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代号：孙中山》不是一部青春片，而是一场精心伪装的政治寓言。表面上看，它讲述的是两个自认“全台北最穷”的国中生阿左与小天，为了筹措班费和毕业旅行费，盯上了学校储藏室里那尊无人问津的孙中山铜像，打算将其变卖换钱。然而，这看似荒诞、滑稽甚至带点“小清新”外壳的故事，实则是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直指台湾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困境——贫富差距、阶级固化、青年绝望，以及民主体制下“人民”自身的分裂与无力。
影片的叙事策略极为巧妙。导演易智言以青少年视角切入，用近乎闹剧的方式展开“偷铜像”行动：两人先是互不相让争夺“废弃物”，继而被迫合作，召集同学戴上统一面具，在深夜潜入校园，合力将沉重的铜像吊出仓库。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面具之下，个体身份被抹去，仿佛形成了某种“共同体”，共同对抗一个沉默而庞大的权威符号。那一刻，观众几乎要相信团结的力量，相信底层青年能通过集体行动撼动体制的基石。
但易智言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迅速戳破了这个幻觉。一旦铜像成功运出，利益分配问题立刻浮现。原本同仇敌忾的伙伴瞬间变成互相猜忌、争抢资源的对手。从争执到推搡，再到西门町街头那场漫长、狼狈、毫无英雄气概的扭打，影片彻底撕下了“团结改变命运”的温情面纱。他们打的不是彼此，而是对现实无能为力的巨大愤怒，是对“希望”本身早已破产的绝望宣泄。正如影评人所言：“下层阶级中的阶级斗争”听来荒谬，却精准命中人性在资源匮乏下的真实反应。
更值得玩味的是对“孙中山”符号的处理。在成人世界，他是不可亵渎的“国父”，是三民主义的化身；但在少年眼中，他只是一堆可回收的废铜烂铁。“反正放在那边也没人要”，这句天真又残酷的台词，道出了价值体系的崩塌。当生存成为唯一命题，形而上的理念便失去了重量。铜像不再是精神图腾，而仅仅是商品。这种对神圣符号的“祛魅”，并非出于恶意嘲讽，而是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一个连基本尊严都难以保障的社会里，宏大叙事显得如此遥远而空洞。
影片结尾，少年们最终回归“常轨”——去打工赚钱。训导主任意味深长地说：“他们知道了。”知道什么？或许他们终于明白，偷窃无法改变命运，团结也敌不过人性的自私，而这个看似繁华的城市，其实早已为他们预设好了位置。他们没有成为革命者，也没有成为罪犯，只是默默接受了自己作为“多余之人”的角色。孙中山铜像最终被放回原处，摇摇晃晃地穿行于台北街头，仿佛一个幽灵，见证着这个时代的荒诞与沉默。
《行动代号：孙中山》之所以获得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正在于它用轻盈包裹沉重，以幽默承载悲悯。它不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也不煽动简单的对立，而是冷静地呈现一群年轻人在系统性困境中的挣扎、幻灭与妥协。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贫穷，不是没有钱，而是看不见未来；真正的绝望，不是被压迫，而是连反抗都找不到对象，最终只能内耗、消散。这不仅是台湾的故事，更是全球化时代下无数青年共同的精神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