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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家书

看见家书 豆瓣评分:0

已完结
  • 分类:综艺
  • 导演:内详
  • 地区:香港
  • 年份:2022
  • 语言:
  • 更新:2026-01-15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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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见家书是由内详主演的一部综艺。" 海南的盛夏,台风刚过,空气闷热潮湿,文昌市昌洒镇东泰山村的符克烈士纪念园,紫红色的花怒放着。 .. 更多

看见家书剧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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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盛夏,台风刚过,空气闷热潮湿,文昌市昌洒镇东泰山村的符克烈士纪念园,紫红色的花怒放着。

这里纪念着一位华侨抗战烈士,在日军侵入海南岛、国家危亡、民众逃难的关头,这位青年放弃海外优渥安逸的生活,带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逆着逃亡的人流,突破重重阻碍回到抗战一线,只为“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最终,25岁的符克牺牲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

四封被精心保管85年的家书,一张临行前家人含泪拍摄的遗照,一段女儿关于父亲符克仅有的回忆,拼凑出抗战烈士符克短暂而深远的一生。

50多年后,四封家书回到了符克女儿符曼芳的手上,信纸磨损破碎,字迹也有些褪色了。对于4岁丧父的她来说,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字迹。“我觉得很珍贵,一点一点拼接上,一个字都不让它掉。”符克的一生虽短,但对符曼芳来说,思念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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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克故居中,李华影还保留着符克上小学时使用过的书桌,墙上挂着符克牺牲后,他的战友、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评价他“生为民死为民,生伟大死光荣”的牌匾。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国难当头不去救国,怎能对得起祖国?”

在海南省档案馆,符克家书和纪念册的原件被收藏在名为“符克实物档案”保护盒里。

这四封横跨85年的信件,被精心保存着,还散发着纸张独有的清香。因年代久远,家书的薄纸已经褪色发黄,脆弱易碎。

家书上的字迹飞扬。一封是竖体,其余三封是横体。在纸张中间的折痕处,有空缺和破损的地方。纸张边角有折痕、水渍。钢笔字已褪色变浅,但还能看清字迹。

“你们别挂心吧!我已于五日早上安然抵达了。回忆前日我们共聚一堂,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和共叙天伦的乐趣。如今,我孤单一个人,远离了你们,回到祖国来,踏上艰险的征途中去,未免使你们难舍与挂念的,就是我也是一样的。”

这是符克1940年从越南回海南支援抗战时写给家人的信,在信中,他劝导家人理解他的决定,感激家人对他的支持和资金援助,符克安慰家人,“爸和哥!别挂心吧!鬼子赶出国土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的!”

1915年,符克出生于文昌县(今文昌市)昌洒区东泰山村的华侨之家。从东泰山村村口进入,乡村道路两旁被茂密的植被覆盖着,第一间民房就是符克故居。小院并不起眼,红色门头上写着“浩气长存”,墙面刻着“符克烈士故居”。

故居院内面积两百多平方米,院子里的柠檬树结了很多果子,散发着柠檬的清香。院内有一间面积不大的平房,客厅右侧还摆放着符克读小学时用过的一张宽大书桌,书桌老旧颜色发乌,左右墙面挂着符克和家人的照片、烈士证明书等物件,左右两边的耳房堆放着杂物。

这就是符克从小长大的家,他曾就读村旁的百年小学——彰善小学。

李华影从没见过外公符克,只从外婆零星的回忆中听过他的故事。外婆说,外公很爱读书,结婚后,经常读书到深夜都不休息。他还是个很有善心的人,赶集时,看到烈日下卖菜的老伯没戴帽子,会摘下自己的帽子给老伯戴上。

符克出生时,他的父亲符世椿正为生计辗转于南洋,以图改变家族世代贫穷的面貌。

后来,符世椿终于在国外邮轮上谋得一份差事,家境逐渐好转。符克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广州上中学,在中学里,他除认真学好功课外,还挤出时间阅读课外书籍,参加进步学生聚会。

