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游戏》（The Running Man），表面上是一部以“真人秀死亡竞赛”为卖点的动作科幻片，实则是一面映照当代社会精神困境与资本暴力的镜子。导演埃德加·赖特曾以《热血警探》《僵尸肖恩》等作品树立起鲜明的作者风格——快节奏剪辑、黑色幽默、对类型片的戏谑重构。然而在这部1.1亿美元制作成本的大片中，他的个人印记几乎被商业逻辑吞噬殆尽，留下的只是一具披着反乌托邦外衣的爆米花躯壳。
影片设定在一个近未来的美国：经济崩坏、阶级固化、媒体操控一切。电视节目《过关斩将》成为全民精神鸦片——参赛者“跑者”必须在30天内躲避职业杀手“猎人”的追杀，每活一天奖金翻倍，而观众则通过打赏、下注、投票决定谁该死、谁该活。这种设定并非原创，它脱胎于史蒂芬·金1982年以笔名理查德·巴赫曼发表的小说，也曾于1987年由阿诺·施瓦辛格主演搬上银幕。但新版试图在“后疫情+后真相+算法霸权”的语境下重述这个寓言，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自我矛盾。
主角本·理查兹（格伦·鲍威尔饰）是典型的好莱坞底层英雄模板：失业工人、女儿重病、妻子坚韧、体制压迫。他被迫参加节目，只为换取女儿的救命钱。这一动机看似合理，却因表演过度而显得虚假——鲍威尔全程紧绷咬肌、怒目圆睁，仿佛不是在演一个绝望的父亲，而是在竞逐“最帅硬汉”选美。他的“反抗”缺乏心理纵深，更像是被剧本推着走的符号。当他在节目中意外赢得民众同情，从“待宰羔羊”变成“全民偶像”，影片本应深入探讨“流量如何异化反抗”这一命题，却草草滑向一场毫无逻辑支撑的街头暴动。
更讽刺的是，《猎杀游戏》一边高喊“反资本主义”，一边将魔爪饮料、Puma运动鞋植入镜头中央；一边批判媒体操控，一边用浮夸的直播界面和短视频式剪辑迎合当下观众的注意力碎片化。这种表里不一，使其批判力度大打折扣。正如热评所言：“这是一部烧掉1.1亿却不敢拍飞机撞大楼的电影。”原著小说中最具冲击力的情节——主角劫持飞机撞向电视台大楼——在新版中被彻底阉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安全、可控、甚至带点“正能量”的结局：主角成功救出家人，群众自发起义，反派伏法。这种处理，恰恰印证了影片自身所批判的体制逻辑——连反抗都要被包装成可消费的商品。
配角群像同样流于表面。乔什·布洛林饰演的节目制作人丹·基利安本应是冷酷的资本化身，却沦为台词堆砌的纸片人；李·佩斯饰演的神秘富豪麦康身份揭露突兀，动机模糊；而那些“猎人”杀手，除了造型各异，毫无个性深度。影片试图通过多线叙事展现社会各阶层对节目的态度，却因节奏失控导致后半段彻底崩盘——保安系统消失、反抗组织凭空出现、关键转折依赖巧合，逻辑链条断裂得令人出戏。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在视觉设计上仍保留些许赖特式的巧思：直播界面的UI动态、城市废墟的赛博朋克质感、动作场面的快速切换，都显示出一定的工业水准。但这些技术层面的精致，无法掩盖叙事内核的空洞。当《饥饿游戏》早已将“娱乐至死”的寓言讲得淋漓尽致，《鱿鱼游戏》用极致人性拷问引爆全球，《猎杀游戏》却停留在“好人打坏人”的初级阶段，既无思想锐度，也无情感共鸣。
最终，《猎杀游戏》成为一面反讽之镜：它所描绘的那个嗜血围观、麻木消费他人苦难的社会，正以观影行为本身在现实中上演。观众走进影院，期待一场刺激的“猎杀”，却不知自己早已是节目的一部分。而电影最大的失败，不是拍得不好，而是它明明想批判这个系统，却甘愿成为系统中最顺从的一环——安全、合规、可营销、可续集化。在这个意义上，本·理查兹或许从未真正逃出游戏场；他只是换了个频道，继续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