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转眼间寒假到了，有一天父母带着我去一位朋友家串门，此人姓王叫王庭合。当时十分了得。他家是开铁工厂的，家资巨富，王某与俄国人日本人都有交情。因为他是我母亲的粉丝，他爱听书，再三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碍于情面我们只好去了。他家住在沈阳的一经街，这趟街号称富人街，都是一栋一栋的小独楼。王家更是有气魄，住着一处蒙古包，所谓蒙古包就是一个房顶下面分着十几个房间，院子里有仓库有秋千架还有滑梯；使奴用婢足有十几口人。
王庭合是山东人，有时说话我听不太明白。但此人非常热情，他的两双儿女也非常热情，只是他的夫人有点酸，一副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样子，叫人挺讨厌。我们在他家吃了饭，大人在屋里闲聊，他的两双儿女带着我在院里打秋千，小孩们凑在一块儿无话不说，我是又讲包公案，又说呼家将，一通胡说八道，把他们都白话住了。王家大哥十七八了比我大得多，把我让到他屋里头，拿出水果让我吃，我一看书桌上有现成的笔和纸，我就画了一幅顶盔挂甲的武士，手中拿着一把大刀，大哥见了吃惊非小："怎么你还有这两下子？"马上把我画的东西拿到屋里去显摆，王庭合连说："真好，真好。"我受宠若惊，高兴得不得了。从那天回到家里以后，我总惦记还去王家玩儿，正好王大哥接我来了，王大哥对我父亲说："大叔，我打算把全弟接到我家去住两天，我父母喜欢他，我全家都喜欢他，您看好吗？"我一听正中下怀，乐得背上书包跟他去了。我父亲叮嘱我说："到那儿别淘气，听王大爷的话。"我说知道。于是我第二次到了老王家，和大哥二哥住到一个屋里，他们对我这个小家伙非常照顾，尽量给我买好吃的好喝的，聚在一起就听我讲笑话，我一边讲他们一边大笑，我就更来劲了，人来疯嘛。我就大讲特讲起来，有的也说无的也讲，自编自演自导，极似现在未入流的导演和编剧。
转眼十几天过去了，我有点想家了，就向王大爷提出要求明天我要回家，王大爷说："可以，过几天再把你接回来，你看大家多欢迎你啊。"就在我临回家的那天下午，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终生难忘的糗事。他家有钱，值钱的物件很多，我最喜欢的是柜上摆的一台望远镜，据说是日本造，小巧玲珑，十分精美，我趁他家人没有注意就把望远镜偷出来装进我的书包里。
而后王大哥送我回到家里，您说我贱还是傻！做贼本来是怕别人知道的，而我却拿着望远镜到处显摆，一会儿给我的小朋友们看，一会儿又给我的同学们看，大家看了赞不绝口，我站在一旁得意极了，就好像望远镜是我的，几天之后我从外面回到家里刚要进门的时候，正好我爸把王庭合的大儿子那个王大哥送到门外，我们走了个顶头碰。由于我心里有鬼一见王大哥到我家来，我心里就一翻个儿，心说："他是来要望远镜的吗？"我爸一见我回来了，告诉王大哥："你先别走。"把我叫进东里屋，关上门问我："你是不是偷了王大爷家的望远镜，快拿出来。"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我乖乖地把望远镜拿出来交给了王大哥，王大哥转脸对我父亲说："大叔别生气，小孩子不懂事。我爸再三交代千万可别打全子。"我父亲满脸尴尬地点点头。
送走王家大哥之后，噩运临头了。父亲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拎到东屋里，回手把门插死，按照惯例，没等父亲说话我就跪下了，嘴里不住地说："爸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爸爸没有先打我，而是自己打了自己几记耳光，这下把我吓坏了，我在地下跪着说："爸，你这是干啥？"我父亲发自心底地吼叫道："我是做了哪辈子孽，生了你这么个贼儿子，你把老单家的脸都丢尽了，叫我怎么见人！"接下来还用问吗？这顿胖揍是空前的，扫炕的笤帚打飞了，扫地的笤帚也打飞了，我爸又在镜子后面拽出鸡毛掸子，那种鸡毛掸子制作得非常好，毛也厚杆也挺，杆是用藤子做的，有小拇指粗细，我曾经不止一次尝过挨打的滋味，那玩意儿打在身上疼透了，一下就是一条紫檩子，痛入骨髓，实在是受不了。我被抽得鬼哭狼嚎，遍体鳞伤，满地都是鸡毛。我的嗓子也哭哑了，父亲打累了，坐在炕上喘粗气，只见他面色青白，两眼血红，指着我的脑袋说："家里面缺你吃了还是缺你喝了！你冲什么去偷人家的东西，你知道小偷是万人恨的！往后你怎么去人家串门！我又如何见人？你不是我儿子你就是老单家的丧门星，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说着他又操起了藤条。
