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艳遇》悄然上映。这部如今在仅获5.7分、被多数观众视为“猎奇老片”的作品，实则是一面映照1970年代华语电影对西方欲望想象的棱镜——它既非纯粹的情色片，也非正统的爱情喜剧，而是一场包裹着“异国风情”糖衣的性政治寓言。
影片讲述两位来自香港的普通青年（由吕奇与韦弘饰演）因偶然机会前往巴黎，在这座“浪漫之都”中遭遇一连串荒诞又暧昧的邂逅。表面上看，这是典型的“土包子闯洋场”叙事：语言不通、文化错位、情欲试探。但细究其结构，导演吕奇巧妙地将当时社会对“西方性解放”的迷恋与恐惧，投射到两个男性角色身上。他们既渴望融入巴黎夜生活的自由放纵，又不断被自身保守的道德框架所拉扯。这种撕裂感，正是1970年代亚洲社会面对全球化浪潮时集体心理的真实写照。
更值得玩味的是，影片前30分钟便大胆呈现了异装癖、同性调情甚至SM元素——这在1975年的华语电影中堪称惊世骇俗。短评中“在那个年代能够通过电影的前三十分钟展示异装癖，同性恋和SM内容，真的是勇于争先”的感叹并非夸张。彼时香港虽已进入相对开放的都市化阶段，但主流银幕仍以含蓄为美。而《巴黎艳遇》却借“巴黎”这一符号，将禁忌议题合法化：因为发生在“西方”，所以可以被展示；因为是“艳遇”，所以不必承担道德审判。这种策略，实则是以地理距离换取审查宽容。
女主角陈思佳饰演的角色，则成为这场男性幻想中的欲望客体。她神秘、主动、充满诱惑力，却始终缺乏真实动机与心理深度——这恰恰暴露了影片的局限：它用女性身体作为通往“现代性”的门票，却未给予其主体性。然而，若置于时代语境中审视，这种扁平化或许并非疏忽，而是刻意为之的叙事工具：她的存在，本就是为了测试两位男主角能否“跨越传统”。
影片结尾，两位主角带着“经历”返回香港，看似回归日常，实则内心已被不可逆地改变。这种“出走—体验—归来”的结构，暗合了当时大量港人对移民、留学、海外淘金的集体憧憬。巴黎在此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精神出口——一个允许你暂时卸下儒家伦理、释放本能欲望的乌托邦。而电影的真正讽刺在于：当他们回到现实，那些在巴黎被合理化的欲望，是否还能找到安放之地？
今天回看，《巴黎艳遇》的技术粗糙、表演夸张、剧情松散，但它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历史切片：在一个尚未完全拥抱现代性的社会里，电影如何通过虚构的“异域”来演练对自由、性与身份的想象。它不是一部好电影，却是一部重要的电影——因为它记录了一个时代如何笨拙又热切地，试图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再度将这座城市推向全球聚光灯下的时刻，《巴黎艳遇》意外地成为某种预言：巴黎从来不只是浪漫，更是混乱、矛盾与欲望的交汇点。而半个世纪前那两个站在塞纳河畔手足无措的香港青年，或许正是我们所有人在面对未知文明时的缩影——既向往，又惶恐；既想融入，又怕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