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当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完成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下简称《卢布廖夫》）后曾被记者问到“您觉得当代电影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他回答“最重要的是真实。如果艺术家放弃了对真实的探索，就会对他的艺术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真实性是艺术家的目标”。

“真实性原则”贯穿于电影的方方面面:从开始的剧本到演员的经验，再到摄像的忠实以及剪辑的本真，而在塔可夫斯基七部电影中，最为真实的便是《卢布廖夫》。这种真实感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还包括属于真实的时间流。除了真实的可信外，塔可夫斯基电影中永远无法回避的还有对宗教信仰的永恒追问。

《卢布廖夫》讲述了大约公元1340年左右一位圣画师卢布廖夫完成《圣画像》的故事，导演用近乎真实的影像记录还原出这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其中最为可信的便是“真实感”，同时又将故事的主旨指向了对于俄罗斯宗教根源与走向的探究。

这部影片不同于上部《伊万的童年》半途而废，被迫承接，而是塔可夫斯基真实内心想法的忠实呈现，他独立自主完成了整部影片的策划、剧本、导演，并获得了多项殊荣。但在获得国际认可的同时，这部影片因为情景较为独特无法被当局所接受，所以一直推迟到1971年才获得公映。塔可夫斯基也处于被“封杀”的状态，无法继续拍戏，开始更深入地探寻人类精神信仰与社会底层冲突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状态恰恰正是《卢布廖夫》影片中深入映射的宗教主题的延伸。

《卢布廖夫》表面上看是一位圣画师的故事，却直接表明了俄罗斯历史进程中宗教信仰的启蒙与发展，构成了俄罗斯文化中最为深奥的元素。在我看来，这是塔可夫斯基七部电影中最晦涩难懂的一部，影片分为《序幕》、《流浪艺人》、《费奥凡?格列克》、《安德烈的激情》、《节日》、《末日审判》、《入侵》、《沉默》和《钟》九个部分。卢布廖夫作为主角并没有全程出现，塔可夫斯基称“即使他没有出现，剧中仍然散发着他的精神，我们依然可以嗅到他与周遭的世界互动的氛围”。由此可知，卢布廖夫只是俄罗斯宗教精神的一个化身，他的故事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尤其是引发关于宗教信仰的话题讨论，可以说，他只是一个楔子，塔可夫斯基更想表达人物背后关于信仰的探讨。

今天，我就从东正教的索菲亚情结、圣徒的启示意义和救赎的弥赛尔意识三个部分深入地解析一下这部影片中关于俄罗斯宗教含义的起源与延伸，只有真正领会到塔可夫斯基想要隐含的宗教内涵，才能看懂他电影中那些深奥难解的故事内涵。

01、索菲亚情结：从圣母崇拜到上帝万能，从俄罗斯多神教到与东正教的融合，构成卢布廖夫心中的至高信仰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运而生，其归根结底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思想往往与神秘力量紧密相关，它超脱世俗与自然，不断地发展演进，从最早的自然崇拜到神灵崇拜，从多神并存到一神独高，其中的教义、习俗与历史进程的思想变化一脉相承。

索菲亚在古希腊语中有“智慧”之意，在俄罗斯古代圣画中，索菲亚经常象征着民族的保护神，反映出圣父和圣子的荣耀，索菲亚既可以视为圣父的女儿，也可以看做圣子的姐妹或妻子，可以说，索菲亚等同于上帝，他见证着万物的创造与繁荣，由此揭开俄罗斯关于宗教的面纱，也成为卢布廖夫绘制《圣画像》的缘起。

早期的俄罗斯民族属于东斯拉夫人，有多神教传统，在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崇拜其实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俄罗斯多神教中含有对女性的广泛崇拜，神话故事中女性与大地联系到一起，象征博爱与宽厚，女性不仅延续着人类的生命，还是生命中最为崇拜的始祖神。在西方东正教传入俄罗斯之后，民族文化与融入到东正教之中，在《卢布廖夫》中的《末日审判》一章中就有基督教与多神教融合的场面，卢布廖夫见证了异教徒的狂欢，这其中蕴含着肉体狂欢的疯癫描述，被卢布廖夫所不耻，在东正教看来，女性是至高无上的神，不应该如此亵渎，所以即使有美女诱惑，他始终不为所动，表现出一位圣教徒应有的气概。

