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读书
一直以来，喜欢看书。小时候，看的是“画本”。长大了，看真正的书。以前，每看一本，都在日记里记下书名，偶有特别动心的，写写读后感。2015年5月起，每看一本，便在微博上短短地写一写，同时发到qq空间的“说说”里。积累下来，也有些规模。现在，陆续发出来，请各位爱书的高手大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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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5日
1999年病逝的苇岸，文笔随性自然，平淡无羁。其文中跳跃闪烁的诗性和不可捉摸的神性，充盈着对自然、生命、平常、柔弱等的礼赞挚爱，对现代进程、环境破坏、人类贪欲等的困惑不解不屑。苇岸曾说：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由此可知其《大地上的事情》的书写方向和文化内涵。
当朋友向我提起苇岸时，很诧异：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这么一位作家？在当当网上搜到《大地上的事情》，一下子被这个朴素的书名和平淡的封面设计吸引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我这里是可以与三联书店媲美的出版社，看到这书由它来出版，自然又多了一份信赖。急急地读完，对苇岸的文充满崇敬与喜爱，他的文字清新自然、流畅跳跃，仿佛山间小溪潺潺而下，仿佛峰顶流岚恣意飘舞，令人不得不超凡脱俗，不得不对他笔下那些小情小景、小生命小事件生出无限珍视与喜欢，这样的书，读着有洗肠清肺之功效，可以把人的层次提高到一个相对的高度。但对他的理念，却感觉矛盾。自然主义，包括梭罗等等，当然有可取之处，对保护传统人文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必不可少的。但科技的日新月异，使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避免，新的生产力为我们带来的何止是方便和并新异，更是生活方式的创新与革命。一方面，我希望享受丰盈的物质生活与现代便宜，但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却又羡慕那种“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寡欲无智“的“自然”状态，这样的矛盾，不仅仅是我有，所有的人或许都不多不少地存在着。所以，面对苇岸的话题，面对他那种“为了这个星球的现在与未来自觉地尽可能减少消费”的人生态度，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过，读完了《大地上的事情》，我又重新有了读《瓦尔登湖》的欲念，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1998年，苇岸在其居住的北京昌平科技园东部田野的一个固定位置，对同一画面拍摄二十四节气照片，并开始《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的写作。他的这组文，我最期待的，因为在现代化的环境下，已经很少有人注意二十四节气了，甚至连我这样关心二十四节气的人，也难以把这二十四节气一一道来。而二十四节气里的人文气息、传统意义、农事涵蕴、祖先智慧，是永远也发掘不尽的。很可惜，苇岸最终未能完成这组文。他已经完成的节气文章和未完成的草稿，与我的想像不同，并没有太多地深入到节气的古往传统与文化意蕴里，而是很纯粹地书写节气当天他在那个固定地点观察到的固定画面里一切的变化。同一地点、同一画面，书写者容易犯重复雷同的毛病，读者也容易产生欣赏疲惫。但苇岸完稿的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诸篇，却篇篇有新意，每篇都若初遇。看他拍摄的二十四张节气照片，跟着他走过一年，不太懂农事的我，也感触到了土壤特殊的气息与温度，也体味到了庄稼成长的艰辛与快乐，更是见证了一场大地的成长与年域变迁。对这组并不完整的文，我们或许可以说：其虽缺，却不残，其虽未成，却是绝响。
苇岸年谱1960年：1月7日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
1973年：入北小营中学学习。中学时对文字和文学非常有兴趣，习作过童话、寓言及小说片段。
1978年：冬季，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哲学系，翌年春正式入学。期间与文学社同学广泛来往，并接触当时正在校园传播的朦胧诗，由此喜欢并开始诗歌写作，结识了一些朦胧诗人。在校期间曾因病休学一年。
1982年：7月，到昌平县干部职工学校任教。8月，友人顾城和谢烨骑车来昌平旅行，游览了十三陵和北小营。写《童话诗人》刊于《诗歌报》。冬，结识海子。
1986年：8月，首次单独作短途旅行，到内蒙赤峰、海日苏一带和河北丰宁的坝上林场，写《海日苏》和《去看白桦林》两篇散文。秋，参加“北京市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会议”。12月，经海子推荐读到《瓦尔登湖》。
1987年：由于《瓦尔登湖》，写作由诗歌彻底转向散文。8月，独自到东北旅行，主要去了小兴安岭、黑龙江边的嘉荫镇和长白山，写散文《美丽的嘉荫》。
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作品《大地上的事情》。：4月，写作《海子死了》，刊于当月《科技日报》。8月，独自去山西和陕西旅行。 1990年：8月，独自去新疆旅行，从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和田、于田、民丰、且末、若羌、尉犁再至库尔勒，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周，行程一个月，写《库车笔记》和《天边小镇》。
1991年：6月，《大地上的事情》（二十一则）》《美丽的嘉荫》《海子死了》收入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上升》（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新生代散文的概念逐渐被散文界及评论界接受。8月，去泸州、峨眉山旅行。9月，中秋节与李松结婚。10月，携妻子去西安、洛阳旅行。
1992年：8月，应约与北京另两位新生代散文作者到武汉参加“中国当代散文研讨会”。
