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本人著作《地狱归来》第一章 跌入地狱 第一节 机场被捕。以下为文章全文：
在全世界的印象中，新加坡是个处处充满鲜花、干净整齐、治安良好的国家。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国土时，除了事先没有想到天气竟如此炎热外，这些印象都得到了印证。在经济方面，新加坡也的的确确创造了许多奇迹。在一无资源、二无外援的情况下，它的年人均产值高达数万美元。
如果不是2004年12月8日之后的那些亲身经历，我可能会如其他世人一样，把它视为一个令人向往的国色天香的美女！
但是，经历了12月8日之后，我轰然梦醒。
未调查先逮捕
记得是在2004年12月3日，我刚从新加坡被调回中国任职的第三天，我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马俊驹教授、江山教授以及另外两名颇有学养和知名度的法学教授，吃过一顿午餐。由于那时中国航油事件已经曝光，我们在席间自然会讨论该事件对我本人可能产生的影响。（所谓“中国航油事件”，指的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因为交易员纪瑞德（gerard rigby）和卡尔玛（abudallah kharma）的石油期权盘位，于2004年9月30日出现巨额账面亏损。此后，中国航油集团决定“拯救”（即暂时持仓以待时机）。2004年11月28日，中国航油集团决定放弃拯救，并于12月1日披露可能出现5.5亿美元的亏损。）
当时，我对他们说，在整个事件中核心问题可能是两个：一是巨额亏损；二是中国航油集团（以下简称“航油集团”）售卖股票筹集资金拯救公司。（2004年10月21日，针对交易员石油期权盘位出现的巨额账面亏损，由于判断未来可能出现转机，中国航油集团出售其所持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15%的股票，筹集1.11亿美元，用于补充交易员石油期权盘位所需保证金。此次售股承销商为德意志银行。）
对于前者，我告诉他们说，整个业务是经过董事会批准的，也是专业人员具体建议与操作的。从整体上讲，虽然大众利益受到损失，但国有资产的收益高于原始投资。亏损是判断失误和危机处理不当等综合因素所致，绝非故意！
对于后者，教授们主动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对那些问题的答案是：所售股票为国有股，我本人没有任何股票；售股资金全部进入公司账户；售股协议由我的上司根据集团高层会议决策签署。而且，我还告诉教授们，售股之前，所有涉及人都了解实情，上级机关亦决定将公司拯救到底。
我们围绕以上事实和相关细节进行讨论后，教授们认为，整体上不应该有太多的法律风险，其中的售股事宜应是一件民事案件。
当时，尽管我母亲正处于人生弥留之际，尽管许多人劝我不要返回新加坡，但是，在新加坡交易所请我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时，我还是自愿地于2004年12月7日晚从中国奔赴新加坡。当然，事先我向我的上司报告过，新加坡交易所的函也是由航油集团发给我的。行前，我试图与更高层次的领导联系，但未能如愿。
鉴于当时的事态，我从国内打电话，请朋友帮我安排律师到机场接我。12月7日晚，我先从武汉乘机到广州，然后再乘南航航班到新加坡。由于航班一直延误，我于12月8日凌晨才抵达新加坡。朋友和律师都等候在机场。朋友告诉我说，有一大群记者也等候在那里。于是，在排队等候过移民厅检查时，我询问律师应怎样应付记者的提问。律师的意见是：尽可能回避记者，以便为即将开展的调查留下余地。
等我抵达移民厅检查口时，一名女长官接过我的护照，向我问好。但当她将护照插入检查器时，突然改变脸色，要求我在一旁等候。不多久，两名便衣人员从办公室出来，将我带到一个没有旁人的大厅，客气地要求我坐在角落里的一排椅子上。
我用英语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其中的一人回答说：“一会儿有人来见你。”
我不知道详情，便给朋友打电话，请律师与我通话。律师说，你先等候一下，看谁见你，听他说什么，然后再来电话。自那时起，一种不祥之兆已经在我心中由淡转浓。我强烈地意识到凶多吉少了。
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一名穿着警察制服的马来人来到我的面前。他用英语问：“你是陈九霖先生吗？”我回答：“是。”
他手里拿着我的护照，一边看护照，一边看看我，像是核对身份。接着，他说：“你被捕了！”也不知是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好，还是太出乎我的意料，我无法相信他的话。我便问他：“你说什么？”他手中没有逮捕证，也未向我出示任何其他身份证明，但他却十分肯定地重复：“你被捕了！”我便问他：“为什么逮捕我？”他说：“对不起！我只是执行命令。”
我于是给我律师打电话，将这些突发情况告诉他。律师说，你请他上司出来见你或与你通话，理由是：因为你还未接受调查，你返回新加坡是协助调查。
我便这么要求那名执行任务的警察。他却对我说：“对不起，我的上司睡觉了，请你配合点！”说着说着，他就拿出手铐要铐我。我对他说：“慢！我要给律师打电话，请他联系大使馆。”
我的律师便给使馆打电话，但无人接听。律师于是让我向警察询问，要带我到什么地方，然后他们会去那里接我。
警察说他会带我去勿洛（bedok）警察分局。
我把地点告诉律师后，他让我暂时配合警察，一切等天明之后再说。
就这样，我被反铐着双手，坐上一辆小型警车的后座位，整个人好像夹心饼的芯，被夹在车里。我当时带着一个随我跑遍全球的棕色旅行箱。在我坐定后，警察便把那个箱子扔在后备厢里，并随手关上车门。
车门“嘭”地关上了，我陷入了黑暗之中。闭上眼睛，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可是，刚才的一幕却在眼前反复“播放”。突然，又插入两个让人觉得诡异的情节：
一是2003年的一个凌晨，我突然醒来，走到客厅翻书，一翻便翻到《周易》第29卦（即坎卦或习坎卦）。我于是突发奇想地写了一首打油诗《离坎》：“《周易》设习坎，喻指处世艰。重险而慎往，离坎是平川。”（《周易》第30卦为离坎。）
二是2004年9月30日的事。这之前，公司的业务十分繁忙，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还不能休息。自己辛苦不说，总觉得对不起家人。于是，狠下心来，请了年休假，带老婆、孩子去韩国度假。我们到了乐天（lotte）游乐场，那儿有一个监狱体验区，里头有手铐和其他刑具。10岁的儿子正是调皮捣蛋的年龄，他趁我不注意一把将我推到模拟囚室，用手铐把我的右手铐在塑料栏杆上。当时，我的感觉异常不好，儿子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回来的路上，我接到中国航油同事的电话，说国际油价猛涨，形成巨额账面亏损（mark to market loss），高达5.5亿美元。我赶紧取消度假回到新加坡，处理这场危机。
我当时思绪万千，深深地感到自己即将成为替罪羔羊。这个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从公司亏损上来看，直接涉案的交易员没有被捕；从售股筹款来看，售股协议签署人也没有被捕。当时，唯独我一人被捕。
然而，我又感觉到，有关当局的这一做法并不明智，因为我是被邀请来协助调查的，在尚未进行调查、事实真相尚未明了之前逮捕我，是不合法的。
我还感觉到，逮捕将对我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理由有两个：一是公司涉案人员会把我看成替罪的目标，而把他们应承担的责任扔给我；二是社会舆论和当时愤愤不平的小股东们，会把疑点集中到我的头上，而促使有关当局寻找罪责对付我，否则，有关当局会下不了台。事后证明，这两层后果全部应验，使得我四面楚歌，有冤无处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