塔可夫斯基深受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东正教认为每个人都要面对末日和死亡而活，尽管俄罗斯一直保守战乱的痛苦，但在东正教来说苦难正是上帝对于人类的考验和修行，只要坚持信仰，必定会战胜困难。本片中东正教索菲亚情结的开端正是父母对塔可夫斯基东正教教义的不停灌输，塔可夫斯基所有的思想根源都来源于他的童年和家庭，他曾说过：

“我对自己的童年记得很清楚。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年代。童年的印象对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我长大成人。那时我和妈妈、姥姥、妹妹一起生活，家里没有男人，这实际上影响了我的性格”。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童年记忆是性格成长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塔可夫斯基的人生经历来看，这种思想的延续并非个例，而是历史进程中宗教融合下必然发生的一种宗教演变。在随后的电影《镜子》大纲中，塔可夫斯基写下了一句话“亲爱的妈妈，你是这一切的发端者”，表明母亲对于塔可夫斯基独特的重要性，而在《卢布廖夫》中，这种思想已经不言而喻。

在《入侵》一节中，执政大公与鞑靼勾结，共同攻陷弗拉基米尔城，鞑靼疯狂的屠城让百姓流离失所，首先破坏的便是象征精神信仰的教堂，妄图在思想上达到“入侵”的目的，卢布廖夫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画师，竟然为了保护一位“疯姑娘”举起了斧头，杀死了一位意图谋害的同胞，这是明显违背基督教“十诫”要求的，也由此造成了卢布廖夫精神的困扰。此时这位疯姑娘扮演的便是“圣母形象”，她的出发点便是牺牲和救赎，让卢布廖夫真正体会到信念与博爱，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

02、弥赛尔意识：以卢布廖夫形象暗喻耶稣的牺牲和救赎，表明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对人生意义的追寻

弥赛尔是上帝创世之前制作的七个事物之一，也就是受膏者（上帝选中之人）。在帝王登基或任职时，有一个仪式，便是为他涂抹膏油，以此象征上帝的恩赐，这也构成了长久以来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内核。弥赛尔意识也被成为普世主义情结，意味着牺牲与救赎。

纵观全片，卢布廖夫正是如同耶稣一样“舍生取义”的象征。耶稣就是弥赛尔本尊，他以自身的牺牲来清洗世人的罪责，将恩泽洒遍人间。卢布廖夫具有俄罗斯宗教信仰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忧国忧民，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发展。在内心深处，卢布廖夫有着宏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他愿意用画笔来武器，承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影片以他的名字命名体现出的正是塔可夫斯基对于这一深远思想的布局谋篇。

他曾说“我的每一部电影都透过某种形式，主张人类并非孑然孤立地被遗弃在空荡的天地里，而是藉着不计其数的线索和过去与未来紧密相连；每个人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打造了他和全世界、乃至于整个人类历史之间的镣铐。而我们既希望每一个别的生命和每一个人的活动都具有实质的意义，个人对整个人类生命进程所负有的责任，实在无限重大”。

影片描述了卢布廖夫的24年生涯，他经历了屠杀、瘟疫、毁灭，这些如同地狱的场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命运的缩影，个体如何影响历史进程是本片重点讨论的核心，卢布廖夫信仰东正教，他不断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从迷茫到绝望，甚至丧失活下去的信心，但最终他还是领域到了上帝的旨意和艺术的美妙，精神上的重生带来了身体的复苏，他从拒绝说话到拒绝作画，这与之前在修道院修身养性的淡然态度形成截然反差，只有在惨淡的人生中才能透视人生的冷漠与无情，而他在教堂念出的诗句，正是他内心的写照：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无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正是因为对信仰的虔诚和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寻，卢布廖夫才能最终完成了《圣像画》，他代表着对完美艺术的追求，也是无助个人通过信仰得到皈依，解除困惑的最生动展示。影片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鲍里斯，瘦小无力的鲍里斯完成了铸钟的责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在精神上高度自信，与卢布廖夫在身份上具有同一性，也就是影片中隐藏的圣徒身份。

