势逼人的警察萧文，也能演《墨攻》里的无道昏君梁王，既能演《黑冰》里性格复杂的毒贩子，也能演《国家干部》里眼里不揉沙子的好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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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的方言颇有点浪子气质，生活中的王志文也不是“省油的灯”。王志文1984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在校结识了长他两级的林芳兵，发展了一段校园恋曲。林芳兵早在八十年代就已是明星，她最著名的角色是陈家林导演的电视剧《唐明皇》里的杨贵妃。1988年的夏天，王志文从电影学院毕业，与女演员潘婕相识、相恋。潘婕是老影星黎莉莉的外孙女，她承认与王志文有过“很单纯的感情”。1990年前后，徐帆在中戏上学期间，曾是中戏教师王志文的恋人。1991年，王志文与许晴参演了潘小杨导演的电视剧《南行记》，后又合演赵宝刚导演的《皇城根》，开始了一段著名的恋情。俩人分分合合，好比他们主演的热门剧《东边日出西边雨》。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2008年，42岁的王志文与小他十多岁的金领陈坚红在上海成婚，不久后喜得贵子。
在《过把瘾》片头中，赫然写着王志文和江珊“领衔主演”，这在以前是港片的专利，内地还是头一回见。接下来的“主演”是四个：“潘佑军”赵亮，“贾玲”刘蓓，“钱康”李诚儒，“韩丽婷”史可。刘蓓和李诚儒这十几年来老有叫得响的作品。《过把瘾》之后，刘蓓的星路和冯小刚紧紧联系在一起，刘蓓当时的先生张黎则是冯小刚的御用摄影师。在冯氏贺岁片开山之作《甲方乙方》和冯氏带有自传性质的婚恋片《一声叹息》里，她都是女主角。后来，张黎闯进电视圈成为重要的电视剧导演，刘蓓主演了他的《军人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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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李诚儒最初曾在央视的《西游记》剧组里做剧务，是杨洁导演手下的得力工作人员。后来下海经商，倒腾服装，但心里还惦记着演戏。后来，他遇到自己学表演时的同学赵宝刚，以客串的形式开始拍戏。通过《编辑部的故事》和《过把瘾》，李诚儒在圈里站稳脚跟，于是下定决心停下生意，重新成为一个演员。
赵亮是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叫我一声哥，我就泪落如雨》中，他和刘威演一对儿患难兄弟，说的是金钱惑乱人性的事。在林兆华导演的话剧《厕所》里，他演一个看厕所的工人。这个戏结构类似于《茶馆》，以厕所为舞台反映世道的变迁。此外，他演过电视剧《玉观音》里的刘明浩、《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都是不太抢眼的配角。《过把瘾》里的潘佑军是个婚姻失败者，他是方言的军师，也是方言的镜子。他一张嘴就带彩儿，跟“玛莎”那段爱情最有喜剧效果。
史可是巩俐在中戏的同班同学，她长相洋派，却把小有心计的家常妞“韩丽婷”演得很到位。《四世同堂》里汉奸冠晓荷的扮演者周国治，演了方言单位的“主任”。他阴着个脸，老想说方言两句。他“吱喽吱喽”地喝着茶，方言恨得牙根儿发痒。喜剧演员常兰天演了方言的邻居，小心翼翼地上来请他把不要用噪音扰民。
（4）强悍的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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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小说改编电视剧不多，因为他的长篇不多，中短篇居多，更适合电影改编。郑晓龙早年间拍过王朔的《空中小姐》，再就是《过把瘾》，《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都是直接写的剧本。王朔通过影视影响大众，瓦解了正襟危坐的保守观念，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视角。
需要大说特说的是编剧李晓明。一般人光知道《过把瘾》是王朔的作品，岂知李晓明的功劳一点儿也不小。首先，王朔的创作本就受李影响甚大，比如《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扮成巴顿将军过把瘾的创意就来自李晓明，后来被冯小刚拿去拍了《甲方乙方》。“会弹巴赫的盖世太保风度翩翩地去拜访巴黎市民”也是李晓明的段子。再说，《过把瘾》从王朔小说变成电视剧，味道已全变了。语言狂欢没了，俏皮话一句是一句了。小说里的刺痛感没了，王朔笔下方言和杜梅的婚姻是愁云惨雾的、绝望无解的，但到了李晓明和赵宝刚这儿就成了不伤大雅的纠纷和玩闹，分分钟就能雨过天晴。把《无人喝彩》加进来，消解了《过把瘾就死》的残酷气息，过完瘾以后不死了，经历风雨后见着彩虹了。把《永失我爱》加进来，为了悲剧而悲剧，着实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说白了，三部王朔加起来已经不是王朔，赵宝刚和李晓明完成了对王朔的大众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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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明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资深编剧，33岁时写了《渴望》。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写，《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像雾像雨又像风》、《东边日出西边雨》、《一年又一年》、《欲望》……，500多集，1000万字，全部投拍，把把有响。这样一个功勋编剧，做人却尤其低调。有人这样描述他：“多年来，此人对外提供的手机号码、呼机号码不过是一串毫无意义的该死的数字。除非他想找你的时候。这家伙一直令许多找他的人牙齿痒痒”。 他自己的说法是：“我喜欢自由的生活，在家呆着是常态，喜欢和自己较劲。作为职业编剧，就像装修公司，以不变应万变，什么题材都要写，但不能太机械地体验生活，要保持一个和普通观众一样的心态。”
有意思的是，由于当时的保守派对王朔作品中的“痞气”心存忌惮，《过把瘾》被放在了晚上十点半后播出。然而，真正的好东西是不怕“穿小鞋”的，观众从大量的电视垃圾中精确地发现了这颗珍珠，进而形成了罕见的“午夜效应”。这件事可以视为一个冷冷的提醒：以导师自居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大众总能突破重重阻力找到自己中意的东西。
文/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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