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听申明的话》是由三池崇史执导的一部惊悚片，在风格上它很像《大逃杀》、《真实魔鬼游戏2015》，将电影背景架空在一场死亡游戏之中，要想生存下去，活到最后就必须要靠超乎常人的体力、智力、勇气和运气完成神明定下的游戏。

这种残酷的手法不经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看的另一部惊悚片《告白》，用女主复仇的自白，一步步将谋害者的生活化为地狱最终死亡。导演用一种绚丽极端的方式，呼吁影片观众要注意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与法律完善，引人深思。《要听神明的话》与《告白》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下面就听我细细讲述“死亡游戏”背后导演想要控诉社会压力大的残酷事实。

无聊的高中生活：丧文化盛行的日本

男主角舜生活在一所普通的高中，每天过着倍感无聊的生活，整日里就是参加着提不起兴趣的社团活动，刷着手机，靠低级社交消磨时间。直到有一天达摩玩偶从天而降，正在讲课的老师脑袋爆开了花，他才明白这个世界已经悄然改变了。

如今的日本社会处于一个低欲望状态，当代的年轻人似乎迷失了上进心，对什么事情都无法提不起兴趣，不想结婚、不想工作。诸如高失业率、高自杀率与人口负增长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冷漠的人心映射出阴暗残酷的社会现实。

似乎导演认为这样一个无趣、没有活力的社会应当来一场大改造，于是“神明”从天而降，它用一种扭曲残酷的方式改写社会。当这群高中生面临着危险的死亡游戏时他们才明白原来曾经一直抱怨的无聊生活是那么的珍贵，曾经不以为意的生命在危难面前是多么渺小。

• 日本学子的宽松文化

日本学生的竞争意识的确很差，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被名“为ゆったり教育”（宽松教育）的大环境之下。每天除了上几个小时的课，多出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参加社团活动，也可以选择打工。相比于初高中晚自习可以上到10点，几周才有一天休息日的中国，日本学生可以用懒散放养来形容了。

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大相径庭。日本大学招生的名额在总体上是多于报考考生数量的，所以日本学生几乎没有升学压力。而中国的升学制度则给人一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中考先刷去一部分人，高考则只有一半的考生有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这其中还不包括自愿放弃升学的学生。

所以说日本学生很容易养出一种“咸鱼文化”“丧文化”，考试容易、学习快乐，社团活动丰富多样。相比于一直为招生名额不达标而苦恼的大学，日本学子几乎只要稍微读读书就可以考上大学。甚至由于社会少子高龄化的原因，日本是处于劳动力紧缺状态，哪怕你不去企业单位工作，靠着每天打临工也足够养活自己。

• 反差极高的社会压力

轻松的升学制度、简单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日本死亡率还会居高不下呢？这就不得不提日本人的生活压力来源——跨越阶层难。

我认识一个东京的朋友，30来岁，是个长得十分帅的小伙子，每个月大概能有19万日元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12567元。一旦扣除养老保险、房租水电和各种生活费以后就只能剩下1-3万日元，折合大约600-1800日元。没有女朋友也不敢找女朋友，因为一旦结婚打工的收入是绝对无法养活两个人的。他和我说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从毕业以后换了无数工作，发现还是当初因为不感兴趣的电车维修工作最适合自己。

日本的房租并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低，很多人单身不结婚往往就是负担不起那样的高额生活，从而选择了放弃。可这些隐性的社会压力，日本人在学生时代根本无法体会，唯有踏入社会，进入了那残酷游戏之中才会深有体悟。

神明的死亡游戏：残酷的社会竞争

潜在的生活压力让日本人不敢结婚、不想工作，高压高自杀率成了日本社会的常态。

当然也有人企图挑战这种社会现实，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但这就不得不面对一场社会竞争，其中的压力或许就和电影中表现的一般“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功存活”。

《要听神明的话》中的闯关游戏稍不留神就会一命呜呼，不仅考验人的体力、智力、想象力甚至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类似运气一样的东西，其实这一切都与现实中我们的人生轨迹有所对照。如果看到这个层面，你就会觉得这部电影还算有些营养。

