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一场精心编排的父爱幻觉，还是沙马兰式反转的又一次自我囚禁？
M·奈特·沙马兰的新作《陷阱》（Trap）自2024年8月上映以来，便在影迷圈掀起两极分化的激烈讨论。5.9分、IMDb仅2.9分，外网口碑崩盘，却仍有影评人称其为“好莱坞类型片最后的光辉”。这部由乔什·哈奈特主演的悬疑惊悚片，表面讲述一位父亲带女儿参加流行歌手Lady Raven演唱会的故事，实则是一场关于身份、操控与心理牢笼的黑暗寓言。
影片开场即以高饱和度的猩红灯光笼罩整个体育场，营造出一种近乎宗教仪式般的压迫感。观众尚未察觉异常，镜头已悄然将我们引入主角库珀（Cooper）的视角——一个温柔体贴、对女儿百依百顺的父亲。他为女儿Riley精心准备应援手幅，耐心排队安检，甚至在她紧张时轻声安抚。这种“完美父亲”的形象，在前30分钟被不断强化，几乎令人动容。
然而，沙马兰的叙事从不满足于表象。随着演唱会进入高潮，警方突袭封锁场馆，广播中反复播放“请所有观众留在原地”，观众才逐渐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出，而是一场针对连环杀手“屠夫”（The Butcher）的围捕行动。而这位“屠夫”，正是我们刚刚信以为真的慈父——库珀。
这一反转并非突如其来。沙马兰早在细节中埋下伏笔：库珀对安保路线的异常熟悉、他对人群流动的精准预判、甚至他随身携带的“医疗包”里藏有非医用工具。更关键的是，他与女儿Riley的互动中，始终存在一种微妙的控制感——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表演。他需要Riley相信他是好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父亲身份”作为掩护，逃离警方天罗地网。
影片最令人窒息的段落，发生在库珀试图从后台通道脱身时。他先是假扮工作人员，后又胁迫一名舞台助理协助逃亡，甚至不惜将无辜者推向警察以制造混乱。乔什·哈奈特在此展现出职业生涯最具张力的表演：眼神从温柔瞬间转为冰冷，语气从安抚变为威胁，肢体语言从松弛转为紧绷如猎豹。他不再是“父亲”，而是一个高度理性、冷血高效的逃亡机器。
但《陷阱》的真正“陷阱”，不在剧情反转，而在情感欺骗。沙马兰刻意让观众先共情库珀，再揭露其真面目，迫使我们在道德上陷入两难：我们曾为他的“父爱”感动，如今却要面对自己被操控的事实。这种观影体验本身，就是一场心理实验——我们是否也像Riley一样，被表象蒙蔽？是否也在现实生活中，轻易相信了那些精心包装的“好人”？
影片后半段节奏明显失控。当库珀成功逃出演唱会场馆，故事从密闭空间转向开放城市，悬疑张力迅速瓦解。原本精妙的“演唱会围捕”设定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老套的追车、躲藏、电话对峙。更令人失望的是，Lady Raven（由导演女儿莎莱克·沙马兰饰演）的角色沦为工具人，其“明星直播”元素本可深入探讨当代社会对流量与曝光的病态依赖，却仅停留在背景板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结尾再次尝试反转：库珀被捕后，竟向FBI侧写员坦白，自己杀人是为了“保护女儿远离这个肮脏世界”。他声称每个受害者都是“对Riley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这一说辞看似荒谬，却意外呼应了当代育儿焦虑——当父母以“保护”之名实施控制，爱是否已异化为暴力？可惜，沙马兰未能深挖这一命题，仅将其作为角色癫狂的注脚。
《电影手册》在812期评论中犀利指出：“沙马兰的陷阱，从来不是给角色设的，而是给观众设的。他让我们相信叙事，再亲手打碎它。”《陷阱》或许不是一部成功的惊悚片，但它确实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父亲”“英雄”“普通人”标签的盲目信任，也照见沙马兰自身创作的困境：他仍在重复自己的套路，却已失去当年《第六感》那种颠覆认知的力量。
最终，《陷阱》最大的讽刺在于：观众走进影院，以为要看一场演唱会惊魂记，结果却成了沙马兰自我表达的试验品。而那位站在舞台中央的Lady Raven，歌声空灵却无词——正如这部电影，形式华丽，内核空洞。真正的陷阱，或许是我们对“大师归来”的期待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