1933年,符克高中毕业,恰逢父亲失业和资助他读书的堂兄符家安在越南的酒店倒闭,家族经济陷入拮据。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他只好遵从父亲旨意,赴越南谋生,在西贡三民小学当教师。

两年后,经过父亲和堂兄的苦心经营,酒店生意转好,符克也能继续追求学业。1935年夏天,符克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华侨师资班。他一边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一边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随后运动南下,符克和同学们走上上海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李华影收集了符克当年在上海写的诗歌和文章。1936年11月,符克在《琼崖留沪同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诗文《故乡》中,写道,“睡狮,现在已是最危险的关头了,恶魔的敌人已把你包围,向你进攻了,醒来吧,睡狮!为了争自由而奋斗,为了取正义而牺牲,不要委(畏)缩与惊讶,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你的!”

1937 年秋,符克从暨南大学毕业,父亲和堂兄都希望他返回越南共同经营家族餐馆,父亲为此千里迢迢到上海做儿子的思想工作。然而符克态度坚决,要继续留在国内抗日。《琼崖侨魂》中记录,符克说,“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国难当头不去救国,怎能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千千万万的乡亲父老呢?”

1938 年春,符克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延安系统地学习了各项抗战政策和军事理论及军事技战术。同年,符克受党的派遣前往越南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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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和堂兄的资助下,符克(左)得以在广州南海中学完成中学学业。受访者供图

码头送别成诀别

1939年2月10日,日军从海口西北角琼山县天尾港约2公里长的海岸强行登陆。短短3个月内,日军便占领全岛主要城镇和港口,百姓陷入长达6年多的深重苦难。日军的侵略行径涵盖军事压制、资源掠夺、文化奴役、血腥屠杀等。据统计,侵琼期间,日军在海南岛制造的惨案、血案多达213桩,“万人坑”“千人墓”等多达18处,被夷为废墟的“无人村”达470多个。

消息传到西贡(今胡志明市),广大华侨义愤填膺。在战乱危急关头,符克等人发起成立越南琼侨回乡服务团,组织华侨带着药品等物资和资金回乡抗日,后任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总团长。

正当他全力以赴筹募药品等物资时,他的妻子带着4岁左右的女儿符曼芳从海南到西贡躲避战火,一家三口短暂团圆。

李华影说,外公的父亲曾劝他,抗战之路危险重重,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况且女儿还小,家中需要他。但符克说,“国家才是家,如果国家都没有了,还能有自己的小家吗?”

当时,符克家族在西贡的餐馆生意发展得红火,符曼芳回忆,“餐馆共3层,一楼全是餐厅,二楼一半是餐厅一半是客房,后来又加盖了三楼”。

但符克的心中始终挂念着国内抗日战争,即使面对年幼的女儿和父亲的苦心劝导,他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回国支援抗战。

1939年7月,他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海南。出发当天,符克的妻女、弟弟符家寰等亲人都来送行。符曼芳曾回忆,“家人们都不舍得让他走,但是他能说服他们,家里从不肯不舍,最后还是支持他走。”

符曼芳曾经多次向李华影回忆起那个场景,那也是她对父亲的唯一印象。符克抱着她上了轮船,“他跟我说带我去看大海,临开船就把我抱下来了。”

这趟离别留下的照片,是符克的弟弟符家寰含泪拍摄的。

符家寰心里知道,回国抗战是一条异常凶险的路,他甚至有预感,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哥哥了。但他没办法阻止符克,因为他清楚,这是哥哥心中的信仰。“他知道哥哥一心走上这条抗战救国的路,要为国家奋斗的。”李华影说。