这时门外已经乱作一团，我祖母和我的两个师姐一边砸门一边求情，就听我奶奶说："永魁啊（我父亲的名字），别再打了，再打就把孩子打废了！"我父亲根本听不进去，藤条依然在我的身上飞舞，奶奶没有办法让我师姐赶紧去搬兵求救！不一会儿救兵到了。他们是我家的两位好邻居，一个叫谢明宇，一个叫王敬尧，他们两个人破门而入，一个抱住我父亲，一个把我在地上拖起来送到西屋。那天我父亲就像疯了似的，谁解劝也不好使，他又从东屋蹿出去，顺手操起一个劈柴样子冲进西屋就要打我，奶奶一看可真急了，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又哭又喊地对我父亲说："你打吧连我一块儿打吧！我也不活了。"都说奶奶疼孙子，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这一下把我父亲给镇住了。我家里头这一折腾还引来不少邻居看热闹，这时我妈从外面回来了，听到这些经过后本来也想打我一顿，但一看事情闹得太大了，不得不收场，不知道她是怎么安慰我父亲的，这场刑罚才告结束。
可是父亲还出不了这口气，让我跪在佛堂前向菩萨请罪，不发话不准我站起来。当时我就觉得浑身冒火，天旋地转，跪了没有三分钟就晕过去了。当我醒来之后已经躺在西屋的炕上，奶奶和两个师姐早已把我的衣服扒光，用棉花蘸着药水往伤口上涂抹，奶奶一边哭一边对我说："全子，你今天可把你爸气着了，你爸方才还用头撞墙，不想活了。"我听罢之后心如刀绞，泪流满面，那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没想到偷了一次望远镜竟惹来这么大后果，把父母气成那样我也心疼，虽然我挨了打但我很心疼他们，我彻底地认识到我错了，今生今世再也不干这种丢人的事了！
有人问我你父亲打你这么狠你恨他吗？我说不恨，他们打得都对。如果我学好他们能打我吗？这全是自己找的！虽然我反对家庭暴力，但我也反对父母对子女一再的温良恭俭让，父母疼爱子女这是天经地义的，但绝不能过度纵容。爱就是爱管就是管，但爱不等于溺爱，对子女一味的放纵很难设想他能长大成才。现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娇生惯养得不得了，尤其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把子女捧上了天，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这哪是子女啊！纯属是王子和格格。即使是旧社会王子和格格也要受到管束的，我的几个朋友家里都有子女，有的孩子比较有礼貌，比方说我一进门他们赶紧迎上来："单伯伯来了。"回头又喊："来客人了。"我走的时候他们也送到门外，很有礼貌地说："单叔你走好，有工夫来坐。"像这样懂事的孩子我敢说很少很少。大部分孩子对长者一不招呼二不行礼，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吊儿郎当，玩世不恭，连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像这样的孩子他能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吗？
我是个说书的，经常讲今比古，我认为孔子说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很有道理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小孩子该管就得管，否则不就人伦颠倒礼仪尽失了吗！像这方面的例子太多太多啦，我就不一一列举啦！我认为学校应该增加如何做人的课，从小让他知道做人的道理做贼的耻辱。把这方面的根基打牢了，他才能茁壮地成长，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这比学生增加京剧课强多了，唉！不说了，说多了讨厌，也没有用！还是说我自己吧！父亲这顿胖揍给我一辈子带来了益处，打那之后再也不敢动别人的东西，有人可能要问谁看见了！我说您哪也别抬杠，我也没必要解释。
