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李的遗嘱》：一场被神性与癫狂撕裂的女性史诗
在2025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布拉迪·科贝特编剧、莫娜·法斯特欧德执导的《安·李的遗嘱》（The Testament of Ann Lee）以其极具挑衅性的宗教寓言姿态登场。影片以18世纪英格兰为背景，聚焦震教徒（Shakers）创始人安·李——一位被追随者奉为“基督二次降临之女性化身”的真实历史人物。然而，这部130分钟的电影并非传统传记片，而是一场融合歌舞、历史与精神分裂式叙事的沉浸式仪式，试图用影像重构一个女性如何在父权秩序崩塌的缝隙中，以“神圣疯狂”建立自己的神国。
阿曼达·塞弗里德饰演的安·李，彻底颠覆了她过往温婉的形象。她的表演不是“演绎”，而是“附体”——眼神时而空洞如先知，时而炽烈如殉道者。影片开篇即以一场监狱中的舞蹈场景定调：铁窗之下，安·李赤足旋转，身体剧烈震颤，口中吟唱着无人能解的圣歌。这种“震颤”（Shaking）正是震教徒得名之源，也是全片的核心隐喻：当语言失效、理性崩解，唯有身体的震颤能通向神性。导演莫娜·法斯特欧德大胆采用70mm胶片拍摄（尽管原始素材为Super 35），赋予画面一种近乎触觉的颗粒感——尘土飞扬的谷仓、潮湿阴冷的牢房、烛光摇曳的集会厅，每一帧都弥漫着肉体与信仰摩擦出的静电。
剧情并非线性推进，而是以“遗嘱”为结构框架，穿插安·李生命中的关键节点：她在曼彻斯特纺织厂的苦难童年、被迫婚姻中的性创伤、因异端言论入狱的经历，以及最终带领信徒横渡大西洋、在美国建立乌托邦社区的壮举。但影片最震撼之处，在于它对“贞洁”与“性”的悖论处理。震教徒主张绝对禁欲，认为肉欲是原罪之根；然而安·李却宣称：“只有彻底臣服于净土的性爱，才能通往神性圣殿。”这句话看似矛盾，实则是影片的精神内核——她所反对的并非性本身，而是被权力与占有玷污的性。在一场极具争议的歌舞段落中，信徒们身着白衣，在麦田中以缓慢的肢体交缠模拟“无欲之爱”，配乐却是诡异而庄严的圣咏。这不是情欲的释放，而是对情欲的献祭。
托马辛·麦肯齐饰演的Mary与刘易斯·普尔曼饰演的William构成信仰的两极。Mary代表盲目的虔诚，她将安·李的每一句话奉为神谕，甚至愿意为“净化”而自残；William则象征理性质疑者，他不断追问：“你究竟是先知，还是疯子？”而马修·比尔德饰演的James Whittaker——历史上真实的震教第二代领袖——则暗示了宗教运动在创始人死后必然面临的制度化与异化。影片结尾，安·李病逝前留下“遗嘱”：不要建教堂，不要写经文，只要继续跳舞。可镜头一转，我们看到信徒们已开始雕刻她的雕像，背诵她的语录——神性再次被收编为权力。
6.0的评分与颁奖季全面落选，恰恰印证了本片的“不适性”。它拒绝提供廉价的共情，也无意美化宗教领袖。相反，它逼迫观众直面一个尖锐问题：当一位女性宣称自己是神，她是解放者，还是新的暴君？影评人“病没友”称其为“异端的狂欢”，而公众号“神棍糊”则从中读出“圣洁性爱”的救赎可能——这种两极分化的反应，正是影片成功的证明。
《安·李的遗嘱》不是一部让人“喜欢”的电影，而是一部让人“无法遗忘”的电影。它用歌舞包裹苦修，用美掩盖痛，最终在银幕上完成了一场献给所有被历史抹去姓名的女性先知的安魂曲。正如那句贯穿全片的低语：“我不是女人，我是真理的容器。”——而容器一旦破碎，真理便散落成千万种解读，其中每一片，都映照出我们自身的恐惧与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