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雨来》：一场披着家国外衣的潮汕情怀幻梦，还是文化自觉的艰难突围？
2025年暑期档，《夏雨来》以“潮汕第一鬼才状师”之名重返大银幕。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喜剧片，而是一场横跨三十年的情感回响——从90年代VCD时代家喻户晓的方言小品IP，到如今试图在主流电影工业中站稳脚跟的地域文化宣言。然而，当观众走进影院，看到的却是一部在叙事野心与表达能力之间剧烈撕裂的作品：它既想讲一个清末列强入侵下的民族抗争故事，又放不下“夏狐狸”式的市井智慧；既渴望用英歌舞、红桃粿、潮汕话构建文化认同，又无法让这些元素真正融入人物命运的肌理。
影片设定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潮汕，此时洋商借通商口岸之便，大肆倾销鸦片、操控米价、垄断码头。夏雨来（赵曙光 饰）作为从未败诉的民间状师，表面油滑狡黠，实则心怀正义。他与女儿夏来碧（谢佩霏 饰）的关系，构成了全片最核心的张力线：父亲信奉“以诡制恶”，靠巧舌如簧周旋于官商之间；女儿则受新学影响，立志成为大清首位女状师，追求程序正义与法律尊严。两人因理念冲突屡屡对峙，却在洋人设局陷害夏来碧为纵火杀人犯后，被迫联手对抗一个远比地方恶霸更庞大的殖民阴谋。
从剧情架构看，《夏雨来》确实埋设了多重反转：洋人以“育婴堂”为幌子拐卖孩童、鸦片掺入威士忌致人暴毙、县令被收买却暗藏良知……这些桥段本可编织成一张精密的社会批判网络。可惜剧本处理过于依赖“单元剧”式的小品逻辑——每个案件独立成篇，缺乏有机串联；高潮公堂戏虽有唇枪舌剑，却因历史语境失真（如清朝官员高呼“潮汕人团结起来”）而显得悬浮。更致命的是，反派动机薄弱：洋人为何非要杀人埋尸？奸商为何不直接贿赂而选择制造冤案？这些逻辑漏洞让本该紧张的商战沦为儿戏。
但若仅以“烂片”定论，则忽略了其背后的文化焦虑。《夏雨来》的真正战场不在银幕，而在方言电影的生存困境。在全球化浪潮下，潮汕话正加速消亡，年轻一代多以普通话为母语。主创团队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将大量民俗符号塞入镜头：开篇英歌舞鼓点震天，中段祭祖仪式庄重肃穆，结尾百姓举火把围堵洋行——每一帧都在呐喊“胶己人”（自己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于，这些文化展示止步于“奇观化”。正如热评所言：“红桃粿只是道具，不是情感载体。”当夏雨来吃一口粿就流泪，观众感受不到乡愁，只看到导演强行煽情。
值得肯定的是，赵曙光与方展荣等老戏骨的表演仍具生命力。赵曙光饰演的夏雨来，眼神里既有市侩的精明，又有底层智者的悲悯。他在公堂上那句“状纸写得再好，不如百姓活得好”，道出了民间正义的朴素哲学。而谢佩霏饰演的夏来碧，则代表新一代潮汕女性的觉醒——她穿男装打官司，被嘲“不成体统”，却在法庭上以《大清律例》驳倒洋人律师。这一角色本可成为性别与殖民双重压迫下的反抗象征，可惜剧本未给她足够成长弧光，最终沦为父权叙事的附庸。
影片最动人的时刻，反而出现在非主线情节中：夏雨来深夜教女儿用潮汕话念状词，月光洒在旧书桌上；街坊偷偷送饭到牢房，一句“食未？”胜过千言万语。这些细节证明，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宏大口号，而在日常生活的呼吸之间。可惜全片仅零星闪现此类瞬间，更多时候陷入屎尿屁笑料与口号式爱国的泥潭。
《夏雨来》注定争议缠身。它既非纯粹的商业喜剧，也非严谨的历史正剧，而是一次笨拙却真诚的文化自救。在华语电影日益同质化的今天，它至少敢于用方言讲述本土故事，哪怕讲得不够好。或许正如一位潮汕观众所言：“我们不是要一部完美的电影，只是不想让夏雨来彻底消失。”当银幕熄灭，那句“前门夏雨来，后门夏秀才”的童谣仍在耳畔——这或许就是它最大的价值：不是艺术成就，而是记忆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