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我奶奶一面给我擦伤一面劝我说："你可千万记住，再别拿别人的东西啦！太丢人现眼啦！要再有一回我们也救不了你了！"奶奶还说："人这一辈子啊就要规规矩矩做人，不能占小便宜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在阳间也可能不被人发现，但是死了之后阴间的阎王老爷也饶不了你，偷一次东西就剁掉你一个手指，偷十次东西就剁掉你的双手，用眼睛瞪长辈就要挖眼睛，嚼舌头根子说瞎话就要被打牙割舌，你做了什么坏事都瞒不过阎王爷，在阳间丢人现眼不说，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受罪。"我听了之后吓得直冒白毛汗，虽然奶奶说的都是封建迷信，但也起到了震慑作用。
我带着伤上学啦，同学们发现我手背和膀子上都是条条伤痕，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好意思说实话，我就说不小心剐的。看来七八岁的小孩也懂得廉耻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我已经是二年一班的学生啦，班主任还是白老师。我还记得开学的那天，父亲交给我一个信封，里边装着几张老头票，对我说："这是送给你们白老师的，你交给老师吧，我就不去了。"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激动得一宿没睡好觉，把信封放到书包里。在上二年级第一堂课之后，下课了白老师往外走，我赶紧把信封掏出来，追了过去，我说："老师给您！"白老师接过去看了看冲我笑着点了点头，又拍拍我的头顶说："回去代我谢谢你爸爸！"当时有几个同学看见了，问我给老师的是啥东西，我得意地晃着脑袋说："不告诉你们！"白老师打过的学生无数，我们班里的五十多个同学几乎都叫他打过，唯独我没被他打过，看来钱通神路啊！
1942年真是个多事之秋，有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父母去说书还没回来，我跟一帮小朋友在门口玩耍，突然有个小朋友惊呼道："你们看，三个太阳！"我抬头一看可不是嘛！在西边的天空上，快要降落的太阳离地不太高，并列着三个太阳，这三个太阳一般大，中间的比较亮，旁边的那两个太阳比较暗一些，这时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一个个指手画脚，议论纷纷，怎么一个太阳变成三个太阳啦！这是什么征兆！那时候的人都迷信，都在想是不是国家要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因为中国人都恨小鬼子，也恨伪"满洲国"，恨不能小鬼子快点垮台。当时的我不懂得这些，就觉得奇怪，时间不长三个太阳落了。我父母说书回家了。我说："爸，太奇怪了，天上出了三个太阳！"我爸惊诧地问："真的？"我说："千真万确，不信你问问旁人，很多人都看见了。"我父亲顿时喜上眉梢。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和两个要好的朋友也就是茶馆的掌柜的张泽清和耿文贵，他们把我撵出去关上房门在偷偷地议论什么，一个个眉飞色舞、神神秘秘。
到了晚上八点之后，他们又把收音机打开放到最小的音量，耳朵贴着收音机在收听什么，我更觉得奇怪了，就以送水为名进了屋，爸爸问我："大门关了没有？"我说："早就关上了！"爸爸说："出去快睡觉吧，这没你的事！"我心中疑团难解，出了屋没走，隔着门缝偷听他们说话，就听张泽清说："这下好了，老英老美都参战了，小日本肯定得垮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收听重庆的广播，了解世界局势，但这些事对我来说一点兴趣也没有。事后父亲问我："你听见我们说什么没有？"我说："没有！"父亲吓唬我说："这件事可千万别往外说，这要说出去咱们全家都活不了，一准被小日本给杀了。"我连忙点头称是。
