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当恶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共谋
2025年，意大利导演斯特法诺·索利马携限定剧《怪物》（Il Mostro）登陆威尼斯电影节，以四集、每集54分钟的精炼篇幅，重新撕开一段沉寂近半个世纪的国家创伤——“佛罗伦萨杀人魔”案。这部被贴上“剧情/悬疑/惊悚/历史/犯罪”标签的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侦剧，而是一场对1968至1985年间14名年轻情侣惨遭虐杀却始终未破的连环凶案的社会解剖。它不提供答案，而是将观众拖入一个由谎言、沉默、父权与集体羞耻编织的泥沼，在那里，“怪物”从来不是一个戴面具的杀手，而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文化病毒。
全剧聚焦于第一起命案——1968年一对年轻情侣在佛罗伦萨郊外车中遇害。女尸被枪击后遭刀割生殖器，男尸则被近距离射杀。这一残忍模式在此后十七年间反复上演，但警方调查却始终原地打转。索利马聪明地没有试图复刻所有案件，而是以“罗生门”结构回溯首案：三个关键人物——受害者男友Francesco、其情敌Salvatore，以及女方家族中一位受辱的男性亲属——各自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版本。每一次重述，都像剥开一层洋葱，露出更深的腐烂：同性恋身份的压抑、家族荣誉高于人命的封建逻辑、女性身体作为道德战场的工具化……真相在叙述中不断变形，而真正的凶手，或许早已被整个社会系统所庇护。
剧中，莉莉安娜·博托内饰演的Barbara是唯一贯穿四集的女性视角。她不是侦探，也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试图理解为何一代女性必须在恐惧中恋爱、在沉默中死亡的普通人。她的存在，是对那个时代性别暴力最无声却最尖锐的控诉。正如短评中所说：“那个年代女性的境遇，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家里的烂泥男人是最大的毒瘤。”《怪物》的恐怖，不在于血腥镜头（尽管杀戮场面确实硬核），而在于它揭示：每一次情侣在郊外亲热，都可能成为一场献祭；每一次警方审讯，都在重复对女性贞洁的审判；每一次媒体渲染，都在将“怪物”妖魔化为外部威胁，从而掩盖内部溃烂。
更令人窒息的是，该剧刻意弱化了侦破线。没有神探，没有反转，没有最终抓捕。因为现实本就如此——此案至今未破。索利马借此质问：当司法失效、舆论扭曲、家庭包庇、社会纵容交织成一张巨网，破案还有意义吗？或许真正的“怪物”，正是那个允许此类暴行持续十七年而不自省的意大利社会。剧中那句被多次引用的台词：“证据链和故事就像烟盒。曾经它或许是一包香烟，但现在也许只是个盒子，甚至连盒子都算不上。”道尽了真相的虚无——我们拥有的，只是碎片化的叙事，而每个叙事背后，都是权力与羞耻的博弈。
视觉上，《怪物》延续了索利马一贯的冷峻美学：阴郁的托斯卡纳山丘、泛黄的档案照片、雨夜中的警车红蓝闪烁，配乐低沉如丧钟。有观众称其“有点芬奇当年感觉”，确然，《七宗罪》式的宗教隐喻与《真探》式的存在主义绝望在此交融。尤其第三集中那段致敬《银翼杀手》“雨中泪”的独白，将凶手可能的孤独与疯狂升华为一种时代病症的寓言——他不是疯子，他是这个病态系统的产物。
6.6分或许低估了它的野心。这不是一部让人“爽”的剧，而是一部让人“痛”的剧。它不提供娱乐，只提供反思。当片尾字幕再次打出“本案至今未破”时，观众感受到的不是悬疑的余韵，而是历史的重量。《怪物》的伟大，在于它敢于说：我们追查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共犯结构。而只要这种结构仍在，怪物就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继续在暗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