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书召魔2：地狱之门》：一场被仪式感绑架的恐怖拼盘，灵魂未归，观众先走
当一部续作连基本叙事逻辑都放弃时，它便不再是“恐怖片”，而成了对观众耐心的恐怖实验。2025年上映的新西兰-阿根廷合拍片《红书召魔2：地狱之门》（The Red Book Ritual 2: The Gate of Hell）正是这样一场令人疲惫的失败尝试——它打着“通灵仪式”与“地狱之门”的高概念旗号，却只交出了一盘毫无灵魂的恐怖小品拼盘。
影片设定看似诱人：一群陌生人聚集于曾发生大屠杀的豪宅，手持神秘“红书”，试图通过古老仪式召唤亡者。这一设定本可成为探讨创伤、执念与超自然力量交织的绝佳容器，但导演雨果·卡多佐与编剧埃尔南·莫亚诺显然更迷恋形式而非内核。全片以四个独立小故事嵌套在主仪式框架中展开，每个故事对应一位参与者试图联系的逝者。然而，这些支线既无情感纵深，也缺乏逻辑衔接，仿佛是从不同烂尾剧本中剪下再强行缝合的碎片。
第一个故事讲述一名女子试图召回溺亡的女儿，却引来水鬼附体；第二个聚焦退伍军人与战死战友的幻影纠缠；第三个引入所谓“科技元素”——通过直播App进行远程通灵，结果滤镜扭曲现实，导致参与者精神崩溃；第四个则干脆滑向俗套，用“童年阴影+老宅幽灵”模式草草收场。这些段落不仅节奏拖沓、惊吓点陈旧（跳吓、低语、突然关门），更致命的是它们彼此之间毫无因果或主题呼应，观众如同被迫观看四部互不相干的微电影，中间还夹杂着冗长而空洞的仪式吟唱。
更令人失望的是，作为续作，《红书召魔2》几乎完全割裂了与前作的情感纽带。2023年的《红书召魔》虽不算杰作，但至少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红书”世界观——那本记载禁忌咒语的古籍带有某种文化溯源意味，仪式本身也具备一定规则与代价。而本片却将“红书”简化为一个符号化的道具，其力量来源、使用限制、历史背景全部模糊处理，仿佛只是为了给恐怖场景找个借口。这种对IP内核的稀释，使得“地狱之门”的开启显得轻浮而廉价。
4.0的评分（140人评价）和高达71.7%的一星与二星差评，精准反映了观众的集体失望。“戏不够，拼盘瞎几把凑”“看睡过去好几次”“手机App这个idea多少部电影用过了”——这些短评直指要害：影片既无新意，也无诚意。唯一稍具讨论价值的，或许是第三个故事中对社交媒体滤镜扭曲现实的隐喻，但这一想法仅停留在表面，未深入挖掘数字时代下的身份异化或虚拟通灵的伦理困境，最终沦为一句“开滤镜毁容”的廉价笑点。
从全球恐怖片趋势来看，《红书召魔2》的失败并非孤例。近年来，大量低成本国际合拍恐怖片陷入“仪式+老宅+跳吓”的公式化陷阱，试图用民俗元素包装空洞叙事。相比之下，同期作品如《萨满》（5.0）、《黑伞人》（5.8）至少在氛围营造或文化独特性上有所建树，而本片连基本的沉浸感都未能建立。豪宅场景缺乏细节，音效重复单调，角色动机模糊，甚至连“地狱之门”开启后的视觉呈现都草率得令人发笑——一片红光加几句嘶吼，便是所谓“终极恐怖”。
归根结底，《红书召魔2：地狱之门》的问题不在预算，而在野心与能力的严重错位。它想成为一部融合民俗恐怖、心理惊悚与科技反思的复合类型片，却连讲清一个完整故事都做不到。当“红书”不再承载秘密，而只是导演手中随意翻页的空白纸张时，所谓的“地狱之门”，不过是通往观众弃剧按钮的一条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