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角》（1995）：被遗忘的港产黑色寓言，一场父权崩塌下的亡命悲歌
在杜琪峰浩如烟海的电影履历中，《死角》几乎是一颗被时间尘封的暗星——一部仅83分钟的电视电影，没有院线排片，缺乏主流关注，甚至至今未给出评分。然而，正是这部看似粗糙、预算拮据的异国黑帮片，却以惊人的叙事密度与情感张力，勾勒出一幅关于亲情断裂、身份迷失与命运闭环的残酷图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爽片”，而是一则包裹在动作外壳下的存在主义寓言。
故事始于一个被放逐的父亲：王达龙（曾江 饰）。二十年前因黑白两道追杀，他仓皇逃往多伦多，从此沦为无国籍的黑市居民。靠经营地下赌档积累财富，却也彻底缺席了女儿王秀明（邵美琪 饰）的成长。当他终于决定回归父职，不惜冒险参与白粉交易只为给女儿一笔“补偿金”时，命运早已为他设下死局。交易失败，他背叛黑帮头目Tony（骆应钧 饰），换来的是见面即死的结局——就在父女重逢的瞬间，他被当街枪杀。
这一幕极具杜氏黑色美学：温情尚未展开，暴力已骤然降临。父亲之死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惩罚——他试图用金钱赎回亲情，却忘了自己早已被排除在“合法父亲”的序列之外。更讽刺的是，他留下的唯一遗产，不是钱，而是一卷记录凶手行凶的胶卷。于是，责任与罪孽转嫁到两个边缘人身上：龙的手下富仔（郭晋安 饰）与从未认父的女儿秀明。
影片后半段由此转入亡命公路模式。但杜琪峰并未落入俗套地渲染英雄主义，反而将两人置于近乎荒诞的逃亡境地：语言不通、身无分文、信任脆弱。他们吃草莓连梗带泥吞下，赤脚奔逃于雪地与废弃工厂，每一次喘息都伴随着死亡逼近。这种“去浪漫化”的处理，恰恰凸显了底层人物在系统性暴力下的无力感。富仔不是硬汉，秀明亦非花瓶——她冷峻、倔强、拒绝怜悯，甚至对父亲之死毫无悲恸，只有一种被命运强行拖拽的愤怒。
而郭晋安饰演的富仔，则是全片最令人心碎的存在。他忠于旧主，却无明确信念；他保护秀明，却不敢越界生情。正如短评所叹：“男女主居然没有爱情那段太遗憾了！”——但这“遗憾”恰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在生死边缘，爱情是奢侈的。他们的关系始终停留在“共犯”层面，一种由外部暴力强行缔结的临时同盟。正因如此，当富仔最终头朝下溺毙于水箱之中（据说郭晋安实拍浸水数分钟），其死亡才更具悲剧重量：他不是为爱牺牲，而是为一个本不该由他承担的因果殉葬。
Tony作为反派，亦非脸谱化恶人。他的追杀逻辑清晰而冷酷：你出卖我，我灭你全家。这种黑帮伦理的绝对性，反衬出王达龙“父爱”的自私与天真。他以为金钱能弥补二十年空缺，却不知在江湖规则里，背叛比亲情更致命。
《死角》之“死角”，既是地理上的异国绝境（多伦多冬日的灰白街景构成压抑底色），更是人物命运的无解困局。父亲想赎罪却送命，女儿拒认亲却被卷入，手下讲义气却成替死鬼——无人能逃出这个由过往错误编织的闭环。杜琪峰在此尚未形成后来《枪火》《PTU》那般极致的形式美学，但已显露其核心母题：人在宿命前的徒劳挣扎，以及暴力如何轻易碾碎微弱的人性微光。
值得玩味的是，影片拍摄于1995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王达龙作为“无身份者”流落海外，秀明作为新生代对父辈历史彻底疏离，或许暗合了当时港人对身份认同的集体焦虑。而杜琪峰选择在加拿大取景，更让这场黑帮恩怨带上了一层文化失根的隐喻。
如今回看，《死角》或许画面粗糙、打戏简陋，但它的情感内核却异常锋利。在一个热衷于“爽感”与“反转”的时代，这样一部敢于让主角全部死去、不留希望余地的电影，反而显出一种近乎古典的悲怆。它提醒我们：有些错误，一旦铸成，便是真正的死角——无路可退，亦无路可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