晚上躺到炕上睡不着，我就胡思乱想，我们不是"满洲"人吗？咋有时候我爸和他的朋友说我们是中国人呢？中国在啥地方，长得啥样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敢问。
1942年的夏天，我爸为了对我加强教育，给我请了个专馆老师，此人姓杨，是个回民，我管他叫杨二爷，父亲管他叫杨二叔，此人学识很高，人也本分。每天晚上的六点到八点他都到我家来给我上课，这下小夹板套上了，白天上课，晚上还得上课，玩儿也玩儿不成了，我气得不行，但又无能为力。
杨二爷很负责，经常给我捎几本书来，又有文字又有图片，很吸引人，什么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打那我才知道我国古代有个神农氏教给咱们种五谷，老百姓才有饭吃，有巢氏教给我们如何盖屋我们才有居住的房屋，燧人氏教如何钻木取火，老百姓才懂得取暖和吃上了熟饭，我听得是津津有味，可是一教给我日语我就烦了，我对日语一直很反感，就不爱听小鬼子的话，尽管杨二爷认真地教，我是听点儿忘点儿，全当了耳边风。有时候他看我不认真听讲，他就在我脑袋上拍一下："注意听讲，是不是又想玩儿去，我可告诉你，你爸爸说了，你要不认真学习，我就告你的状。"所以我对这位杨二爷又害怕又尊敬又讨厌，我总盼着刮风下雨他不来才好呢！可是他风雨不误，不管多么恶劣的天气他是非来不可，这位杨二爷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解放后他变成了卖酱油的了，经常给我家送酱油，谈到过去的事情感慨万千，那时我已经成了少年了，比小时懂事多了，所以对这位杨二爷倍加尊重，不久听说他故去了，为他我还掉过几次眼泪。
上面我曾经说过，1942年真是个多事之秋。我突然发现形势逐渐紧张起来了。至于国际形势啥样我不懂我也不知道，市面上凡属工业用品比如橡胶制品、金属制品都严加控制，凭票供给，老百姓不准吃细粮，比如大米白面包括小米，其他的油啊、粮啊、布匹啊、棉花啊都要凭票供给，谁要违犯了就属于经济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有一次我家偷着吃大米饭，事先把门关好，把门插死，刚一掀锅，突然听见有人砸门（中午），我的大师姐月梅脑子里缺根弦，平时挺笨这会儿"机灵劲儿"上来啦，顺手把门给打开了，结果进来的是派出所的警察（片警）。这小子叫什么姓什么我记不住了，反正不是个好东西，勒索群众是他的家常便饭，动不动他就搞突然袭击，可能他发现大晌午的这家关上门干什么？肯定有背人的事！这才砸开我家的门，顿时我家里的人全傻眼啦！
这小子顺手把锅盖掀开，一看是白花花的大米饭，他把锅盖一摔，回头问我父亲："你敢吃大米饭？你知道这是经济犯罪不？"我爸赶紧说："我这是凭票买的！"这小子又说："放屁！票证刚发下去，还没开始供给呢！你敢瞪眼撒谎？走！跟我到派出所去！"我妈脑袋反应挺快，顺手掏出几张票子，多少我不知道，就塞到警察的裤兜里说："先生，你高高手吧，这大米是我们过去吃剩下的。"这伪警察把钱掏出来往地上一扔，还真有点铁面无私的样子："废话少说，有话到派出所去说去。"说着扯着我爸的膀子往外就拽！您可知道真要到了派出所那麻烦可就大了，抽鞭子、挨板子、灌凉水那都是轻的，要真交到日本人手里恐怕小命都保不住。真是不巧不成书，这时门外人影一闪，有个人进了我们家，目睹到了眼前的一切，他伸手把那警察给拦住了："老弟，都是自己人，算了吧，这位（他一指我爸爸），那位（他一指我母亲），是大大有名的西河大鼓演员。"说着，他把地上的钱捡起来又塞到警察的兜里，对我父亲说，"以后当心，吃大米饭可是经济犯。"说着转身就走了。贵人啊贵人，来者非别，正是我们家的邻居，我父亲的好朋友叫谢明宇，他当时的身份是奉公队大队长，按照现在的说法，奉公队好像有点民兵的意思，但是手中没有武器，大队长只能挎一把洋刀，穿警服没有警衔，他们是协助日本人维持治安的，必要时也可能发给他们武器叫他们去冲锋陷阵，奉公队的队员都是从民间抽调的或者是无业游民，平时也训练他们上操，一二开步走，有事的时候他们就替日本人站岗放哨，老百姓对奉公队恨得要命，虽然他们还不是二鬼子，但有些品质恶劣的奉公队也欺负老百姓，所以老百姓背后给他们编了一段民谣，不管他们叫奉公队，管他们叫棒子队，民谣说：棒子队儿，虎洋气儿，人家拿枪他拿棍儿！人家吃肉他喝汤，人家拿钱他没份儿！谢明宇就是棒子队的大队长，跟派出所的人混得贼熟，所以才给我们家解了围，我爸对他是连连称谢。