照片中,符克和战友身穿浅色西装,站在通往轮船的梯子上,神情轻松。码头的送别却成了一家人的诀别。

回忆起符家寰讲述的这次送别,李华影的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外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他心中国家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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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符克(左)率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海南。这是临行前,他的弟弟符家寰含泪拍摄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回国后,符克在给父亲和堂兄的信中写道,“爸和哥:你们宠爱和抚育我的艰苦和尽致,我时刻是牢记着的。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头,特别是在这样严重的国难时期中,我实在是没有机会与能力来报答你们的。

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前而已。

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所能负得起的。我之参加革命工作,也希望你们放大眼光与胸怀,给予无限的同情与原谅吧。”

“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

回乡之路是极其艰难而凶险的。1939年2月,日军在海口一带登陆后,琼州海峡被封锁。华侨们只得从香港取道湛江的硇洲岛,冒着生死偷渡琼州海峡。

符克带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245人,1939年4月至9月之间先后分成5批,从越南、新加坡、泰国冲破日军在海上的重重封锁,偷渡回文昌。华侨们经历了黑夜海浪、日寇巡查、到岸截获、失散寻队等磨难,而泰国团有一批7人在海上全部遇难。

1940年2月11日符克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已于前月底携带大批西药品及慰劳品抵广州湾。我近来身体都比前健康,故乡物质生活虽然是艰苦一点,但精神总是愉快的,并未感到任何痛苦的地方。”

“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回到祖国后,奔走在文昌、琼山、琼东、定安、儋县、澄迈、万宁等地的城市和乡村,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国,把从越南、泰国等地带回的药品、医疗器械及海外华侨捐献的钱款悉数交给了国共抗日队伍,并且担负起战地救护等工作,甚至筹集枪弹后直赴战场。

服务总团还在多个地方开设医务所,为抗战军民服务。

初夏的一个傍晚,文昌潭牛乡一个年轻媳妇由于反抗日军侮辱,被刺多刀,当场昏死过去。符克闻讯,立即和医生跑向现场施救。

医生诊断说,要救人只能输血,但现场没法查验血型,医生犯了难,转而问道:“谁是o型血?”符克这时挺身而出,“我是o型血,抽我的吧,快!”他迅速伸出右手,伤者输血后最终得救。

海南被日军侵占后,很多海南人为躲避战乱过海跑到湛江求生,符克的女婿李光邦也是其中一员。

李光邦曾跟李华影回忆,那年他只有16岁,跟同学一起跑到湛江,他们听到同乡说,海外的华侨组建服务团回家乡抗战救国,他既惊讶又惭愧。

“海外华侨放下优越的生活回来,作为青年我们却在逃亡。”李光邦和同学们被华侨服务团的精神感召了,他们立刻回到海南参加抗日。服务团鼓舞了海南当地无数的年轻人,他们不再逃亡。“华侨服务团是当时抗战的一面旗帜。”李光邦说。

“一个字都不让它掉”

就在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却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诽谤、仇视甚至追杀。为了维护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琼崖特委决定请符克以华侨身份,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交涉,以求团结抗日。

1940年8月,符克决定赴国民党驻地商谈物资分配、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当时,服务团很多人觉得局势紧张,服务团副总团长梁文墀曾说,符克前去如遇不测对服务团影响太大,反复提出由自己去。但符克拒绝,“我是总团长,这是我的任务,在危难之际、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去,更不能把危险推给他人。”

1940年8月的一天,符克与国民党琼山县参议员、琼山县三区区长韦义光(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前往国民党琼崖当局所在地定安县翰林镇,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

符克在书信中,似乎早已预料到自己的结局,甚至视死如归。“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是我人生的最大休息了。”

半年前,符克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我此行,虽然是预备在艰险的环境中度过生活的,当然是使得你们担心的。我是大了的人,同时也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无论如何,我总会设法顾全生命的安全。不过,你们要明白,我们是一个平常的人,倘不敢冒险前进,寻求出路,是不会有光明之日的。”

