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人物】人生的起伏会深化存在过的痕迹，有一种丰富叫辽阔
——栏目主持人：韩淼、薛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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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鸟人”雷宏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观鸟。袁全摄
作者：袁全
“天坛的猫头鹰数量越来越少了，”雷宏，这位有近20年观鸟经验的“鸟人”说。
他发现，这个皇家园林的松柏树上，今年冬天只有两三只猫头鹰，而十年前，这数字在三十只左右。这意味着，猫头鹰的食物链可能被破坏了。
尽管没有公园或科研机构的官方数据，但鸟类学家认为雷宏的发现是“准确的，客观的。”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副教授赵欣如认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食物链不够丰富，以及繁殖地环境变化，导致了11月到4月来北京过冬的猫头鹰数量减少。
“过去，天坛有很多高大的针叶林树木，是猫头鹰栖息的理想地。但随着城市扩建，天坛成了钢筋水泥中的孤岛，道路工程侵占了原有的栖息地，”赵欣如说。同时，为了防止坠落的树枝砸到行人，公园常常修剪树丛，这也给猫头鹰寻觅藏身地增加了困难。
也可能是食物链不够丰富。赵欣如说，猫头鹰的食物以鼠类为主。“但天坛公园不会让老鼠遍地都是，否则天坛的建筑就会出问题。”
雷宏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个推测。他发现猫头鹰的唾余里频繁出现鸟的羽毛，而非老鼠的骨头。
猫头鹰的繁殖地出现了问题。“如果中国东北等地的繁殖地环境恶化，也会影响猫头鹰的繁殖种群下降，来北京过冬的种群数量自然也会下降，”赵欣如说。他同时也是中国鸟类学会的委员。
“我们目前还没有数据支持，”赵欣如坦言，“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调查工作，忍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
“科学研究需要观鸟爱好者和民间组织的帮助。”
59岁的雷宏之所以如此关注猫头鹰，是因为那是他的“最爱”。
他把猫头鹰看作是“神鸟”，因为猫头鹰的视觉和听觉最好，它的很多功能都被人所利用，比如夜视能力，翅膀飞行时的消音能力，而且鹰后脑的羽毛酷似鹰脸，不容易识别。“太特殊了，简直是另类，”雷宏说。
事实上，猫头鹰在清朝被视为“神鸟”。故宫内还设置了“神柱”，上面放有食盆喂猫头鹰。皇家的宠爱，使越来越多的猫头鹰聚集到了故宫周围。
然而，中国汉文化中，猫头鹰却是不祥之鸟。民间甚至有“猫头鹰叫要死人”俗语。
但雷宏认为，“都是迷信，一点道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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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雷宏摄
痴迷
雷宏大部分时间是拿着望远镜和相机游走在北京的大小公园，森林湿地。他能通过鸟鸣，在几秒钟内识别鸟种。他敏锐的听力，归功于近10年的养鸟经历。
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已流行养鸟。到了清代，笼养鸟甚至是市井百姓最普遍的休闲活动。“提笼架鸟”曾是老北京的一道风景。
从1989年开始，雷宏便在家里养鸟。“阳台最多的时候有70多只鸟，几乎是疯了一样地养。”那时，他是北京官园花鸟鱼虫市场的常客。“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只要我不认识的，就会买下来，”雷宏说，那时候最贵的一对儿鸟要五、六十元，“这在90年代初是相当贵了。”
雷宏养鸟很用心。他家最大的鸟笼子足有1.5米宽，80公分高，里边喂养三只小鸟，还安了一颗树桩，时常能看到鸟儿在树上争食、睡觉。
每到夏季，他会给鸟笼消毒，用热水烫，用消毒液擦。他看了很多有关喂养鸟的书籍，如果家里的鸟病了，他会把药片磨成粉末再喂到鸟嘴里。
即使是在家里，雷宏也会拿着望远镜去看鸟的一举一动，这让他发现很多细节，比如鸟儿打瞌睡的样子，打斗的样子，繁衍的样子。“就是喜欢观察它们，好玩儿极了。”
“最难受的时候就是鸟死了，心里特别别扭，”雷宏说。他往往会把鸟的尸体埋在花盆里，怎么也舍不得扔。“我把鸟视作第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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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宏和鸟友们在观鸟
共鸣
雷宏养鸟如此上心，家人批评他“不务正业”，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快乐。1996年，他无意间在杂志上看到有关中国首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介绍，立刻给创始人梁从诫写信，申请加入。他的热情得到了认可，很快收到了梁的回信，并于1997年成为“自然之友”的会员。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然之友”对他最大的改变竟是爱鸟的方式。“他们提倡人类在大自然观察自由生活的鸟，笼养鸟实则是把鸟据为己有，”雷宏说，“是一种陋习，对鸟来说是一种伤害。”
他忽然明白了北宋诗人欧阳修两句诗中的深意，“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雷宏觉得这是在写自己，“与其把画眉鸟锁在金笼里听它啼叫，不如让它在树林里自由地歌唱。”而他自己对鸟的爱，竟是鸟儿的羁绊。
于是，他选择用放生的方式与鸟告别。“北方的鸟带到公园里放生，南方的鸟，等到迁徙的时候再给它们放生。”雷宏回忆起来眼圈依然泛红，“飞不了的就没办法了。”
“放生是给鸟儿新生，”雷宏说。而他也由此进入了新的世界。他的鸟笼子被望远镜和相机所取代，他走进了了田野、乡间、湿地、森林，从家中“关鸟”变成了野外观鸟。他观鸟的足迹遍布北京各个公园，周边的绿地，最远走到了新疆。
他还喜欢给鸟拍照。有时候为了捕捉一个瞬间他往往要举着相机等上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如果你想看到那个精彩瞬间，你就要和鸟比耐心。”雷宏说，很少人能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一次，他准备抓拍一只黄苇鳽在池塘边捕鱼的场景，“鸟特别有意思，就像动画片的慢动作一样，它一点一点拿嘴去接近那个鱼，”雷宏回忆说。“我原本想等着抓拍 它扎入水底捕鱼的一瞬，结果它失足了，一只脚没抓住，滑了下来，差点掉进池塘，我这时候摁了快门。”雷宏说着，自己乐了起来。
这个精彩的瞬间被雷宏发布到观鸟论坛上，立刻得到了鸟友们的赞赏，有人称他是“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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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够我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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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足啦！”