还有一次是空袭警报，美国飞机炸沈阳，正好是晚上，当时属于灯火管制期，家家不准点灯，不准透出亮光。我还记得家家窗户上都贴上米字形的白纸条，都必须有厚厚的窗户帘，一面是红的一面是黑的，电灯泡上也有个罩，外面是黑的里面是红的。要点灯也得把窗帘掩紧，也得把窗帘灯罩放下，不准发出一丝光亮，否则就是给美国人发送信号，就是通敌。
也该着我家倒霉，窗户帘没遮严、电灯泡没捂好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砸开我家的门二话不说把我爸就带到了派出所，我心往下一沉，心说："完了，我爸这条命保不住了，非叫小日本给整死不可，真要扣上通敌的帽子那还好得吗？"我妈赶紧对我说："快，快去找你谢大爷！"幸亏谢明宇离着我家不远，三步两步就到了，谢明宇穿着一双大马靴正挎洋刀呢，因为他是棒子队大队长，必须出去值勤，我几乎是喊道："谢大爷，不好啦！我爸叫日本人抓到派出所去了！"他闻听之后也是吃了一惊，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清楚，可能是我家露亮了。"谢明宇说："嗨！这下糟了，这可是通敌罪啊！"他赶紧戴上战斗帽，挎好了战刀，带着我就往派出所跑。当时人们管派出所都叫小衙门，除了一个日本副所长之外剩下的都是汉奸，我俩到了派出所后，他让我到派出所外等着，推开门他就进去了。也就是五分钟左右，谢大爷就把我爸从里面领出来了，他拍着我爸的后背说："下次可千万注意啊！幸亏这日本人我认识，我在他面前保证你是良民，他才答应把你放了，不价后果不堪设想啊，快回家吧！"我爸又再次千恩万谢，带着我回到家里，吓得几天睡不好觉。
通过以上回忆，谢明宇的确是我家的贵人啊，没少给我家帮忙，虽然他也是汉奸，对别人怎么样我不清楚，但对我们家的确不错。
1942年夏天，美国飞机频繁轰炸沈阳，因此地方当局要求家家都要挖防空洞，当飞机轰炸时家里不准留人，都要钻进防空洞去。现在回忆起来怪有意思的，日本鬼子规定，空袭警报之前全市要拉响警报笛，一长二短，人们听见这个信号，就知道美国飞机来了，赶紧往防空洞跑，假如听见七声急促的短笛声：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是紧急警报，说明美国飞机已经到了头顶上了，那时每个路口都挖一个大坑，有圆的有方的，里面注满了油漆（就是沥青）。奉公队听说警报了，马上分别上岗，把坑里的油漆点着，顿时黑烟滚滚，那种油漆味儿令人窒息，时间不长，全市都被黑烟所笼罩，目的是让美国飞机看不清地面，投弹投得不准。当听见一长一短两声警报，就说明敌机走了，警报解除了，人们纷纷从防空洞里出来，回到各自的家里头，看看房子没被炸，也没被偷，这才放下心。类似上述情况有十次之多，一开始我觉得新鲜刺激，又好奇又好玩，时间久了也就麻木了。那时每空袭一次人们就议论纷纷，说："某某工厂被炸了，某某军火库被炸了，某某日本兵营被炸了！"反正说法不一，到处都是小道新闻。人们嘴上说着脸上挂着笑容，可以看出老百姓恨透了日本鬼子，恨不得把他们全炸死才好呢。
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那好像是个星期天，我吃完了早饭没事，到离我家不远的一家理发店去玩儿，理发店的老板姓崔，他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外号叫崔大吹。我跟崔大吹关系不错，经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那天我去找他玩儿，他还没吃完早饭，叫我等一会儿。我就坐在理发椅子上等他，这张椅子紧靠着他家的大橱窗，透明度极好。
