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一场以芭蕾为名的权力献祭，美墨边境下的爱情幻觉
2025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名作品《梦想》（Dreams），由墨西哥导演米歇尔·弗兰克自编自导，杰西卡·查斯坦与芭蕾舞明星伊萨克·埃尔南德斯联袂主演。影片表面上讲述了一段跨越国界、阶级与文化的禁忌之恋，实则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权力寓言——在“梦想”二字的浪漫外衣下，包裹着移民困境、性别政治与结构性暴力的残酷内核。
故事始于墨西哥青年Fernando对“美国梦”的执念。作为一名天赋异禀的芭蕾舞者，他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恋人Jennifer——一位白人社交名媛、慈善家，同时也是上流社会规则的完美化身。他相信她的爱能成为他跨越边境、实现艺术理想的通行证。于是，他孤注一掷，在偷渡途中几近丧命，只为奔向那个被许诺的“共同未来”。
然而，当Fernando真正踏入Jennifer的世界，幻想迅速崩塌。他的存在不仅未被接纳，反而成为她精心构筑生活秩序中的“异物”。Jennifer表面温柔支持，实则处处设限：她为他安排住所、控制社交圈、甚至干预其舞蹈训练的方向。她的“爱”并非给予，而是占有；不是扶持，而是驯化。她需要的不是一个平等的伴侣，而是一个符合她审美与欲望投射的“异域艺术品”——性感、脆弱、依附于她，却永远无法真正融入她的世界。
影片最令人窒息的张力，正来自于这种看似亲密实则高度不对等的关系结构。米歇尔·弗兰克以近乎冷酷的镜头语言，拆解了“富婆与穷舞者”这一俗套设定背后的权力逻辑。楼梯上的性爱戏之所以被观众称为“最具冲击力”，并非因其情色尺度，而在于其象征意义：身体交缠中，是支配与臣服的无声角力。Jennifer在激情中掌控节奏，Fernando则在快感与屈辱间挣扎——这恰是美墨关系的微观隐喻：一方以“援助”“庇护”之名施予，另一方以“感恩”“顺从”之姿接受，却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主体性。
更值得玩味的是性别角色的反转。传统叙事中，男性常是权力的持有者，而本片中，Jennifer作为女性掌握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看似颠覆了性别秩序。但正如高赞短评所指出：“女性即便是关系里的上位，也要让位于男性生理上绝对的优势。”然而，影片进一步揭示：这种“生理优势”在结构性不平等面前不堪一击。当Fernando试图反抗、要求尊严与自主时，Jennifer轻而易举地动用法律、媒体与社交网络将其边缘化。最终，真正决定命运的，从来不是性别，而是阶级与国籍所赋予的系统性权力。
影片结局极具讽刺意味。Jennifer在舆论压力下选择“保护他们共同的未来”——实则是切割Fernando，回归她安全、体面的生活轨道。而Fernando，这位曾以身体为武器追求梦想的舞者，最终沦为一场短暂激情的注脚。他的“梦想”从未属于他自己，而是被消费、被规训、被抛弃的他者幻想。
《梦想》的悲剧性，不在于爱情的幻灭，而在于梦想本身的殖民性。它质问观众：当一个人的梦想必须依附于另一个体系的认可才能成立，那还是梦想吗？还是只是被允许存在的幻觉？
尽管评分仅5.7，部分观众批评其对美墨议题“流于表层”，但恰恰是这种“刻意直白的隐喻”，构成了弗兰克式的政治美学——他无意提供复杂的解决方案，而是将伤口赤裸呈现，迫使我们直视那些被浪漫叙事掩盖的暴力结构。在移民危机、文化霸权与身份政治日益尖锐的当下，《梦想》或许不是一部让人愉悦的电影，但它是一面照向现实的镜子，冰冷、锋利，不容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