1993年：“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新生代散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九千只火鸟》选入《大地上的事情（三十八则）》《美丽的嘉荫》《放蜂人》《诗人是世界之光》。在《一九九三年中国文学年鉴》刊出的楼肇明文章《散文“文体意识”的新觉醒》中得到重点评价。
1994年：应《诗探索》之约写《怀念海子》。《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选入《美丽的嘉荫》。6月，在北京怀柔参加中华文学基金会与北京作协合办的“当代散文理论研讨会”。
1995年：3月，在《山花》刊出的《新潮散文：文体革命与艺术思维的新变》中得到陈旭光很高的推崇和重点评介。4月，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列入楼肇明主编的“游心者笔丛”，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5月，加入北京作家协会。7月和10月，两次在《武汉晚报》开设的“文学对话录”关于散文热及新生代散文的讨论中均获得较好评价。12月，与友人合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小说、诗歌、散文各一卷），主编散文卷。《北京文学》刊出新生代14人散文集，收入《作家生涯》一文，同时推出安文撰写的“新生代散文取向”的相关评论。
1996年：7月24日，《中华读书报》刊出《苇岸：大地的理念》短文。8月，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散文的多元术变革》一章中给予了重介绍和评介。与诗人黑大春赴山东，之后沿黄河大堤从东明步行至河南开封，行程约四天。9月，《博览群书》刊出一平撰写的书评长文《光明的豆粒——读〈大地上的事情〉》。11月，《神奇的地球村》中国卷（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选入《放蜂人》。
1997年：1月，《台湾文学选刊》封二开设“大地上的事情”专栏。在《为您服务报》1—4月开设“谨读赠书”专栏。中国当代散文检阅《新锐卷》（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没有门户的宝库》《四姑》两文。2月15日，《武汉晚报》“微型作家论”专栏刊出陈旭光文《苇岸：倾听神秘与回到本真》。5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8月，《人民铁道报》“艺术家走访”栏刊出王京生文《苇岸：大地上的事情》。9月，《美文》珍藏本（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谨读赠书”一文。参加《世界文学》杂志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世界文学与发展中的中国文学”研讨会。11月，与妻子因故离异。
1998年：2月，着手为廿四节气拍摄和记录。5月，应《世界文学》“中国作家谈世界文学”专栏之约，写出《我与梭罗》一文，刊于第5期。6月，应约参加中国作协与《散文选刊》杂志在河南焦作举办的“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11月，接受《美文》杂志“关于九十年代散文写作随访”书面访谈。开始写作《一九九八廿四节气》。12月，被列为“1998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推选委员会成员”。
1999年：1月，与全国二十位散文作家、评论家一起被列为“1999年《散文选刊》特约评刊委员”。3月，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被选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建国五十周年文学作品精选》。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廿四节气：谷雨》。5月，《人民文学》刊出《一九九八廿四节气》（六则）。整理书稿。5月19日19时，因肝癌医治无效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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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9日
西蒙蒙蒂菲奥里的《耶路撒冷三千年》是一本近700页的大部头。从公元前1000年“第一个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人——大卫王”开始，围绕耶路撒冷这“唯一拥有两种存在的城市”，书写“天堂与人间”。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丰富的史料，准确的评述，完整地呈现三教圣地的前世今生。
作者说：“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所潜藏的遍地圣迹、满城历史、驳杂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望其项背，而只能羡慕景仰。 但耶路撒冷却只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背景下和历史里的“圣城”，在我们这些西方观念里的“远东人”眼里，耶路撒冷却只是一种充满异域色彩传说。《耶路撒冷三千年》里，基本上没有“远东人”的身影和关于他们的述说，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的推介语，便觉其有些言过其实。
百度百科里耶路撒冷的大体历史：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沿海和平原。公元前13世纪菲力斯人在沿海建立国家。公元前13世纪末希伯来人各部落迁入定居。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建立希伯来王国，后亚述、巴比伦、波斯等外族都曾占领巴勒斯坦。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侵入，绝大部分犹太人流亡世界各地。公元7世纪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不断移入，并和当地土著居民同化，逐步形成了现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此后的一千多年，耶路撒冷一直是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居住，直到二战期间。在这期间他们抗击十字军等侵略者，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二战后，犹太人大量从其他地区迁入，同时驱逐巴勒斯坦人，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
