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1949年元旦，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出了气势磅礴的元旦公告《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中共的老对手，多年来一直以绝对军事力量围剿中共党人的国民党蒋介石却黯然发布了“隐退声明”。
从1921年到1949年，二十八年过去了，沧桑只是弹指一挥间，而中共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铁血硝烟，将中国历史开始改写。
1949年4月20日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抢渡长江，开始摧枯拉朽的解放全中国最后收官大作。
江山已去，蒋介石把最后的赌注压在了大西南。
为挽回败局，或者说固守住他在大陆最后的半壁江山。蒋介石不断的亲临重庆和成都指挥他在大陆残余的军事集团，妄图做最后的对抗。
除开在正面战场的较量，中共隐蔽战线也并不想放弃蒋介石屡屡来川的机会，一共策划了三次 “捉蒋行动”，试图为彻底摧毁蒋家王朝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为全中国彻底的解放献上一份“大礼”。
1949年11月，坐镇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声东击西把国民党主力部队调往川北，随即令刘邓大军从川东发起攻势。蒋介石再一次坐不住了，亲飞重庆布置军事作战，他的临时府邸就设在重庆西郊山洞的公馆里。
中共重庆隐蔽战线得到了这一情报，为之一振！多年来的斗争，这个中共头号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号战犯，手上沾满了中共党人累累鲜血。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而蒋介石就在眼皮底下，不能放过他。
重庆隐蔽组织立即决定实施“除蒋行动”。此次行动代号“大雾初降”。行动具体由中共重庆情报（被策反人员）情报关系，国民党反情报队少将队长的徐震球负责。
接受了任务，不用动员，徐震球也深知此次行动的分量。成功，则大大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 决心易下，但活捉蒋介石谈何容易，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崭露头角，或者走上最初的舞台，也是从暗杀他人开始，一生大搞“特务统治”，其又在西安事变中有过教训，曾经名震民国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也在他面前功亏一篑。另作为二十多年在国民党和中国第一号人物，他本身的护卫就戒备森严，一般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因此，靠武力强攻连蒋介石的汗毛都碰不到。可行的方法只有利用他身边的人，出其不意绑架或者直接刺杀。但蒋介石身边的人都是铁杆反共人物，很难争取过来，徐震球只能焦急地寻找机会。
被蒋介石刺杀的陶成章
终于，徐震球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与迁到重庆的国民党内政部的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彭斌谈论当前形势， 彭斌表现非常消沉，对所受待遇也非常不满。徐震球经过交谈和观察，觉得彭斌是个合适的人选，立刻向上级汇报，很快得到批示，同意他策反彭斌。
徐震球找了机会和彭斌摊牌，彭斌倒是没有表现出犹豫，爽快的答应了。两人很快密议了行动方案，由彭斌在自己的部下中发展可靠人员，配合战局发展，相机捉拿蒋介石。行动地点选在蒋公馆（临时官邸）或机场。
可是，在后来徐震球多次与彭碰头谋划与催促，但终因彭斌在最后时刻产生了胆怯心理胆，加之蒋介石行踪诡秘，戒备森严，彭一直不敢行动。直到重庆解放，蒋介石出逃之时，彭斌仍在犹豫不决。“大雾初降”终究没有“降下来”，该项计划在彷徨中最终流产。（当然，彭斌最后选择了起义）
1949年12月1日，成都报刊登出了“蒋总裁昨日莅蓉”的消息，妄图为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打上一针强心针。
