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者的帝国》。这部由伊藤计划遗稿奠基、圆城塔执笔完成，并由牧原亮太郎搬上银幕的动画电影，表面是科幻动作奇观，内里却是一场关于灵魂、记忆与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诘问。
故事设定在一个“死亡已非终点”的架空世界：19世纪末，科技突飞猛进，“尸者”技术普及全球——死者经由“Necroware”程序重新激活，成为无意识、可编程的劳动力。尸者不再是恐怖传说中的行尸走肉，而是社会运转的齿轮，是殖民扩张的工具，更是帝国主义冷酷逻辑的具象化体现。主角约翰·H·华生，这位福尔摩斯宇宙中本应冷静理性的医生，在此被重塑为一名“伦理派”尸者研究者。他奉英国政府之命，调查其挚友Friday——一具拥有罕见自主意识的尸者——所卷入的跨国阴谋。
Friday并非普通尸者。他不仅能思考、能对话，甚至保留着对华生的情感记忆。这种“异常”直接挑战了尸者技术的核心前提：灵魂已逝，仅余躯壳。而当华生深入阿富汗腹地，追踪神秘组织“沃尔辛厄姆”及其首领卡拉马佐夫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所谓“尸者帝国”，并非由活人统治死人，而是一个试图通过控制全球尸者网络，重构人类文明秩序的终极计划。更震撼的是，Friday的意识源头，竟与华生亡故的导师、尸者技术奠基人之一有关。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记忆继承实验。
影片最令人窒息的反转在于结局：华生最终发现，自己也可能早已死亡，只是被植入了“活着”的记忆。Friday不是他的仆从，而是他意识的延续载体。这一设定彻底颠覆了主仆、生死、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当华生在雪地中与Friday对视，那句“你是我最后的朋友”不再只是情感告白，而成了存在主义的悲鸣——如果记忆可被复制，意识可被转移，那么“我”究竟是谁？是肉体，是数据，还是那份无法被程序化的羁绊？
《尸者的帝国》之所以被许多观众误读为“神棍”或“混乱”，恰因其拒绝提供廉价答案。它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蒸汽朋克外壳，包裹着后人类时代的焦虑：当AI取代劳工、脑机接口模糊意识边界、数字永生成为可能，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活人沦为装饰，尸者才是主体”的新帝国？影片中尸者整齐划一的动作、空洞的眼神，何尝不是当代社畜的隐喻？而Friday那微弱却倔强的自我意识，则象征着人性在系统化压迫下最后的火种。
伊藤计划虽英年早逝，但其思想通过圆城塔之笔得以延续。《尸者的帝国》与其说是科幻冒险，不如说是一封写给未来的警示信：技术若脱离伦理约束，终将把人类自身变成“尸者”。而真正的帝国，从来不在疆土，而在对意识与记忆的掌控之中。正因如此，这部评分仅6.6的作品，实则是一部被时代尚未完全理解的先知之作——它不讨好观众，却逼迫我们直视那个正在加速到来的、尸者与活人界限消融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