在1948年以前，耶路撒冷主要是巴勒斯坦人为主，城市也由巴勒斯坦人所控制。随后几年里英国开始资助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数量开始增加。
1948年，巴以分治，耶路撒冷划到巴勒斯坦境内。随后战争爆发，以色列入侵并占领了西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处于约旦的管理之下。以色列定都特拉维夫。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侵略并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并强迫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巴勒斯坦，形成了巴勒斯坦难民。
1980年，以色列国会立法确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除了美国以外没几个国家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认为该市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有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谈判决定。大多数国家都将大使馆设在特拉维夫。
而1988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宣布耶路撒冷将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因此，耶路撒冷仍然是巴以冲突的中心。（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体历史”有很强烈的感情因素，不是在客观、中立、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指导下的表述。）
百度百科里耶路撒冷各称的由来：耶路撒冷名称的准确来源尚无法确定。在希伯来语中，yelushalaim这个名字可以理解为yelusha（遗产）和shalom（和平）的合成词。另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是它将《圣经》里两个城市的名字结合在一起：耶布斯（jebus）和撒冷（salem，意“和平”）。撒冷这个地名出现在《创世纪》14章，是大祭司麦基洗德的住处，他为来到这里的亚伯拉罕祝福。耶路的意思是“基石”或者“城市”，撒冷为和平，因而耶路撒冷有“和平之城”之称。在阿拉伯语中，耶路撒冷的名称意思是圣地，在词前加冠词成为，特指圣城耶路撒冷。同样的，意为房屋、住宅，意为神圣的（人）、圣洁的（人），两词合起来组成 则特指圣城耶路撒冷，字面意思也是圣人之家即圣地。耶路撒冷在希伯莱文中意为“和平之城”，阿拉伯语叫“古茨”意为“圣城”。其最著名的是1公里见方的老城，其城墙高12米，有8座城门，分为基督、阿拉伯、犹太、亚美尼亚4个区，老城东南0.14平方公里的*****山是圣城中的圣城。被一圈城墙所围绕的耶路撒冷老城的圣迹有：犹太教的哭墙、穆斯林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以及基督徒的圣墓教堂和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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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3日
前前后后三个月时间，终于背完了国学经典老子的《道德经》上下两篇八十一章五千余言。《道德经》“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背之“惟恍惟惚”，其“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之淡然超然绝然，令人深受启迪，思之再三。或许，“知天命”而奔“耳顺”之年，正是渐悟“天之道”、实践“天之道”的时候。
《道德经》原名《老子》，因其上篇（前三十七章）讲“道”，下篇（三十八至八十一章）讲“德”，故被后世称为《道德经》。《老子》（《道德经》）与《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并称“道家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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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2日
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第一卷写1937年7月1938年8月间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大小战役。面对强大的现代化日本军团的进攻，中国还处于近代边缘的军队苦战经年，以血肉之躯顽强抵抗，虽损兵折将、丧城失地，却不言败、不苟和，以前所未有之气概，团结御侮。读之，仿佛置身现场，时而黯然神伤，时而血脉贲张……
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从《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而至《抗日战争》。看《解放战争》时，就想：会不会写抗日战争呢？可能不会，抗日战争历时八年，这么长的跨度，怎么可能用一支笔来描绘？一方面疑问着，一方面却又希望他来“全景式”地再现这场“御侮”之战。
在201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与临近9月的这个特殊时期，终于有了《抗日战争》出版。急切地买来，急切地读着，虽然第二卷已经买到，但却急切地期待第三卷的到来。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屈辱无法用文字描述。当年，以落后之中国，对抗强盛之日本，中国军民虽损伤三千余万之巨，国民政府也被迫迁到僻远之四川，却一直坚持抵抗，真正是拼尽血肉之躯，以抗敌人之飞机大炮，屡败屡战，从不言降，愈战愈强，最终取得了胜利。生在太平安好的今天，享受着丰裕安宁的生活，再回头看那时的战斗，心里涌出的何止是感概，还有不尽的感激。王树增的表述，虽不可能完全中立旁观，却客观平实，特别是对抗战前期正面战场的中大小战役里，国民党军队舍身忘死、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概之描述，令人耳目一新，回味再三。只是，战场上中日两国军队死伤悬差之巨，往往是十比一甚至几十比一，今日读之，仍令人唏嘘。几十年的时光一瞬而逝，战后的时日并不太平，以今之世界格局，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是否有世界第二的战力维持自身安全，保护和平，真不太敢妄下结论。