那时符曼芳只有四五岁,父亲牺牲后,她和母亲被地下党从西贡接回海南。途经香港时,很多人来看望她们,言语不多但表情凝重。

当时的符曼芳尚且年幼,听不懂话语中的含义,只觉得气氛凝重。地下党人没敢把符克牺牲的消息告诉母女二人。从香港前往海南的轮船上,她们遇到了同乡,才得知符克已经牺牲。

每当母亲符曼芳跟女儿回忆这段往事,眼泪都止不住地掉。她记得,在符克牺牲前不久,母亲陈梅卿刚生过一个男孩,但那孩子生出来两天就夭折了。一时间,丧子和丧夫的痛苦把陈梅卿击垮,“当时我外婆一下就哭倒了。”李华影心痛地说。

符克去世后,他的爱国精神传递给家人,陈梅卿1942年入党,她在家中的稻草房中挖地洞保护抗战士兵,避免士兵被日军在村中扫荡时发现。

符克的四封家书和一本纪念册、几张照片,一直被弟弟符家寰保管着。出于安全考虑,他用麻袋包着这些物件,有时甚至藏在垃圾桶里。

直到1993年,符家寰让女儿专程坐飞机将深藏了半个世纪的符克遗物送到符曼芳的手上。

符曼芳拿到父亲遗物时已经50多岁了,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字迹,家书很老旧,纸张一碰就碎,有的已经残破,她含着眼泪一点点把残破的家书拼凑起来。“我觉得很珍贵,一点一点拼接上,一个字都不让它掉。我4岁就没有父亲了,这些家书拼起来我经常看,每看一次都流眼泪。爸爸很伟大,不怕苦不怕死。有这样的爸爸,我觉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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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克的女儿符曼芳今年90岁高龄,岁月侵蚀着她的记忆,她很难完整表达出一句话。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继续讲下去”

符克的纪念册用土棕色袋子保护着,纪念册里记载了许多当时的抗战人士、革命家、政治家写给符克的题词,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就是“救国”。

还有一张1937年5月符克在绥远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符克穿深色衣服坐在一棵树上,笑容灿烂,是他少有的体现出孩子气与少年感的照片。纪念册的最后,是符克家人保存的剪报,上面记录了符克被杀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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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符克在绥远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符克穿深色衣服坐在一棵树上,笑容灿烂。受访者供图

李华影说,海南省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此前多次来家中,做符曼芳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把符克家书捐赠出来,但符曼芳舍不得捐出父亲留下来的唯一遗物。

再三思量下,2021年12月,符曼芳把四封家书、纪念册、相片、两本记录符克事迹的书籍捐赠给海南省档案局。

那年符曼芳86岁,在2021年12月29日海南省档案局组织的捐赠仪式上,她还能表达得清晰流畅,“父亲把爱国的热情(用家书)跟家里讲,我把很珍贵的(家书)捐赠给海南省档案局保管,我的心也就安了。”

4年过去,符曼芳离衰老更进一步。2025年7月22日,新京报记者在海南师范大学家属楼的椰子树下见到了已经90岁高龄的符曼芳。符曼芳曾是海师大图书馆馆长,退休后居住在海师大家属楼。

符曼芳行动不便,只能坐着轮椅活动,相较于4年前的捐赠家书仪式,现在她的头发全白了,几乎失去了完整表达一句话的语言功能。

李华影说,母亲近些年有些神志不清,经常答非所问。记者问到她对父亲的印象,她的笑容慢慢凝固,眼神变得严肃凝重起来,然后抱歉地摇头说,“忘记了。”被问到第一次看到家书的感受,符曼芳慢慢地吐出三个字,“很珍贵。”

李华影打开手机跟母亲自拍,符曼芳盯着两人的照片好久问,“这是谁?”她已经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李华影知道,母亲的时间不多了。在母亲清醒时,曾对李华影说,把外公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曾有个华侨年轻人,为了拯救国家危难,毅然决然地付出了生命。

部分资料参考:

