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罗宾汉》：一场被时代默许的禁忌之恋，还是母女共谋的欲望陷阱？
2013年上映的传记剧情片《最后的罗宾汉》（The Last of Robin Hood）以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传奇影星埃洛尔·弗林（Errol Flynn）生命最后两年为蓝本，揭开了一段震惊19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丑闻：58岁的银幕“罗宾汉”与17岁少女贝弗莉·林恩（Beverly Aadland）之间长达两年的隐秘恋情。更令人瞠目的是，这段关系并非秘密——贝弗莉的母亲弗洛伦斯不仅知情，还主动促成、全程参与，甚至在弗林临终时默许女儿守在其病榻旁。
影片由理查德·格雷泽与沃什·韦斯特摩兰联合执导，凯文·克莱恩饰演风流不羁却日渐衰朽的弗林，达科塔·范宁化身天真又早熟的贝弗莉，而苏珊·萨兰登则精准刻画了那位复杂到令人不安的母亲弗洛伦斯。三人构成的三角关系，远非简单的“老少恋”可概括，而是一场关于权力、操控、幻想与自我毁灭的精密共舞。
故事始于1959年10月，弗林猝然离世，死于心脏病发作，怀中正是年仅17岁的贝弗莉。这一爆炸性新闻迅速引爆舆论，但影片并未止步于猎奇，而是通过弗洛伦斯面对记者的回忆式叙述，层层剥开这段关系背后的真相。弗洛伦斯曾是过气的舞蹈演员，一生渴望重返聚光灯下。当她发现女儿贝弗莉拥有成为明星的潜质后，便将全部野心投射其上。恰在此时，弗林出现了——这位昔日银幕英雄虽已酗酒成性、事业滑坡，却仍保有某种危险的魅力与残存的行业影响力。
弗洛伦斯没有阻止，反而主动安排女儿与弗林“约会”，从最初的试镜机会，到后来的欧洲旅行、同居生活，她始终以“监护人”身份合理化一切。影片最令人心寒的细节在于：弗洛伦斯并非被迫沉默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共谋者。她替女儿伪造年龄证明，对外宣称贝弗莉已满18岁；她在弗林家中安顿下来，以“助理”身份监视并维系这段关系；甚至在弗林健康急剧恶化时，仍坚持让女儿留在他身边，只因她相信这是贝弗莉通往星途的唯一跳板。
而贝弗莉呢？达科塔·范宁的表演微妙地呈现了一个被母亲洗脑、又被明星光环迷惑的少女心理。她对弗林的感情混杂着崇拜、依赖、恐惧与一丝真实的依恋。她以为自己在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实则早已沦为母亲野心与弗林暮年虚荣的双重祭品。影片多次展现她在镜子前模仿玛丽莲·梦露，暗示她对“明星身份”的执念并非源于热爱表演，而是对符号化成功的盲目追逐。
至于弗林，凯文·克莱恩赋予这个角色一种悲凉的颓废感。他不再是那个挥剑跃马的侠盗罗宾汉，而是一个被酒精侵蚀、被时代抛弃的男人。他需要贝弗莉的青春来确认自己尚未老去，也需要她的顺从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他清楚这段关系的荒谬，却无力挣脱——既无法抵抗诱惑，也无法承担后果。他的死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也是这场畸形关系必然的终点。
《最后的罗宾汉》之所以未能成为爆款，并非因其题材不够劲爆，而恰恰在于它拒绝煽情与道德审判。导演以冷静近乎疏离的镜头，呈现一个没有英雄、也没有纯粹受害者的故事。弗洛伦斯不是恶魔，她是被父权娱乐工业异化的母亲；贝弗莉不是无辜羔羊，她是被灌输错误价值观的共犯；弗林更不是反派，他是旧好莱坞神话崩塌后的残骸。
影片的真正批判对象，是那个默许甚至鼓励此类关系的时代结构。1950年代的好莱坞，年幼女星被“发掘”、被“培养”、被“拥有”是公开的秘密。制片厂制度下的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孩，往往被视为可交易的资产。弗洛伦斯的行为固然极端，但她的逻辑却深深植根于那个系统的规则之中——用身体换机会，用青春换资源，只要能成功，手段无关紧要。
今天回看《最后的罗宾汉》，其现实意义愈发尖锐。在MeToo运动席卷全球之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像贝弗莉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系统性剥削的冰山一角。影片结尾，弗洛伦斯面对记者质问时那句轻描淡写的“我只是想让她成功”，道出了多少“为你好”背后的控制与自私。
这或许就是《最后的罗宾汉》最令人不安之处：它讲述的不是一个遥远的丑闻，而是一面照向现实的镜子——当梦想被包装成牺牲，当爱被置换为利用，谁又能说自己从未在某个时刻，成为过弗洛伦斯、贝弗莉，或那个垂死的罗宾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