抗日战争最初一年，是正面战场最为激烈的一年。虽然由于地方势力（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对日本心存幻想和战斗力差距太大，使北平、天津未经大战而陷；但在随后的时间里，国民政府几乎投入了可以投入的全部精锐，先后与日军进行了上海会战、山西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上海会战历时三个多月，打破了日军“三月灭亡中国”的谬论。山西会战中的平型关战斗，是共产党军队的第一次亮身，取得完胜；忻口战役，差一点就铸就歼敌一师团的辉煌；徐州会战中前期的台儿庄战役，毙伤敌万余；后期在徐州陷落时，国民政府军队全身而退，未遭重创。南京保卫战虽是完败，但日军的疯狂屠戮却并没吓倒中国，反而暴露其非人性的残暴本质。武汉保卫战方略正确得当，利用山地、水网逐次坚强抵抗，既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多次从国内补充兵员；又赢得了布局大后方四川的战机，确保战略物资的大转移；还有万家岭大捷，摧毁敌一个师团几乎将其全歼。国民政府军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除极个别贪生怕死、不听号令、擅自放弃阵地撤退外，绝大多数都能舍身忘死、浴血奋战、战至最后一人与阵地同归于尽。虽基干之团、营、连、排长伤亡殆尽，部队损失之大无法估量，但其气势与豪情，却令侵略者也不得不佩服，也使侵略者明白：以日本之小鲸吞中国之大之不可能；就是已经吞下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也将无法消化，不但不能成其“肌肉”，反而成其“痼疾”，并最终导致其灭亡。虽然，以中国自身之力量，要真正打败侵略者确有难度，但国际大势的风云变幻、小日本之日见窘迫和战力下降，都有国民政府死不投降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对蒋介石先生之评价，仅此一点，就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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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1日
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是部“微观战史”，专写1944年6月至9月远征军收复松山之战。此书以日志的形式，以团营甚至连排的作战为战役之切入点和着重点，对中日官方、民间的史料进行大量引证、对比，力求“无限趋近于历史真实”。在他笔下的血雨腥风中穿梭的这几天里，有不知何所措其辞的无限感概与感叹。
在我这里，《1944：松山战役笔记》最令人感叹之处是双方投入的兵力比和伤亡比。远征军投入兵力24375人，日军投入兵力约1300人，约为19：1；远征军伤亡7763人，日军伤亡1250人，约为6：1。虽然在攻守战中，在投入兵力和伤亡方面，进攻方肯定会高于防御方，但在完全占有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前提下，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战后，远征军多次分析总结过战役得失，除自身的原因外，最重要的一个外部原因是日军“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和无令不退、至死不降的个人战斗精神。在书的最后，作者将松山战役和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进行了对比，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志愿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并不输于日军的‘武士道’精神。”虽然把这二者拿来比较在感情上觉得有些不伦不类无法接受，但纵观历史，与日军“武士道”精神有一比并能超越这种精神的，或许只有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如是，便可以想像松山战役之艰辛困苦，之残酷惨烈；就能理解为什么远征军先以新28师、后以第8军二万余众全力进攻，却伤亡七千多、历时百日才达成任务。作者说：“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的确，任何研究抗战的人，都不可能避开松山这一仗。作者又说：“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的确，面对强敌守之不易，而能攻坚全胜，此为第一。
松山战役中，约1300名日军分布在松山十余平方公里的防御面上，在存储大量战略物资的基础上，以事先构筑的坚固堡垒为依托，固守待援。虽援军在其覆灭之际也未到而且不可能到，但却令进攻之远征军伤亡惨重。远征军虽胜却惨，可谓“惨胜”。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全部阵地丧失后，一漏网日军潜伏松山，竟然先后毙伤远征军二十多人。
作者在书的腰封上说：“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它们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抗战十四年（应从“九一八”东北沦陷算起），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斗何止万千，中国完胜的屈指可数，全歼日军的纪录更是几不可寻。但有亚洲战场的这三场全歼守敌令敌“玉碎”的战役，却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这，至少可以稍稍安慰一下我们。空军少将乔良评价这部书说：“读了这部书，你才会了解，人，可能疯狂到何种地步，也可英勇到何种程度。”其实，“疯狂”与“英勇”并不能截然分别，它们是对同一行为不同感情层次上的不同称谓。对死不投降的日本军人，我们用“疯狂”一词；对冒死冲锋的远征军将士，我们用“英勇”一词。