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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流连于新疆的大好风光，可曾想过，一百五十多年前，新疆地区曾经被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以及虎视眈眈的沙俄分而治之。若不是左宗棠苦心孤诣，凭借自己的热忱、能力与坚持，收复新疆，那么晚清这段晦暗的历史中，势必还要增添一道更大的“伤疤”。近代史学者刘江华的《孤勇：左宗棠新传》带我们回到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更全面细致地讲述了左宗棠的一生，其中多有发人深思之处。

厚积而薄发

左宗棠自幼学习刻苦，20岁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其后，他三次赴京赶考，没有获得进士功名。左宗棠遂放弃科举，转而来到陶澍家，担任陶澍之子陶桄的家庭教师。

左宗棠的学习之路可谓不与人同，在所有考生都拼命准备八股文时，他却把目光投向了时人视之末流的地理、军事、农学等学科。陶澍作为一方大员，藏书丰富，左宗棠在陶家担任老师的8年间，苦读各类书籍超过万卷，尤其用功于地理学，立志要绘制出更加精准的地图。

后来，左宗棠发兵新疆前，俄国军官索思诺福斯前来谈判，他以为自己所持有的地图非常精准，没想到左宗棠早已修订和刊刻了更新版的地图。左宗棠对山川林湖的了然于胸，是其军事指挥能力出类拔萃的重要原因。然而，当年不神驰于科举，而“躲”在陶家苦读的选择，绝对属于“不走寻常路”。

左宗棠毕生行事注重实学、实情、实干，转战各地的战功，都是拼搏而来。太平军起，左宗棠开始担任湖南长官骆秉章的幕僚，这一任又是8年。这段时期，左宗棠的能力得到实务的检验，他筹备粮饷，组织兵马，使湖南成为对抗太平军的强力后援。左宗棠和骆秉章为了筹集军费，进行了地方性的财税改革，废黜已经贬值的中央钱币；当地百姓饱受“浮收”困扰，朝廷收不上赋税，百姓被盘剥，渔利的是中间环节，左宗棠均予以改革。

左宗棠的军政能力，都靠解决实际问题磨练而成，所以，他对于克难攻坚安之若素。纵观左宗棠一生的履历，我们会钦佩地发现，无论在任长短，他始终能做优先的、正确的事务，异常艰难地顶住压力，为国家和朝廷带来真正的益处。

1862年，在浙江剿灭太平军余部有功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从此开始自己的封疆大吏生涯，直至74岁去世，他先后担任陕甘总督、新疆钦察大臣、两江总督，其中尤其以平复陕甘叛乱、收复新疆失地的功绩，最为震撼人心。那么，在军事实力日趋退化的晚清，左宗棠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取得如此功业呢？

五年平陕甘

若没有对陕甘叛乱的平复，新疆便无法回归祖国。在东南沿海对太平军节节胜利的左宗棠，赴任西北伊始，就遭遇了失败。长年流窜于山西、陕西的西捻军，在左宗棠尚处于军备阶段时，一路东进至河北，甚至与东捻军合流，威胁京师。最终，在与李鸿章的通力合作下，被动牵制的官军还是疾驰于河北，消灭了与清军作战长达18年的捻军。

陕甘叛军不止捻军一股，多是盘踞数年的“地头蛇”。陕甘地区土地出产本就不充裕，加上多年战乱，人口凋敝，官军在此处剿贼的难度极大。左宗棠在充分了解形势后，向彼时主政的慈禧提出五年平定陕甘的计划。明代的袁崇焕当年要五年复辽东，然而两年有余就因离间计猜忌而死。左宗棠的漫长计划，中间若是任何环节出现纰漏，其实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对于左宗棠的作战风格，刘江华有着清晰的总结：首先，筹饷重于增兵，左宗棠在西北裁撤掉50%士兵，兵不在多而在精，没有战斗力的部队只会消耗珍贵的粮草；其次，重视部队的后路，避免被敌人切断军队之间的联结，同时也是保障粮草运输的畅通；最后，先剿后抚，注意善后，西北叛军多为当地势力，如果不能解决生存问题，只会是剿而复生。概言之，左宗棠恪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出兵“倍加审慎”，只有在战略物资全部准备完成时，才会一举出击。这一军事指挥风格，后来又在新疆战事中得以体现。