“我喜欢拍鸟儿在自然环境中的照片，哪怕画面中鸟的形象不清晰，也一定要反映它的生活状态，我喜欢的是活灵活现的。”雷宏说。
有人说，他的照片在网上总能收获高点击量，是因为“有人情味”。他会把在地上走路的喜鹊，唤作“既聪明又有风度的绅士”；把在水中栖息的雀鹰形容为“在洗冷水浴”；看到树上有一个脸盆大的鸟巢，他会称作是“豪宅”。
“看得多了就觉得有一种共鸣，”雷宏又笑了起来，“它们的世界和人差不多，也有喜怒哀乐，也会嫌贫爱富。”
（提示：更多雷宏摄影作品，请参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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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友们在北京圆明园观鸟
2013年，为了有更多时间观鸟，雷宏辞去了旅游管理的工作。他和其他志愿者去郊外的湿地公园做鸟类调查，去学校给中外学生讲课，还会在周末组织观鸟爱好者去公园参与公益观鸟活动。他现在是“北京观鸟会”的志愿者，协会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从10岁大的小学生，到70岁的长者，还有来自日本、英国的观鸟爱好者。
这项始于西方的生态环保活动，历经很长时间才在中国得以发展。1956年大跃进时期，中国曾一度兴起除“四害”运动。麻雀被列入需要消灭的“四害”—— 老 鼠，麻雀，苍蝇，蚊子。甚至连生物学家都在《人民日报》撰文声称，麻雀以谷物为食，会破坏农业生产，应该消灭。那时政府号召全民消灭麻雀，认为是“人类征 服自然的一场伟大斗争”。
赵欣如认为，中国人的观鸟热情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北京出现以观鸟为主的两大民间环保组织，到了2000年，观鸟的热情延续到其他城市。现在全国大约有40多家民间观鸟组织。
尽管真正将观鸟作为爱好的人可能只有三五百人，但历经十几年的时间，“观鸟活动已经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到现在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赵欣如说。
“过去说‘观鸟’，很多人认为就是去动物园看鸟，现在，人们再谈到观鸟时已经不会感到陌生，观鸟的理念已经得到普及。”
英国人唐瑞在北京观鸟已有4年。他将北京视为观鸟者的天堂，因地理位置，很多迁徙的候鸟都会选择在北京栖息。他在北京已经累计观察到400多种鸟。但唐瑞说，在中国的观鸟人数比例远远低于英国，依然是一个很小众的爱好。
“随着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休闲时间，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观鸟的行列中，”唐瑞说。
2011年美国电影《观鸟大年》（the big year）里讲述了三个观鸟者为了追求更多的观鸟数量，放弃了工作，事业和家庭的故事。雷宏并不认为观鸟会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活，相反，观鸟已经成为他生活的调剂。
他从不刻意追求观鸟的数量，也不记得自己观察过多少种鸟了。但是他认为自己从中依然获得了快乐，呼吸了新鲜空气，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找到了终生的爱好。
雷宏说观鸟对他最大的改变就是更加崇尚自由。“特别向往这种随意，放松，不受约束的生活。”雷宏坦言他的个人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文革”时家里受了不少苦，年轻时自己又争强好胜，一心就想拼命挣钱。“观鸟让我净化了心灵，让我对生活没有杂念，”雷宏说。
然而有些人的观鸟热情却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他曾看到很多人为了捕捉猫头鹰睁眼的瞬间，朝树上扔石头，有的人甚至还会通过喂食等方式来诱拍。
“这无异于干涉鸟的生活，”雷宏说，“他们不是真正热爱大自然，他们喜欢的只是照片上的鸟”。
“为什么要强行用你的理念去打扰、限制另一种生物的生活方式，如果站在鸟的立场上，如果有别的生物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会怎么想？”雷宏提高嗓门说。
“加入人为的东西会破坏大自然的规律，这其实反过来会对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造成大影响。”
他说，鸟的世界和人类一样，有种类竞争，也有协同合作。一个观鸟者，往往会从鸟的世界中受到启迪，这也是观鸟的精神内涵。
雷宏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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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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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苇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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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姬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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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红尾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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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头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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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尾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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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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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嘴蓝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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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鳱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