《1944：松山战役笔记》之所以称得上“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用朱增泉中将的话说，就是：“余戈的这本书，有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松山战役虽然是国民党远征军全歼松山日本“拉孟完备队”的战役，但在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外军教研室编印的《日军战术特点》小册子中，“对日军防御战斗所解析的经典战例，就是1944年的松山战役。”可见，松山战役，不仅仅是国民党远征军对日军的一场战役，也是中国军人对日本军人战役，更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役。这场战役，虽然已经过去了71年，成为了历史；但这样的战役，却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还将延续下去。所以，所有国人，在享受当下难得的和平美景时，应有清醒的认识，不沉溺于眼前的和平；要知道：和平不会青睐弱者，没有强大的战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和国内其他关于抗战的作品比较，《1944：松山战役笔记》力求“真实再现”，不妄执一说，对不同的记忆和史料，采取备存而不下结论的办法列入注释，一方面供读者自己甄别，另一方面等待史料的丰富，“这是历史的态度”。从这个意义讲，它的确算得上是严谨的历史学术著作，是国内抗战史中的佼佼难匹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历史，喜欢不喜欢抗战史， 都应该读一读《1944：松山战役笔记》。读完它，你会对国家、民族、战争、和平、人性、血性等等等等，产生许多不同于读之前的想法与思考。虽然这些想法与思考可能是很感性的、低层次的、形而下的，但却并不妨碍你“在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坐在“屋角的某处”，静静地咀嚼、回味你刚刚翻完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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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4日
《南京人续》按传统标点理解，是《南京人》的续集，买回后发现是《南京人》和其续集，喜哉。叶兆言的文笔平淡冲和，优美雅正，信手拈来，娓娓道来，从容写来，看似俚语俗言，读之却如甘饴，有返璞归真之功效。文笔与其笔下之南京和南京人的品性相相得益彰，相映生辉。比较而言，续集不如正部有味道。
续集是2009年结集的，正部之文大多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京既是充满“江南烟水味”，有着久远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又是历经劫难饱受凌辱的城市。金陵王气，六朝烟雨，秦淮风月，民国首善，自是其值得骄傲的本钱；但建都立朝于此者，却多如昙花一现，后主层出，令人不得不兴兴亡之叹。而隋文帝之焚城，太平军之建都，曾剃头之攻占，更有小鬼子之大屠，令南京和南京人深受亡国亡家失亲失身之苦。幸而南京和南京人有韧性，不怨天尤人，不嗟叹世道不公，屡毁屡建。幸而南京和南京人包容，采中华之文采，撷众地之长强，集江南之精华，自成其格局。虽其江南首区之名已被上海取而代之，其治下之苏锡常也归心上海，但其特有之城市性格和人性生态，却是其他城市所不可替代。国之大，而南京一，或许就是叶兆言《南京人续》想表达的意思。
《南京人金陵王气》谈到孙权称帝时说：“他耐心地等待着，一直等到曹操和刘备都称了帝以后,……”不知是叶兆言笔误还是排版工手误，反正是错了：曹操至死也未称帝，曹魏第一个称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幸好，在《南京人续＜江苏读本＞中的南京》中叶兆言又说：“他耐心地等待着，一直等到曹丕和刘备都称帝了，时机已绝对成熟……”由此可见，前面应该只是笔误或排字工的手误。只是，这么明显的错误，编校未修改过来，很是遗憾。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书在装帧上很有品味。比如此书，纯黑的封面封底，封面右边竖列书名和作者，上英文，下中文，典雅端庄，似乎有祭祀南京历次毁城之暗意。但书的质量却不太敢恭维。最喜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觉其为国内大学出版社之首，似乎有追平三联书店出版社的气势。
腰封上还有杨卫泽之荐语，可见此书出版时此公正主治南京，此公被拘后书之经营者也懒得重印腰封，或许还有借此广告之嫌。官者，主政宜，介入文化，似乎会让“清高”的文化沾染世俗烟火。不知当初书商印制腰封时叶兆言知情否？我宁愿相信他不知道，因为不管杨卫泽如之何，我都不希望叶兆言与之有交集。但书商出书，不论是书之装帧、推介、内容，似乎都应经作者认同。所以，杨的推介赫然列于书之腰封，令我迷惑：叶兆言难道还需要这么一个“父母官”来推介？因为这一推介，令我对书和出版社的品质，有了一丝不屑与冷眼；而对叶兆言，其谦谦君子的形象也多少有了缺罅与损伤。或许，叶兆言是不知情或者被迫无奈的：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低头，有主政者推介，别人或求之不得，何必生事推却！哎，为一腰封，为一官员，瞎想如此，何苦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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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5日
《午后的岁月》是余斌对叶兆言的访谈，附录有叶兆言与杨志麟、林舟的对话。访谈看似随心所欲，指向却非常明确：文学、生活。叶兆言真实地“暴露”自己的“文学观”：文学之启蒙，对文学的态度，写作的“怪僻”和“生活观”：人生的经历，成长的过程，对家庭女儿的感情等等。这是一个完整丰盈的叶兆言。
