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保卫战》穿插了不少中日双方谍战的剧情，虽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也充分说明了情报手段对战争进程的重大影响。那么，在那个时代的战争中到底有哪些战场内外的情报搜集手段呢？二战及其之前的时期，确定当面敌军番号和准确位置的手段各国军队基本相同，分为战场内外两种大的方式，战场内讲究“抓舌头”、“查死尸”和“看特点”三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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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抓舌头”就是捕俘，即派出侦察小分队在前沿或敌纵深抓俘虏审问来获得情报，如果仅仅是确定敌军番号，那随便抓个小兵就可以了；如果是想获得更多情报，那恐怕要抓一定级别的军官了。这是战场上指挥员获得情报最直接的形式，一直到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解放军仍然采取这个办法，以准确了解当面越军的具体番号和情况。 不过这个办法挺危险的，侦察兵一旦被敌方发现就要遭到围歼，另外抓回来的俘虏能否开口也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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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查尸体”就比较简单了，民国军队的官兵都有胸章或臂章，上面从部队番号到姓名都写的很清楚。但这种办法了解的情况有限，死人是不能说话的。 所谓“看特点”就是指挥员根据敌军在进攻、防守或运动时的作战特点加以判断，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大的战区内双方下辖的常驻部队互相都有一定了解，军事主官的排兵布阵各有特色，有经验的指挥官很容易从战场细节得出结论，比如华野宋时轮的纵队善守，那就是“排炮不动，必是十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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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其实也包括装备水平，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在这方面都有规律可循，美械师、半美械师和日械师一听枪声和炮声就估摸个八九不离十，什么是指挥官的经验丰富？就是这些细节的综合掌握能力。 战场外最可怕的当然是高级间谍，会将敌方的作战与兵力布署资料一股脑的发送给本方指挥机关，如此敌方的部队番号、位置和作战任务将毫无秘密可言。这一点做的最好的就是熊向辉，很多时候，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和兵力布署手下的军长和师长还没接到命令时，延安情报部门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胡宗南集团在西北战场打的非常糟糕，也不全是他的“志大才疏”，司令部漏风实在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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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便是对无线电通讯的截获和破译，这个也非常致命，张自忠将军牺牲的“南瓜店”战斗，就是第33集团军与第五战区的往来电报全部被日寇第11军无线电班破译，使张将军司令部所处位置完全暴露，连身边带多少部队日军都一清二楚，因此，园部和一郎才命令已经反转的第39师团折返，准确地围攻张将军的指挥部，终致张自忠将军殉国。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薛岳调动第10和第74两个王牌军在金井地区与敌决战，结果电报被破译（不是电视剧里的女特务），阿南惟畿命令第三和第六两个精锐师团予以伏击，两个军都被击溃，第74军军部也被偷袭，王耀武仅以身免，这是他抗战中最危险的一次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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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讯军官、通讯兵和军官所携文件的缴获也是或取敌人军事秘密的重要途径，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善长夜战的日军“加藤大队”在长沙城下被击毙，加藤少佐公文包里的文件被送上岳簏山，翻译之后，日军攻城部队番号、布署和补给困难的资料一应俱全，薛岳大叫：“一纸虽轻，胜过万挺机枪”！ 战场上掌握敌军番号和布署是作战要素，否则指挥员就是两眼一抹黑的作战，全军必然陷入“盲人瞎马”的状态，兵法上所说的“知己知彼”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