蒋介石的确又到了成都，他此时正和阎锡山，以及他得意的弟子胡宗南国民党高官策划着所谓“川西大决战”。期间，蒋介石驳斥了胡宗南放弃川西，固守云南，退守缅甸的设想。
就在蒋介石对胡宗南咆哮着要在川西准备“埋葬共军”之时，没想到就在离他成都官邸“黄埔楼”不足500米的地方，已经有一门迫击炮对准了该楼，时刻准备让蒋介石粉身碎骨。这就是中共成都隐蔽组织策划的“炮打黄埔楼”行动。
成都“黄埔军校”旧址
此行动由中共成都“留蓉工作部”策划，他们认为蒋介石既然到了到成都不能让他溜走。鉴于解放军尚在百里之外，他们决心冒险担起擒贼擒王的任务。究当时重庆隐蔽组织的武装实力还不能活捉老蒋，他们便决定炮轰蒋介石。
具体行动由被策反的原国军团长姜期永负责。姜期永不负期望，他利用黄埔楼北面的菜棚作掩护，指挥秘密行动人员架起了迫击炮，炮口对准了黄埔楼。所有参数都已经核对整齐，只等重庆中共情报人员核实最后的情况，一声令下就可射击。
“炮打黄埔楼”成为了当时成都中共所有活动的的重心。然而，情报人员突然传来模棱两可的消息，蒋介石不住在黄埔楼而是在励志社。让成都隐蔽战线的领导层开始费思量，主要领导人认为事关重大，于是立即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最后的意见一致认为，“炮打黄埔楼”冒险性太大，无论击中与否，都会引起国民党最后的疯狂反扑，会借机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破坏城市予以报复。这也与中央“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指示不符。
既然“炮打黄埔楼”没有绝对把握，就不必冒险。但若能活捉则比炮打有百利而无一弊。于是经过一番秘密讨论后，“炮打黄埔楼”转变成“活捉蒋介石”方案，架在菜棚内的迫击炮迅即被秘密拆除。
确定了“活捉蒋介石”行动思想，刚刚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第19军副军长杨晒轩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激动，认为这正是自己立功赎罪的良机。于是他立刻毛遂自荐，说只需组织一个两百人的敢死队就足够了。就在19军里挑选勇敢可靠的队员，杨亲任队长。经过考虑，成都隐蔽组织领导批准了杨晒轩的建议，并调来了“大雾初降”行动指挥徐震球来协助该行动。
杨晒轩说干就干，两天内就组织了一个两百人的“捉蒋敢死队”。所有行动队员都摩拳擦掌，要在这个惊天行动中建功。在19军军部召开了秘密会议，经过各种参谋，最终商定行动方案。两手准备，“敢死队”暗哨埋伏在黄埔楼，另一组便衣队在励志社监视可能出现的蒋介石行踪。一旦发现蒋介石踪影，“捉蒋敢死队”立即全体出动，然而，暗哨却始终没看见蒋介石的车队出行。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1949年12月9日，成都晚报以通栏大标题报道“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杨晒轩，徐震球等人看到这个新闻非常吃惊，连忙与上级组织领导通报商量对策，既然蒋已飞走，“捉蒋”也就再无可能。
就在沮丧之际，又传来一个消息，12月9日下午，蒋介石居然在成都城门街头公开露面，这让“捉蒋敢死队”连呼蒋介石的狡猾，街头路面，是最好的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但证明了蒋介石还在成都，正准备解散的“敢死队”立刻重新组织，继续刺探蒋介石行踪，伺机行动。
时隔几天，成都各大报刊又报道蒋介石已在凤凰机场起飞。这一次，虽然杨晒轩，徐震球等人半信半疑，怀疑这是不是蒋介石的又一次欲盖弥彰，金蝉脱壳之计？但最后探明的真实情况，还是让他们扼腕，这次是真的消息。
而且，蒋介石在12月12日晚，就飞离了成都。而此前，他也的确一直躲在黄埔楼内等待所谓“复国”的战略机会。机会是不可能等到了，却从保密局处得知了“敢死队”要活捉他的情报，加之成都已被解放军密密包围。大势已去，他决定逃走。
1949年12月12日晚11点许，蒋介石在胡宗南等人陪同下驱车疾驶向与凤凰山方向相反的新津机场。飞机在成都盘旋一周后向东飞去，此后，蒋介石终生再未踏上大陆一步。
而中共四川隐蔽战线苦心策划的连续三次“擒杀蒋介石”的行动计划，也功亏一篑，未能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