《午后的岁月》这个书名就很吸引人。按常理讲：“午后”应该只有一段时光，哪来“岁月”？但用“岁月”两字，书名一下子就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时空的穿越感。你可以在悠长悠长的“岁月”里穿梭，徘徊，甚至迷失；你可以在你已经逝去的“岁月”里寻觅那或许充满阳光，或许布满沧桑的生命年轮；童年的懵懂，少年的灿烂，青春的冲动与热情，恋爱的甜美与醇香，世事的艰辛与困苦，自我的宽容与纯正，旁人的平和友爱或机巧诈智等等等等，都从“岁月”的笔画里扩散开来，包裹了你，令你陶醉，令你倍觉温馨温暖，令你迷惘，令你淡然一笑泯恩仇。作家，终究是作家，他轻轻一下，将两个看似不搭界的词语组合搭配，便使其意义画龙点睛般地产生一种质的飞跃，令人有不同凡响的感受感概。 很早就知道叶兆言，知道他是叶圣陶的孙子、叶至诚的儿子。看到他洋洋洒洒、下笔千万，便想：这是血脉遗传。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叶至诚的亲孙子、叶至诚的亲儿子，而是叶至诚收养的孩子。虽然没有血脉遗传，但家族承续却是很自然的事。叶兆言多次说过，北京祖父家里、南京父亲家里有大量藏书，读大学之前，有的是机会读名著，而且也读了许多经典。用书香门弟来谈叶兆言的家世，无疑是准确的。叶兆言的祖父和父亲特别是父亲，并不希望他走作家这条路，甚至不希望他读文科，这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应该可以理解，也是为祖、为父者切身之痛后的真切感受。只不过，世事难料，阴差阳错，叶兆言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不但学了文科，成了作家，而且成了或许比他父亲更有名的作家。难道真有天意？！ 叶兆言的小说读得不多，没多深的印象，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甚至觉得在小说方面，比起他经常提到的苏童、格非、余华等，似乎有些欠缺，但却很喜欢的他的随笔。叶兆言的随笔很有特色：一是有掌故，现代和当代的许多文化名人的轶事趣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二是有历史，他喜欢穿越时空，进入遥远的过往，撷取过往之看似无味慢品却有深意的事件，娓娓道来，令人喜爱；三是有他所谓的“江南烟水味”，如台城柳般柔软随风飘拂，如秦淮夜月般既清亮又迷离朦胧。他的文字，随情随性，平实朴拙，民间味浓，很口语化，不吊书袋，其文里很难看到生僻的文字与深奥的语句。但其不经意的一句引文，时不时出现的骈偶句，却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功底与知识占有。他的文里有难得的宽容厚道，平淡雅正，与他自己所述说的个人性格相得益彰，与他所居住的城市——南京的性格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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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9日
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二卷记述1938年8月至1942年6月期间的中日战事，以武汉会战始，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终。其间大小战役多次，有枣宜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等，均是敌攻我守，虽偶有收获，但败多胜少。苦战苦熬，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同盟，胜利的曙光、鬼子的末日即将到来。
在1938年8月至1942年6月期间，中国军队也曾发动过两次对侵华日军的大规模攻势战役：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政府发起的“冬季攻势”和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发起怕“百团大战”。1939年10月，各战区的国民党部队已完成了第一、第二期整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为主攻地区，第一、第四、第八、第十、鲁苏、冀察战区为助攻地区，对侵华日军进行全面的攻势作战，整个战役共投入七十一个师，直接参战兵力达五十五万，出击一千零五十次，与敌作战一千三百四十次，歼灭日伪军警两万多人（其中击毙日军中将一名、少将一名、大佐两名），俘敌四百余人，击沉、击伤敌运输舰船九艘，缴获各种火炮十一门，步枪两千七百多枝。各战区战果不一：第一战区曾攻入开封、沁阳、商邱等地，歼敌颇多；第二战区曾克复闻喜、绛县、夏县、翼县、黎城、涉县、潞城等地；第三战区曾攻入南昌、杭州、富阳、余杭等城市，并曾短期切断长江水运；第四战区曾攻克翁源、英德、从化等地，并配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南行营夺占昆仑关，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第五战区曾攻占王家岭、汪家河等坚固据点，日军伤亡惨重；第八战区之傅作义部曾攻入包头，并克复五原、临河等地，共歼灭日军四千六百余人，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为国民党军队所击毙的第一名日军中将）及两名大佐；第九战区曾攻克崇阳、靖安等地，并给予当面之敌——日军第十一军以沉重的打击；第十战区、冀察战区、鲁苏战区均无较大动作。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军区等共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进势攻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攻克据点二千九百余个，歼灭日伪军四万五千余人。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二十天的战斗，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第二阶段，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晋察冀军区进行了涞灵战役，第一二九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一二o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这两次战役的发起，除其它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外，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反对对日妥协。1939下半年，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呼之欲出，汪精卫的投敌叛国，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混乱，亦“对敌后人心士气影响甚大”，国民政府决心发动冬季攻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汪的成立。到1940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内部妥协投降的暗流涌动，与日本中级层次的谈判一直都在进行，并就某些方面达成了初步意向，为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阻止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八路军毅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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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4日