那天是晴空万里，蓝天上连一点云彩都没有，我悠闲地欣赏着天空，突然我发现在蓝天的远处有几个黑点在移动，很快我就看清楚了，五个黑点变成了五架飞机，中间是大飞机，两边是四架小飞机，他们的飞机屁股后面都拖着长长的白烟，在蓝天的映衬下看得清清楚楚，我惊呼道："看！飞机洒水呢！"我把白烟误认为是喷出的水。崔大吹的爸爸手端着饭碗抬头一看，惊呼道："坏了！美国飞机又来了，咋没听见警报声呢！"又对我说："快回家去！空袭了！"我也顾不上玩儿了，三步两步跑回家里！刚进门就听见剧烈的爆炸声，大地在颤抖，房子在摇晃，我家的窗户和门都被震掉了。正好我爸爸带着人往外跑，一看我回来了，扯着我钻进了防空洞，在又黑又潮的防空洞里我爸还说呢："怎么没听见警报声，飞机就到了头顶！"那次的轰炸是最严重的一次，时间又长，被炸的面积又广，也不知道美国人投下多少炸弹。
我们在防空壕里耳朵几乎都被震聋了，两个人对面喊话都听不见，只能听见外面轰轰的爆炸声，我当时非常好奇，从防空洞探出半个脑袋往街上﹣看可乱了套了，日本鬼子比比划划地号叫着，警察和棒子队乱跑乱窜，把附近的几座油漆大坑也点着了，正在咕嘟咕嘟地冒黑烟，突然一声巨响，似乎就在眼前，后来才知道，位于十间房一处日本株式会社被炸上了天，顿时火光闪闪，人声呼救声简直就乱成了一团麻。这次美国飞机轰炸的时间最长，从中午持续到晚上九点，我们才听到解除警报的声音，饿了一天水米没沾唇，可盼着回家喂肚子了。
通过这件事，我爸跟我妈研究，这奉天没法待了，要照这样下去，书也不能说了钱也不能挣了，还咋活下去啊？于是决定转移到长春去，结果他们错了，长春比沈阳还厉害，真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
1943年刚过了春节，我们就到了长春市（伪"满洲国"时期称"新京")，其实在此之前我家不止一次来过，只是因为我太小记不清了。我妈在长春有一定的演出市场，听众很多，人脉关系也比较广，朋友也挺多，一点也不次于在沈阳。不过在家庭成员上有了些变化，我的两个可怜的师姐都不在我家了，半年前二师姐小梅回了河北老家，在我们离开奉天之前，大师姐月梅也被她父亲接回黑龙江，原因是姑娘大了，社会又不安定，恐怕有些闪失。
说到她俩的命运我很难过，在此多说几句。若干年后，大约是在1956、1957年，我听黑龙江一位朋友说我大师姐尹月梅在佳木斯说书了，嫁给了一个染房的工人还有了个小女孩，据说生活还不错，月梅是个比较憨厚的人，解放后还跟我家通过信，问候师父师娘好。1958年我又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我大师姐月梅被人杀死了，什么原因不清楚，凶手是谁也不知道，只听说有天晚上她说完了书回家，在草垛后头蹿出一个人来扎了她两刀，后抢救无效而死亡，我们全家人对此都很伤心，尤其是我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两三天没吃好饭睡好觉，脑子里总浮现出她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中她就是个受苦的命，在我家挨打受气，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又得了这么样个悲惨的结局，实在令人惋惜。再说二师姐小梅比月梅过得要好一些，几十年过去了。在1988年的时候我开着我家的夏利车到天津去换挡风玻璃，求我天津的一个姑姑给帮忙，当提到往事的时候，姑姑对我说："你二师姐小梅就住在我家的对面，她老头比她大得多，她也没有子女，两口子经常打架，为什么不清楚。"她还说："小梅为人很孤僻，对谁也不亲近，人缘挺不好。"我顺着姑姑手指的那个门看了一眼，姑姑说："瞧！她就住在那个屋。"说来也巧，正在这个时候，门一开，有人端着盆水出来往外泼水，然后又退了回去把门关上，我只见眼前人影一晃，因为头发挡着脸，没看清她的脸部，姑姑说："她就是你小梅姐！要不要过去看看！"我觉得离开几十年了，她的内心深处肯定很恨我爹我妈，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印象，所以我就没去，以后办完事情回到鞍山，想起这件事来，我颇有悔意，仅是几步之遥我为什么就不过去看看苦命的二姐呢？至今想起来也有愧疚之感！唉！人的一生后悔的事、愧疚的事多了，都是无法补偿的，只得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至今不知道她还健在不健在，如果在的话可能83岁了。
"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