《琼籍华侨符克:三封家书诉衷肠率侨返乡抗日寇》

《档案里的琼崖抗战》

《符克:海外赤子热血报国》

《琼崖侨魂—追寻抗日英烈符克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足迹》

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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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的盛夏,台风刚过,空气闷热潮湿,文昌市昌洒镇东泰山村的符克烈士纪念园,紫红色的花怒放着。

    这里纪念着一位华侨抗战烈士,在日军侵入海南岛、国家危亡、民众逃难的关头,这位青年放弃海外优渥安逸的生活,带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逆着逃亡的人流,突破重重阻碍回到抗战一线,只为“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最终,25岁的符克牺牲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

    四封被精心保管85年的家书,一张临行前家人含泪拍摄的遗照,一段女儿关于父亲符克仅有的回忆,拼凑出抗战烈士符克短暂而深远的一生。

    50多年后,四封家书回到了符克女儿符曼芳的手上,信纸磨损破碎,字迹也有些褪色了。对于4岁丧父的她来说,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字迹。“我觉得很珍贵,一点一点拼接上,一个字都不让它掉。”符克的一生虽短,但对符曼芳来说,思念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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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克故居中,李华影还保留着符克上小学时使用过的书桌,墙上挂着符克牺牲后,他的战友、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评价他“生为民死为民,生伟大死光荣”的牌匾。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国难当头不去救国,怎能对得起祖国?”

    在海南省档案馆,符克家书和纪念册的原件被收藏在名为“符克实物档案”保护盒里。

    这四封横跨85年的信件,被精心保存着,还散发着纸张独有的清香。因年代久远,家书的薄纸已经褪色发黄,脆弱易碎。

    家书上的字迹飞扬。一封是竖体,其余三封是横体。在纸张中间的折痕处,有空缺和破损的地方。纸张边角有折痕、水渍。钢笔字已褪色变浅,但还能看清字迹。

    “你们别挂心吧!我已于五日早上安然抵达了。回忆前日我们共聚一堂,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和共叙天伦的乐趣。如今,我孤单一个人,远离了你们,回到祖国来,踏上艰险的征途中去,未免使你们难舍与挂念的,就是我也是一样的。”

    这是符克1940年从越南回海南支援抗战时写给家人的信,在信中,他劝导家人理解他的决定,感激家人对他的支持和资金援助,符克安慰家人,“爸和哥!别挂心吧!鬼子赶出国土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的!”

    1915年,符克出生于文昌县(今文昌市)昌洒区东泰山村的华侨之家。从东泰山村村口进入,乡村道路两旁被茂密的植被覆盖着,第一间民房就是符克故居。小院并不起眼,红色门头上写着“浩气长存”,墙面刻着“符克烈士故居”。

    故居院内面积两百多平方米,院子里的柠檬树结了很多果子,散发着柠檬的清香。院内有一间面积不大的平房,客厅右侧还摆放着符克读小学时用过的一张宽大书桌,书桌老旧颜色发乌,左右墙面挂着符克和家人的照片、烈士证明书等物件,左右两边的耳房堆放着杂物。

    这就是符克从小长大的家,他曾就读村旁的百年小学——彰善小学。

    李华影从没见过外公符克,只从外婆零星的回忆中听过他的故事。外婆说,外公很爱读书,结婚后,经常读书到深夜都不休息。他还是个很有善心的人,赶集时,看到烈日下卖菜的老伯没戴帽子,会摘下自己的帽子给老伯戴上。

    符克出生时,他的父亲符世椿正为生计辗转于南洋,以图改变家族世代贫穷的面貌。

    后来,符世椿终于在国外邮轮上谋得一份差事,家境逐渐好转。符克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广州上中学,在中学里,他除认真学好功课外,还挤出时间阅读课外书籍,参加进步学生聚会。

    1933年,符克高中毕业,恰逢父亲失业和资助他读书的堂兄符家安在越南的酒店倒闭,家族经济陷入拮据。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他只好遵从父亲旨意,赴越南谋生,在西贡三民小学当教师。