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第三卷记述1942年6月至1945年9月中日间的战争。侵华日军虽战力逐日下降，兵力捉襟见肘，但其在正面战场上，除最后的芷江会战外，其余所有的主动进攻都基本达成了战役预期。如若不是坚强有力的外援，国际大势的巨变，以本国一国之力驱寇的确有些难以想象。不管怎样，终于胜利了！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三年里，我们经历了最为艰苦的岁月。虽然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物资支援，但由于战略资源、战役协同、战术素养、战斗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在日本军队的进攻面前，总显得有些“不堪一击”。幸而日军兵力不足，资源有限，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军逐步击退，损耗了大量的战力，才使得国民政府在屡败屡战中不至于一退再退，四川的天然地理优势、人口资源优势等等保证了国民政府首脑机关的安身立命。当然，在这三年里，也有几场令人欣慰的战役：一是缅北战役，从印度的反攻虽然是美国人指挥并确保制空的战役，但地面部队几乎都是中国部队，美械装备的一二个师，就能一路攻坚，击溃歼来日军一个师团； 而从滇西的反攻，由中国人指挥并投入战斗，虽然伤亡比还是很大，却在腾冲、松山、龙陵几场大捷，令守备日军全员“玉碎”。二是长衡会战中的衡阳守卫战，国民政府并不满员的第十军，以近两万人力敌日军五个师团的进攻，坚守衡阳近两个月，第一次实现了伤亡比的逆转（日军伤亡超过国民政府军队）；虽然此战的最后一幕有些吊诡神迷，“真相模糊不清”，但并不能抹杀此战的历史功绩。三是芷江会战，日军主动出击一开始，便遭受国民政府军队的反攻、围攻，大队、联队、旅团甚至师团被围的战斗时有发生，其进攻从一开始就演变为被进攻，最终不得不在没有达成战役目标时撤退，这应该是整个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唯一一次未能达成战役目的的战役。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夜看到很晚，跟随王树增重温了一遍抗日战争。虽然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严谨的历史学术，也不同于文学创作，与当下许多“抗战神剧”更有霄壤之别； 但看这样的书，至少可以了解到许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的环境下不可能了解到的抗日战争。他的书里，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文学的技巧，既有表达的克制，也有情绪的渲染......很多感概总是不经意涌出来：一是落后就要挨打。日军入侵我国十四年之久，占我国土，夺我资源，杀我将士，凌我妇孺，无恶不作，无异禽兽，究其原因，只因当时之中国积弱积贫，面对强敌无还手之力，幸而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富积、抗战意识浓烈，有“以空间换时间”之可能，有坚持“持久战”之意志，终而挟反法西斯同盟之威而胜。二是抗日战争整个过程，汉奸伪军之多，令人不知何所言。日军所到之处，奸邪群起，佞妄四出，群丑粉墨登场，甘心为奴，沦为日本鹰犬者不知几凡。据资料载：在整个二战期间，中国战场是唯一一个卖国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地方。面对这个“唯一”，面对那些所谓“曲线救国”的理论，我们仿佛应该进行一些深入地思考。这或许只是“他们”的耻辱，但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我们”，是不是应该问一下自己：在当时甚至在比当时还要恶劣的环境里，怎么选择？三是国民政府威权丧失之速。1928年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之初虽然丧师失地，但由于其坚定的抗战决心和屡败屡战不言输、不言降的外在表现，迎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随着抗战的深入持久，其心态变化导致其行为异化，只顾自身利益，漠视百姓基本生存，特别是整个官僚系统，假抗战之名，大发国难财的官员比比皆是，民心日残，民望日凋。其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灭亡，其实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埋下了浓浓的伏笔。或许，这些，才是真正的抗日战争，才是准确、全面、客观的抗日战争。
书的最后，王树增在谈到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时说：“官方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三千五百余万人；而民间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六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八百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四千五百余万人。”这个数字只是全面抗战八年间中国军民的死伤，并不包括“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军民的死伤。