03、圣徒形象：宗教的不可侵犯与艺术的至高无上，卢布廖夫与鲍里斯象征宗教信仰对精神的振奋作用

圣徒作为虔诚信奉上帝的典范，在11世纪的欧洲以拯救世人的修道士形象出现，无论从外表还是生活状态上，他们始终保持着隐居的淡泊生活。圣徒要秉承禁欲修行的准则，才有可能在死后得到上帝的承认，往生极乐世界。

影片中的鲍里斯和卢布廖夫正是圣徒形象的化身，鲍里斯的名字本身就有极强的现实映射含义。在历史上，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两位儿子在争夺王位时死去，一位名叫鲍里斯，一位名叫格列布，两人同为圣徒，他们的死是为了阻止世人更多的恶性，因此成为基督教宣传的典型案例，据说两人死后遗体完整，面容慈祥，散发香气，为其神圣性增添了典型的神秘色彩。鲍里斯名字的使用正是塔可夫斯基表明其圣徒身份的直接依据，而他在影片中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开始，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掌握铸钟的技术，而他无意间发现了黏土更像是冥冥之中的无形安排，当最终巨大的钟铸成，他无力地瘫坐在钟的旁边，钟在东正教中常常代表“警钟长鸣”，也即时刻保持内心的警醒，对于卢布廖夫类精神困顿的迷失者尤为重要，鲍里斯充当的便是敲钟人的角色，他的成功不但让卢布廖夫开口说话，还说出这样的话语

“我们一起吧，你铸钟，我画圣像，我们一起到三圣教堂去，这是对人们多好的节日，你创造了这样的喜悦”。

显然，鲍里斯作为圣徒之光不仅象征着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还有拯救世人于危难的提醒作用，圣徒在行为和精神上应该为世人做出表率，卢布廖夫与鲍里斯的携手前行则象征着共同赴难的勇气和决心，这种精神正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来源。

在俄罗斯，卢布廖夫的苦修主义一直是最基本的教义，圣徒就应该是苦行僧，鲍里斯丝毫不像传统西方电影中刻画的高大伟岸，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英雄形象，而是牺牲与奉献的代名词，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根基其实正是俄罗斯民族的立国之本。

塔可夫斯基传承了俄罗斯文化中的圣徒形象，让其鲜明地象征着宗教信仰对精神的振奋作用，在其思想深处，他将艺术家的责任等同于上帝的使命，利用艺术创造创造出一种真实的场景，不是自我表达的需要，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从这个维度来说，塔可夫斯基对东正教的信仰可谓虔诚至极，也在随后的作品中展露无疑。

塔可夫斯基作为宗教的信徒，用电影艺术来丈量整个世界，他渴望通过电影达到交流的目的，成为一名虔诚的传道者，搭建起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桥梁，将上帝的旨意传遍人间。《卢布廖夫》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究可谓深入至极，在今年意大利刚上映的纪录片《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中祈祷》中，他称“电影界对这部电影评价很高，我对此感到十分意外，因为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拍了个什么”。在我看来，宗教已经成为塔可夫斯基生命的一部分，从小到大的宗教熏陶已经让他产生了远高于常人的直觉感，并推动着他对于宗教内涵的不断剖析。

电影作为一种表现形式，赋予了塔可夫斯基更多的表达欲望和方式，表面上看这部电影相当的晦涩难懂，但如果了解到塔可夫斯基对宗教的虔诚，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而如果想和他进行思想的对话，最好的方式便是欣赏一下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