    两年后,经过父亲和堂兄的苦心经营,酒店生意转好,符克也能继续追求学业。1935年夏天,符克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华侨师资班。他一边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一边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随后运动南下,符克和同学们走上上海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李华影收集了符克当年在上海写的诗歌和文章。1936年11月,符克在《琼崖留沪同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诗文《故乡》中,写道,“睡狮,现在已是最危险的关头了,恶魔的敌人已把你包围,向你进攻了,醒来吧,睡狮!为了争自由而奋斗,为了取正义而牺牲,不要委(畏)缩与惊讶,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你的!”

    1937 年秋,符克从暨南大学毕业,父亲和堂兄都希望他返回越南共同经营家族餐馆,父亲为此千里迢迢到上海做儿子的思想工作。然而符克态度坚决,要继续留在国内抗日。《琼崖侨魂》中记录,符克说,“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国难当头不去救国,怎能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千千万万的乡亲父老呢?”

    1938 年春,符克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延安系统地学习了各项抗战政策和军事理论及军事技战术。同年,符克受党的派遣前往越南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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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父亲和堂兄的资助下,符克(左)得以在广州南海中学完成中学学业。受访者供图

    码头送别成诀别

    1939年2月10日,日军从海口西北角琼山县天尾港约2公里长的海岸强行登陆。短短3个月内,日军便占领全岛主要城镇和港口,百姓陷入长达6年多的深重苦难。日军的侵略行径涵盖军事压制、资源掠夺、文化奴役、血腥屠杀等。据统计,侵琼期间,日军在海南岛制造的惨案、血案多达213桩,“万人坑”“千人墓”等多达18处,被夷为废墟的“无人村”达470多个。

    消息传到西贡(今胡志明市),广大华侨义愤填膺。在战乱危急关头,符克等人发起成立越南琼侨回乡服务团,组织华侨带着药品等物资和资金回乡抗日,后任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总团长。

    正当他全力以赴筹募药品等物资时,他的妻子带着4岁左右的女儿符曼芳从海南到西贡躲避战火,一家三口短暂团圆。

    李华影说,外公的父亲曾劝他,抗战之路危险重重,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况且女儿还小,家中需要他。但符克说,“国家才是家,如果国家都没有了,还能有自己的小家吗?”

    当时,符克家族在西贡的餐馆生意发展得红火,符曼芳回忆,“餐馆共3层,一楼全是餐厅,二楼一半是餐厅一半是客房,后来又加盖了三楼”。

    但符克的心中始终挂念着国内抗日战争,即使面对年幼的女儿和父亲的苦心劝导,他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回国支援抗战。

    1939年7月,他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海南。出发当天,符克的妻女、弟弟符家寰等亲人都来送行。符曼芳曾回忆,“家人们都不舍得让他走,但是他能说服他们,家里从不肯不舍,最后还是支持他走。”

    符曼芳曾经多次向李华影回忆起那个场景,那也是她对父亲的唯一印象。符克抱着她上了轮船,“他跟我说带我去看大海,临开船就把我抱下来了。”

    这趟离别留下的照片,是符克的弟弟符家寰含泪拍摄的。

    符家寰心里知道,回国抗战是一条异常凶险的路,他甚至有预感,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哥哥了。但他没办法阻止符克,因为他清楚,这是哥哥心中的信仰。“他知道哥哥一心走上这条抗战救国的路,要为国家奋斗的。”李华影说。

    照片中,符克和战友身穿浅色西装,站在通往轮船的梯子上,神情轻松。码头的送别却成了一家人的诀别。

    回忆起符家寰讲述的这次送别,李华影的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外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他心中国家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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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符克(左)率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海南。这是临行前,他的弟弟符家寰含泪拍摄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回国后,符克在给父亲和堂兄的信中写道,“爸和哥:你们宠爱和抚育我的艰苦和尽致,我时刻是牢记着的。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头,特别是在这样严重的国难时期中,我实在是没有机会与能力来报答你们的。