而且，这一系列数字保留的约数“十余万”、“百余万”、“千余万”，可想见其准确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的封底上，对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伤亡，是这样表述的：“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4321名飞行员血染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中国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在这里，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名官兵是正面战场壮烈牺牲者，只是“伤亡”中的“亡”，并不包括伤亡中的“伤”（任何战争中，“伤”的比例会远远大于“亡”），也不包括除正面战场外的敌后战场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伤亡，更不包括1932年9月至1937年7月之间中国军队的伤亡。由此推测，王树增书里关于中国军队伤亡的官方统计也好、民间统计也好，都应该是一个很保守的数据，中国军队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伤亡可能远远大于书中的数字。而平民的死伤，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没有统计，但据侵华日军之残暴无人性、丧心病狂之行为推测，王树增书里关于平民死伤的官方统计也好、民间统计也好，或许同样是一个很保守的数据。假设推测不准确，退而求其次地姑且认可王树增的数据，也是“三千五百余万人”至“四千五百余万人”的死伤，远远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总人口。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在那十年多的时间里，生命被视为草芥，中国人被泯灭人性的日军蔑称为“支那人”甚至“马路大”，被肆意杀戮甚至活体实验。如果以侵华日军总数为二百万计，每个“日本鬼子”平均都杀害了约二十名左右的中国人。每想及此，不痛心，怎么可能？不痛恨，又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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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3日
读南怀瑾的《老子他说》，意欲更深层次地理解《道德经》。此书是南怀瑾对《道德经》之1至26章的解读。在南怀瑾的眼里，《道德经》是秉承中华文化祖源《易经》的最佳作品，其后形成的源流，可与儒和后来传入的佛并列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根基。他的解读旁征博引、诙谐幽默，对深入理解《道德经》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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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3日
1845年，28岁的梭罗在康科德市郊的瓦尔登湖畔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并在此自耕自食两年多，其两年多林中生活的所见所思所悟，便是被称为自然主义经典读本的《瓦尔登湖》。此书适合夜深人静了无干扰之时端庄凝神而读。虽然并不完全认同梭罗的思想，但其对自然的朴实尊重和对环境的优美书写，令人印象深刻。
书柜里有两本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本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绿色经典文库”第一批十一种之一，徐迟译，1997年12月第一次印刷，我买的是2003年3月第五次印刷版。一本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自然文学三部曲”套书中的一本，王燕珍译，我买的是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版。这次看的是徐迟译本。这书买回来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看，前段时间看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很喜欢。因苇岸后期的自然主义书写是在《瓦尔登湖》的影响下进行的，所以8月5日读完《大地上的事情》后，爱屋及乌地从书柜里找出《瓦尔登湖》来读。徐迟地译序里所说：“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莫知所云。”的确，读《瓦尔登湖》需要安静的环境，需要平静的心绪。如果处于杂乱的事务里，深陷红尘的烟云中，要认真地读完它，很困难；同样，如果心思紊乱，物欲太甚，为情所困等等，要深入地理解它，也很困难。但我却选错了读它的地方，我把它拿到办公室里，没事时便打开它。往往是正读得起劲，却有事要办，只好停下来，等事办完再读。这样的环境里读它，显然很是吃力，费神。再加之，与其所要表达的深奥思想相比，我的理解能力也有差距，所以读《瓦尔登湖》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中途好几次，我都准备半途而废，将它束之书柜，但它巨大的“名气”如冥冥的韧性和耐力支撑着我。终于，我读完了它。不管有没有收获，只要读完，就是一种胜利。梭罗在书里竟然引用了《汤之盘铭》、《道德经》、《论语》、《孟子》里的一些原文，读来特别亲切。可见，中国文化里应该有许多值得异族学习借鉴之处。或许是自己比较喜欢阅读的原因，最喜欢书里的《阅读》这个章节，边读边幻想：也有那么一个远离尘世的密林中的小木屋，一个人于鸟鸣啁啾的清晨、春日和煦的午后、朗月高悬的静夜，忘情地读自己喜欢的书。虽然“自己喜欢的书”里或许并不包括《瓦尔登湖》，但却希望有瓦尔登湖畔幽雅、静谧、温暖、深刻的读书环境。很遗憾，这书里有一些低级错误，令人无法原谅。比如“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被印成“莫明其妙”。再则，文字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好，觉得作为很有功底的诗人，其文字肯定会优美，不知是徐迟的译文没法达意还是梭罗的原文原意就是如此。反正，读了此书，很是失落：其之成为经典，只能是思想的原因，绝不应该是文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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