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 （图文无关）一名读者在书店里寻找文学书籍。 （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中国文人不爱谈文学与钱的问题。他们宁愿说我们不为钱而写作。我还会加上一句话：我不是为钱而翻译的！不过，这种态度会导致廉让君子某天陷入困境。困惑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困难大概是来自精神的、灵魂的。
每年我都会在国内外组织文学、文艺活动，所以我知道给来参加活动的文人找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领导艺术。我会成功吗？看情况。如果钱不够的话，我把我的稿费分给别人。活动有成就是最重要的。听众满意，这也算是一种“稿费”。
我还是应该承认，缺少报酬有时会把朗诵会或报告会弄坏了，搞变味儿了。我在这个方面有不少经验。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如果是在读学生请我参与他们开的沙龙，去作报告还是别的什么活动，我都同意他们不必发给我一笔钱。同学们的感激、快乐、激情就够了。我们都很满意。在北京、汕头，都是这样的。
但是除了学生以外，还会有另一种沙龙，我叫它“穷人沙龙”。在福利国德国，不少干部、官员等觉得“文化”应该是免费的。如果某个活动的海报需要什么照片，某个团体的组织者会喊同样的声音：摄影家不应该要稿费。跟文艺家谈判的时候，说服他们不要报酬，让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虽然有名的文人经常会同意，但我还是觉得是我而不是沙龙的老板丢脸了。
那么，如果有沙龙或大学请我，告诉我说他们没有钱，我怎么办？我装傻，我装作清高文人的样子。我就倒霉了！因为不需要支付报酬，人家的态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想：这个家伙不值一分钱，我们给他点儿脸色看看吧。因此他们开始不太礼貌。
有一次波恩城外的一个政治沙龙请我介绍我的诗歌。为了省下他们该给的路费，我骑自行车过去。因为要上山，我很累。到了之后，我更失望：一个美女一听我的作品，马上就走了。另外一个科隆来的作家全部否定我所谓的朦胧诗的价值。他甚至还说：我们早就决定了不再写这类的、难以理解的诗行。原来我在那里也想卖我的诗集，不过主人告诉我，最好让听众低价购买，他们应该得到好处。听到这句话，我明白我全部失败了。
另外一次是在波鸿大学，我更倒霉了。我在那里介绍我的十卷本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之一的《墨子》。好像我当时没有进入一个大学的教室，好像我到了法院了。因为我代表波恩学派，所以我的观点有一点极端，和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太一样。
听众好像都做起了起诉方或法官。诉讼很快结束了，结果是我犯过罪。本来我带来了我的书，都放在大的桌子上，想卖便宜一点。结果因为观点不同，连一个人也没有看一看、翻一翻。书孤独死了，而作者呢？作者沉默地回波恩了。讲座费没有。路费呢？哎呀，算了吧！为了35块欧元要填表，等几个星期。好像我不是来讲座的，而是给波鸿大学带来了假钱还是酸啤酒。因此反对是他们对我的态度。
文学与钱真的不能谈吗？我的第二本诗集获了奖，我收到了3000欧元。二十年前这笔钱还算不错。我高兴吗？不太高兴，因为出版商全部要这笔钱，他说他出了我的书，但出版过程中没有得到波恩这座城市的帮助或支持。当时我也出版了翟永明的译本，一个基金会给我1500欧元的翻译费，也很不错。同样的，出版商也要钱，我都给了。然后他来信告诉我，他将来不想再出版我的书，因为我的书为他赚不了多少钱。
写作、翻译在德国有时不但不赚钱，甚至等于赔钱。奥地利某一个小出版社出版了我第二本小说，让我给他们提供3000欧元。应该承认出的书很美，我还是非常满意的。不过，几年后出版社把剩下的书还给我。其实是卖给我，卖得很便宜。老板不再发行我著作的原因是销路不畅，他说不赚多少钱。他不是唯一一个，还有其他的出版社这么做。现在我家变成老书店，有近百本出版社未售出的我的作品。
但是书籍，还有我自己的书，就是我的生活。我也成为它们的一份子，也作为它们之中一本古老的书。
顾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