如果想要跨越阶层，那么定然不可以从小接受宽松教育，而是必须要考一所非常好的升学学校，然后考进最好的大学才可以。

• 与宽松教育相对立的私校教育

在日本是存在私立学校的，这种学校并非以素质教育为主，他们更加看重分数，会以升学作为第一目的，一切都以通过考试为主。这种学校的教学模式绝不会比中国类似学校逊色，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的。

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上培训班，并且参加报考了六所私立学校，缴纳报名费、三年的学费、教材书本费、模拟考试费等等，大约要花去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2万元。私立学校6年年下来大概要1000万日元学杂费，但即便如此，想要挤破头进入好私立学校的人依旧大有人在。更加阴暗的现实是，很多鼓励宽松教育的日本政治家却通常将自己的孩子送进这种以考东京大学为目的努力的私立学校，试想一下，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才可以和别人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呢？

• 工作垄断的圈子文化

日本人非常讲究圈子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一所好的大学就决定了你今后的整个社会生涯。一家公司专门从特定的几个学校招录学生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日本重要的中央省厅，譬如财务部、经济产业省、法务部等等，基本上最高官僚职位都被东京大学一所学校所垄断。

真的是印证了那句“东京大学以外的学校都不配叫大学”，纵览近10任财务部任事官如盛荣二郎、真砂靖等人，全部毕业于东京大学。最后能成为精英还是泯然众人，这一切似乎都取决于升学考试，太多人为了专门考东大而不断复读重考。这一切是不是和《要听神明的话》中的死亡游戏有些异曲同工呢？

东京大学每年招生人数就那么多，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轮到你，我们可以看到的比拼是智力、体力、勇气，看不到的是财力、运气和背景。总结下来，日本社会是一个可以让普通人靠着打工也能活下去的社会，丧文化、不结婚不工作理念的流行并无道理，但如果你想要跨越阶层、出人头地，那么这就需要你参加一场不亚于“神明定下的死亡游戏“难度的竞争。

吊诡手法的控诉对象：社会压力

影片结尾时，有两位学生通过了游戏，成为了神之子。没有人知道这一切的改变是好是坏，也没有人知道结局会是如何。就这样在高潮之处，《要听神明的话》戛然而止，似乎导演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呼吁日本社会能够有人来改变现状。

大约是19世纪的时候，那些来访日本的西方人评价这个民族实在太懒散了，根本无法积累财富。100年过去了，那些曾经懒散的日本人创造了震惊西方的过劳死。

在日本加班是非常自然的事，在经济衰退的20年里，日本人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显得更加勤劳、辛苦些，如果经济再滞胀20年，我真的很难想象国民的心理素质会被磨灭成什么样子。三池崇史导演用一场死亡游戏的方式，让接受宽松教育的学生提前接触到了残酷的社会竞争，虽然这种艺术表达很绚丽抽象，但的确有呼吁人们做出改变的意思。

要想出人头地的活下去，体力、智力、勇气、运气都必须要超越常人才行，但真正在游戏中活下来的只有两人，这也对应了社会圈层跨级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晴天时记得修补屋顶，不要等困难来临才抱怨社会的残酷。

宽松素质教育与私校文化针对的人群和目的都不一样，无法直接比对哪种更好，只是如果让所有人在大环境中温水煮青蛙，这一定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反差失落感。人口少子高龄化、高失业率高自杀率、丧文化流行，这些都是导演想要控诉的对象，他希望学生们可以提前意识到社会形态，能够增强竞争意识，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所作为，改变这种教学现状。

比起在无聊中消耗尽所谓的散养教育，我认为懂得未雨绸缪才是最好的。时间充裕时，提升自我能力，衣服富足时，积蓄钱财，工作轻松时，保持学习，这样才能在遇到高压反差时，相对而言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可惜的是人们更加容易缺乏的是危机意识，缺少一把像”死亡游戏“一样的猛火，唤醒人们对生活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