    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前而已。

    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所能负得起的。我之参加革命工作,也希望你们放大眼光与胸怀,给予无限的同情与原谅吧。”

    “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

    回乡之路是极其艰难而凶险的。1939年2月,日军在海口一带登陆后,琼州海峡被封锁。华侨们只得从香港取道湛江的硇洲岛,冒着生死偷渡琼州海峡。

    符克带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245人,1939年4月至9月之间先后分成5批,从越南、新加坡、泰国冲破日军在海上的重重封锁,偷渡回文昌。华侨们经历了黑夜海浪、日寇巡查、到岸截获、失散寻队等磨难,而泰国团有一批7人在海上全部遇难。

    1940年2月11日符克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已于前月底携带大批西药品及慰劳品抵广州湾。我近来身体都比前健康,故乡物质生活虽然是艰苦一点,但精神总是愉快的,并未感到任何痛苦的地方。”

    “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回到祖国后,奔走在文昌、琼山、琼东、定安、儋县、澄迈、万宁等地的城市和乡村,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国,把从越南、泰国等地带回的药品、医疗器械及海外华侨捐献的钱款悉数交给了国共抗日队伍,并且担负起战地救护等工作,甚至筹集枪弹后直赴战场。

    服务总团还在多个地方开设医务所,为抗战军民服务。

    初夏的一个傍晚,文昌潭牛乡一个年轻媳妇由于反抗日军侮辱,被刺多刀,当场昏死过去。符克闻讯,立即和医生跑向现场施救。

    医生诊断说,要救人只能输血,但现场没法查验血型,医生犯了难,转而问道:“谁是o型血?”符克这时挺身而出,“我是o型血,抽我的吧,快!”他迅速伸出右手,伤者输血后最终得救。

    海南被日军侵占后,很多海南人为躲避战乱过海跑到湛江求生,符克的女婿李光邦也是其中一员。

    李光邦曾跟李华影回忆,那年他只有16岁,跟同学一起跑到湛江,他们听到同乡说,海外的华侨组建服务团回家乡抗战救国,他既惊讶又惭愧。

    “海外华侨放下优越的生活回来,作为青年我们却在逃亡。”李光邦和同学们被华侨服务团的精神感召了,他们立刻回到海南参加抗日。服务团鼓舞了海南当地无数的年轻人,他们不再逃亡。“华侨服务团是当时抗战的一面旗帜。”李光邦说。

    “一个字都不让它掉”

    就在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却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诽谤、仇视甚至追杀。为了维护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琼崖特委决定请符克以华侨身份,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交涉,以求团结抗日。

    1940年8月,符克决定赴国民党驻地商谈物资分配、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当时,服务团很多人觉得局势紧张,服务团副总团长梁文墀曾说,符克前去如遇不测对服务团影响太大,反复提出由自己去。但符克拒绝,“我是总团长,这是我的任务,在危难之际、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去,更不能把危险推给他人。”

    1940年8月的一天,符克与国民党琼山县参议员、琼山县三区区长韦义光(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前往国民党琼崖当局所在地定安县翰林镇,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

    符克在书信中,似乎早已预料到自己的结局,甚至视死如归。“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是我人生的最大休息了。”

    半年前,符克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我此行,虽然是预备在艰险的环境中度过生活的,当然是使得你们担心的。我是大了的人,同时也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无论如何,我总会设法顾全生命的安全。不过,你们要明白,我们是一个平常的人,倘不敢冒险前进,寻求出路,是不会有光明之日的。”

