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一场被误读的女性心理惊悚，还是一次失败的“百合”营销？
2023年上映的《艾琳》（Eileen）自圣丹斯电影节首映起便裹挟着争议与期待。改编自奥蒂萨·莫什菲（Ottessa Moshfegh）同名小说，影片由威廉·奥尔德罗伊德执导，托马辛·麦肯齐饰演压抑、内向的监狱秘书艾琳，安妮·海瑟薇则化身神秘高知女心理咨询师瑞贝卡。5.3分、IMDb 6.4、烂番茄新鲜度仅48%，观众评价两极分化——有人盛赞其为“心理惊悚的暗黑杰作”，更多人则怒斥其为“打着女同旗号的情感诈骗”。但若抛开营销噱头与类型预期，《艾琳》实则是一部聚焦女性精神困境、父权压迫与自我觉醒的复杂文本。
一、压抑的1964：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女孩
故事设定在1964年寒冬的马萨诸塞州，冷峻灰白的色调、密闭的监狱办公室、窒息的家庭关系，共同构筑了艾琳的精神牢笼。她日复一日地处理犯人档案，忍受酗酒暴戾的父亲，幻想自己逃离现实——这些幻想中充斥着性、暴力与死亡，是她被压抑欲望的唯一出口。
导演用大量特写镜头捕捉艾琳的眼神：空洞、躲闪、偶尔闪过一丝野性。托马辛·麦肯齐的表演堪称精准——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在长期精神虐待下濒临崩解的灵魂。她的孤独不是浪漫化的忧郁，而是近乎生理性的窒息感。当她说“我从未真正活过”时，观众能感受到那种从骨髓里渗出的绝望。
二、瑞贝卡：救赎者，还是共谋者？
安妮·海瑟薇饰演的瑞贝卡如同一道光闯入艾琳的世界。她优雅、自信、谈吐不凡，对艾琳展现出罕见的关注与温柔。两人之间迅速滋生出暧昧情愫：共饮咖啡、深夜长谈、指尖轻触、甚至一个克制却令人心颤的吻。正因如此，许多观众将本片视为《卡罗尔》式女同叙事的延续。
但《艾琳》的颠覆性恰恰在于：这段关系从来不是爱情，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操控。
瑞贝卡的真实目的，在影片后半段骤然揭晓——她接近艾琳，是为了利用她协助自己实施一场“正义私刑”：惩罚一名长期性侵亲生女儿的男囚（Lee Polk）。更令人震惊的是，瑞贝卡并非出于道德义愤，而是借他人之手完成自己无法亲手执行的暴力。她需要艾琳的“顺从”与“工具性”，正如父权社会一直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
当瑞贝卡在地下室逼问男囚时，眼神中的冷静近乎冷酷。那一刻，她不再是温柔导师，而是一个披着文明外衣的复仇女神。而艾琳，则从被动观察者，被迫成为共犯。
三、枪响之后：弑父，还是弑己？
影片高潮极具争议：艾琳最终举枪射杀了自己的父亲。这一行为看似突兀，实则是全片心理逻辑的必然爆发。
艾琳的父亲象征着整个父权体系的具象化——控制、羞辱、剥夺她的主体性。而瑞贝卡的出现，不仅让她体验到被看见的可能，更让她意识到：暴力，有时是唯一能夺回掌控权的方式。地下室事件成为催化剂，让她看清世界的残酷本质，也看清自己的潜能。
那声枪响，不是疯狂，而是觉醒。她杀死的不仅是那个酗酒的父亲，更是那个逆来顺受、自我否定的“旧我”。结尾她独自驾车驶向远方，没有回头——这不是逃亡，而是新生。
四、为何观众感到“被骗”？
《艾琳》的口碑滑铁卢，根源在于类型错位与营销误导。预告片大肆渲染两位女主的亲密互动，海报充满复古浪漫气息，让观众误以为这是一部女同爱情片。然而影片前半段虽有暧昧，后半段却急转直下，进入心理惊悚与道德困境的深水区。
更关键的是，导演刻意保持情感距离——没有激情床戏，没有深情告白，甚至连吻都带着试探与不安。这种克制，在渴望“糖”的观众眼中成了“诈骗”；但在文本层面，恰恰是对真实女性关系复杂性的尊重：吸引未必导向爱情，亲密未必带来救赎。
五、被低估的女性心理图谱
抛开类型期待，《艾琳》实为一部罕见的女性心理惊悚片。它不靠Jump Scare制造恐惧，而是通过日常细节累积压抑感：父亲敲门的声音、办公室的打字机节奏、雪地里的脚印……每一帧都在诉说一种无声的暴力。
影片真正探讨的，是女性如何在系统性压抑中寻找出口。艾琳的幻想、瑞贝卡的算计、男囚女儿的沉默，都是不同形式的反抗或妥协。而最终，只有艾琳选择了最极端也最彻底的方式——用暴力斩断枷锁。
结语：不是百合片，而是一面照妖镜
《艾琳》或许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节奏略显拖沓，瑞贝卡的动机可再深化，结局稍显仓促。但它勇敢地撕开了“女性友谊必浪漫化”的叙事套路，呈现了一种更真实、更危险、也更自由的可能性。
当观众愤怒于“没看到想看的爱情”，或许该反思：我们是否早已被主流叙事驯化，只愿接受温柔无害的女性形象？而《艾琳》偏偏告诉你：有些觉醒，必须沾血；有些自由，始于背叛。
这不是一部让你心动的电影，而是一部让你心悸的作品。它不讨好，不妥协，像一把冰锥，刺穿1964年的寒冬，也刺穿2025年我们对女性故事的刻板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