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三角恋听多了，三个人还能都登报声明互相祝福、转身交朋友，这操作你见过没？偏偏是在1920年代的上海摊头，还弄出一长串“启事”来，闹得人家报纸编辑都得反复揉眼睛。说老实话，这一出连咱们如今追的青春偶像剧都得甘拜下风——你看完，很可能和我一样，脑袋嗡嗡直响：先别动，我还没想明白。
" 那年头，上海的冬天还留着点江南湿冷的韵味。1924年11月末，三天之内，《民国日报》上硬生生地蹦出三则互相关联又莫名其妙的“告示”，热闹得让隔壁邻居老太都得搬个小凳儿来研究。第一天，说是杨之华和沈剑龙“各奔前程”，把娃娃亲给拆了。第二天，杨之华和瞿秋白这俩人堂而皇之地宣布恋爱。第三天，沈剑龙和瞿秋白来了场“世纪大和解”，从“情敌”直接变成了哥们。
这三个人，原本想来也就是同一座城里的陌生人。只是谁能想到，戏剧就开在了杨之华人生的第一幕。
" 杨之华的起点，是典型的旧式大家闺秀。爹娘给安排妥当，下一本“沈氏”的户口本，算是小时候打断的娃娃亲上线了——纸婚，早得出奇。沈剑龙，长得俊俏，念书也有几分姿色。但归根结底，他的底子里搁的还是沈家的“父凭子贵”和男人的撒野。从一开始，杨之华就觉得这家门不太像自己能靠岸的港湾。
沈剑龙呢，十来岁读书时山水有灵气，诗书气自华，兴许偶尔还能作首清词小令。可惜这点文气在后头成了“锦上添花”——家底厚，父亲沈定一是有名的风流人物，一屋子妻妾成群，儿子长大后“脚步跟着心走”，不把规矩放在眼里。杨之华进了上海大学，整个人像鸟一样终于有了天。反倒沈剑龙，空了屋子更没个拘管，在家乡折腾出不少花边新闻。传话到上海，杨之华摞下一沓摞一沓信，苦口婆心，没来得及落地，转头就被沈定一干脆退回。
" 我有时候会想，杨之华那时心里是不是已经认命？夫妻表面风平浪静，其实两人隔着一条浑浊的河，横看纵看都是平行线。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成了自己和自己较劲。
沈家外人看着“绅士风度”，无人诉说杨家姑娘心里的委屈。杨之华的妹妹怜她，常和娘家人讲：“这些年姐姐只剩挣扎，哪谈得上爱。”沈剑龙对感情不再负责，杨之华把头埋进书里，越学越清醒——心跳的节奏变了，做梦都不愿回沈家大宅。
" 1921年，有了独伊。杨之华给她取这样的名字，大概是早已经决定了，“独”为独立，“伊”为自己此生唯一的骄傲。沈剑龙的世界温柔不了她，她开始悄悄合上过往，把未来攥在自己手里。
这段时间，瞿秋白的生活也翻江倒海。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那是青年革命者圈子的明星人物，俩人一拍即合，短暂而火热——理想、爱情、诗意都不缺。可惜天意弄人，王剑虹患上肺病，仅仅过了七个月，就带着所有的柔情走了。瞿秋白写信给丁玲，说自己的心也随她而去。那一刻，钢铁意志的大革命者，不过是个哀伤的年轻人。
" 说来缘分，王剑虹与杨之华也不是路人。1922年，杨之华鼓足勇气独自赴沪，投入女权运动，热心四溢地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还有丁玲。那个年代有点意思，女孩子自带铜墙铁壁，男同志温文尔雅。很快，杨之华考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偏偏瞿秋白就是她的系主任。
杨之华求知若渴，课堂上盯着讲台上的瞿老师，心里多少也泛波澜。两人下课后交流，渐渐熟了。瞿秋白为人温和，没什么架子，哪怕是在社会风气还守旧的年代，也乐于帮她引路入党。
" 越了解，就越发现彼此像“同道中人”。可也就是因为这份情愫，杨之华内心拉扯到了极致。她明知道自己已经是人妻，为了不让关系闹大，干脆悄悄回了老家，透一口气。你以为瞿秋白会就此冷静下来？偏不。他铆足了劲挑明了道理——沈剑龙的事情是他自己作出来的，杨之华如果想幸福，干吗非得顾忌那些死规矩？
于是人家瞿秋白也来了个“放手一搏”，背着行李干脆直奔杨家老宅，非要挑个明明白白的说法。巧就巧在，这天沈剑龙也在。外人以为俩男的会一言不合，拳脚相加，其实最多是喝口茶，你一言我一语，世界突然平静下来。最后，三人坐下来，协议签好，报纸一登，各安天命。