    那时符曼芳只有四五岁,父亲牺牲后,她和母亲被地下党从西贡接回海南。途经香港时,很多人来看望她们,言语不多但表情凝重。

    当时的符曼芳尚且年幼,听不懂话语中的含义,只觉得气氛凝重。地下党人没敢把符克牺牲的消息告诉母女二人。从香港前往海南的轮船上,她们遇到了同乡,才得知符克已经牺牲。

    每当母亲符曼芳跟女儿回忆这段往事,眼泪都止不住地掉。她记得,在符克牺牲前不久,母亲陈梅卿刚生过一个男孩,但那孩子生出来两天就夭折了。一时间,丧子和丧夫的痛苦把陈梅卿击垮,“当时我外婆一下就哭倒了。”李华影心痛地说。

    符克去世后,他的爱国精神传递给家人,陈梅卿1942年入党,她在家中的稻草房中挖地洞保护抗战士兵,避免士兵被日军在村中扫荡时发现。

    符克的四封家书和一本纪念册、几张照片,一直被弟弟符家寰保管着。出于安全考虑,他用麻袋包着这些物件,有时甚至藏在垃圾桶里。

    直到1993年,符家寰让女儿专程坐飞机将深藏了半个世纪的符克遗物送到符曼芳的手上。

    符曼芳拿到父亲遗物时已经50多岁了,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字迹,家书很老旧,纸张一碰就碎,有的已经残破,她含着眼泪一点点把残破的家书拼凑起来。“我觉得很珍贵,一点一点拼接上,一个字都不让它掉。我4岁就没有父亲了,这些家书拼起来我经常看,每看一次都流眼泪。爸爸很伟大,不怕苦不怕死。有这样的爸爸,我觉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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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克的女儿符曼芳今年90岁高龄,岁月侵蚀着她的记忆,她很难完整表达出一句话。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继续讲下去”

    符克的纪念册用土棕色袋子保护着,纪念册里记载了许多当时的抗战人士、革命家、政治家写给符克的题词,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就是“救国”。

    还有一张1937年5月符克在绥远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符克穿深色衣服坐在一棵树上,笑容灿烂,是他少有的体现出孩子气与少年感的照片。纪念册的最后,是符克家人保存的剪报,上面记录了符克被杀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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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5月,符克在绥远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符克穿深色衣服坐在一棵树上,笑容灿烂。受访者供图

    李华影说,海南省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此前多次来家中,做符曼芳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把符克家书捐赠出来,但符曼芳舍不得捐出父亲留下来的唯一遗物。

    再三思量下,2021年12月,符曼芳把四封家书、纪念册、相片、两本记录符克事迹的书籍捐赠给海南省档案局。

    那年符曼芳86岁,在2021年12月29日海南省档案局组织的捐赠仪式上,她还能表达得清晰流畅,“父亲把爱国的热情(用家书)跟家里讲,我把很珍贵的(家书)捐赠给海南省档案局保管,我的心也就安了。”

    4年过去,符曼芳离衰老更进一步。2025年7月22日,新京报记者在海南师范大学家属楼的椰子树下见到了已经90岁高龄的符曼芳。符曼芳曾是海师大图书馆馆长,退休后居住在海师大家属楼。

    符曼芳行动不便,只能坐着轮椅活动,相较于4年前的捐赠家书仪式,现在她的头发全白了,几乎失去了完整表达一句话的语言功能。

    李华影说,母亲近些年有些神志不清,经常答非所问。记者问到她对父亲的印象,她的笑容慢慢凝固,眼神变得严肃凝重起来,然后抱歉地摇头说,“忘记了。”被问到第一次看到家书的感受,符曼芳慢慢地吐出三个字,“很珍贵。”

    李华影打开手机跟母亲自拍,符曼芳盯着两人的照片好久问,“这是谁?”她已经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李华影知道,母亲的时间不多了。在母亲清醒时,曾对李华影说,把外公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曾有个华侨年轻人,为了拯救国家危难,毅然决然地付出了生命。

    部分资料参考:

    《琼籍华侨符克:三封家书诉衷肠率侨返乡抗日寇》

    《档案里的琼崖抗战》

    《符克:海外赤子热血报国》

    《琼崖侨魂—追寻抗日英烈符克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足迹》

    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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