" 1924年秋末，杨之华和瞿秋白在上海简单又庄严地办了婚礼。沈剑龙竟大大方方来祝福，还真成了朋友。沈剑龙后来送瞿秋白一张照片：剃了光头，袈裟一披，手里献花，背后留言“鲜花献佛”——你说俗不俗，倒也算难得的体面。
可高兴归高兴，杨之华的父母却气得铁青脸，觉得有伤风化，直接拉黑了亲闺女一回。沈家更不服，老爷子沈定一那点男权思想拧在心里，儿子胡来无所谓，儿媳妇再找幸福却无论如何不允。孙女独伊？不能说带走就带走——杨之华，离婚归你，孩子归我。这老一套的家乡逻辑，偏偏打到了女人命门。
"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杨之华看女儿只能偷偷摸摸，婆婆还算好心，带她见了几面。可小姑娘抬头一句：“妈妈，我的妈妈已经死了。”那一瞬，杨之华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母女隔着规矩和时代，谁都无力。
好在世事留有转机。不久后，独伊终于被接上海，跟着妈妈和继父瞿秋白生活。你可以说她命不好，也得说她碰上了一个好“爸爸”。瞿秋白不是她亲生父亲，可却从没拿她当外人，教她认字、画画，经常亲自接送幼儿园。那时小姑娘天天和茅盾家的沈霞作伴，一个文学圈的小团体，气氛说不出的好。
" 倒是时代不肯给小家庭太多温情。两个大人每天都投身工运、革命事务，独伊渐渐习惯了一个人在国际儿童院生活。母女通信，瞿秋白偶尔寄来明信片，留言总带着革命理想味儿：“你将来也要为新中国造飞艇。”日子并不总顺。但幸好记忆中还有一些温存。
后来风浪大作。1934年，长征拉开大幕，瞿秋白本想跟着中央红军同行，却没获批准。局势险恶中他辗转离开瑞金，结果路上被人出卖，最后落入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之手。
" 酷刑、威胁全都用上了，说白了就是要破防他的意志。可瞿秋白始终咬死了最后的底线——生死置之度外，党的一丝秘密也不肯吐露。到1935年6月，凶令下，瞿秋白赴死前，毫无屈服。那个《多余的话》写尽无奈，更多是这一代人的孤勇。
独伊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父亲殉难的讣告，眼前一黑，整个人摔倒在地。她没能见到继父的最后一面，但这份父爱却成了她此生的老本。
" 生活推着母女往前赶路。1941年，她们跟母亲转战大西北，却又在新疆被盛世才下狱。这一关就是好多年，甚至要等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放人。
奇怪的是，命运有时爱开玩笑。独伊在牢里遇见了同是政治犯的李何，演了一出狱中情缘。两人一出狱，便一道加入了共产党，继续各自的信仰生活。瞿独伊成了新华社的战士，挺得住风风雨雨，却总逃不过情感和命运的跌宕——丈夫去世，儿子又骤然病逝，一年之内两大噩耗，谁都得熬一熬。
" 历史没有完全放过她。“文革”之后，她见到宋希濂——就是那个执行枪决令的将军。宋希濂竟然低头不语，只余尴尬一脸。而也是那时，瞿独伊才完整拼凑出父亲瞿秋白最后的故事。
杨之华，一生的命都写在了丈夫墓碑上。久别重逢，1955年她终于找回瞿秋白的遗骨，亲自送到八宝山。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再没结婚。她只是淡淡一句：“世上，再无秋白这样的人了。”
" 我常常想，独伊和她母亲，失去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却也算几份温柔。命运谁能算得明白？也许那些错综复杂的“启事”，早在多年后化作纸烟，天光里只有女儿依旧在想念父亲，母亲守着一生的承诺。
或许，我们都想错了。真正留存下来的，恰恰是那些人与人之间不肯轻易松手的爱与倔强。
" 你再想想，如果来回穿梭于这些年来的江湖，那些交错的善意和别离，你我或许都说不明白。只剩下心里那句，“别急，我还在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