左宗棠在陕甘和新疆的战事中，并没有给人留下挥斥方遒的豪迈，更多则是苦心孤诣的精打细算。这也许和我们通常印象中的统帅不尽相同。

对于捉襟见肘的军费，左宗棠极度廉洁，毫无私心，善加利用。他过手军饷以亿计，陕甘战争约4000万两，新疆战争约5000万两，但他却能做到“带兵多年，不私一钱”。

左宗棠还极为细心，家中用度也事必躬亲，由于早年间家境窘困，他一生都比较节俭，然而对他人却很大方。从他在浙江担任大员到新疆战事前夕，为官15年，按均值统计，养廉银达到30万两，这些钱的绝大部分用于救助和建设，包括但不限于：为湖南家乡捐款，赈济水灾；为兰州修城墙捐款，恢复地方生产；购买必要军械；资助进京参加会试的读书人。

传说左宗棠抬棺出征新疆，据刘江华考证，缺乏时人直接记载，存在疑窦。但是，左宗棠明确提到“誓与俄人决死一战”。左宗棠在生前就说自己有“严急刚褊之患”，意即刚直不阿、不顾情面、做事偏执。我却认为，正因为左宗棠这股“不服输”的偏执劲头，他才能主导军务取得成功。在晚清混沌一片的政坛，多的是圆滑自处的官僚，缺少的是迎难而上的斗志。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左宗棠不正是如此吗？

三年复新疆

晚清财政捉襟见肘，产生了海防、塞防之争。左宗棠多次上奏，以清晰的分析阐明情势，主张“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原因在于，西北军饷每年实收500万两，此时已拖欠3000万两以上，停掉西征军军饷也无法拿出钱办海防，而已出关军队撤退停饷，节省钱数有限，对海防作用不大，但丢失新疆据点后，全疆难守。慈禧既对左宗棠的战略表示赞同，也不想失去既有领土，于是决议西征。

新疆当时的情况是，各城镇分布着多个小股割据势力，其中又以阿古柏最为强大。阿古柏本是中亚浩罕汗国起家的军阀，后成立哲德沙尔国，占据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在英俄两国博弈的背景下，阿古柏还受到英国的支持。新疆北部的伊犁地区，则被俄国抢占，以暂时保护的名义入侵伊犁，许诺清廷恢复新疆管辖时予以归还，其实，背地里的算盘就是清廷绝无可能重新立足新疆。因此，左宗棠所面临的局面异常棘手。

根据这些情况，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左宗棠坐镇西北后，暂缓出关，以致朝廷多有催促，他的反应则是故意拖延。那么，左宗棠在做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新疆地域广泛，收集和转运粮草的代价极大。左宗棠在缓进的时间段中，竭尽所能筹备物资，据计算，西征士兵130余营，加上出关运粮、军需物资，每年需要800余万两，各省每年送来的协饷550余万两，按照战争用度，根本无法支撑，而且此前粮饷已经多有亏欠。左宗棠最终多方协调，靠国内、国外的双重借款，才凑足1000万两，得以开启战端。通过俄国、新疆当地、内陆运输等多个渠道，左宗棠准备了粮食2480万斤。人们多看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荣光，却容易忽略他在前期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顶住朝廷压力的努力。

在与阿古柏政权的对抗中，左宗棠非常信任的前线总指挥刘锦棠，表现英勇，不仅贯彻了战前策略，先北后南攻占市镇，还注重安抚当地民心，为后来的行军和生产建设奠定基础。全疆战役耗时8个月，其中收复北路3月有余，吐鲁番等据点不到半月，南疆用去4个月时间。面对仍然盘踞在国境边缘的俄国，左宗棠坚持要求归还土地，并做好战斗准备，最终清、俄双方签署《中俄伊犁条约》，该条约在经济上有所损失，包含补恤款500万两，但收回了两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考虑到当时清廷的财政危机、平叛多年的元气大伤、英俄两强在新疆的角逐，左宗棠能够坚定地在这一时期迎难而上，收复新疆，对于奠定中国版图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用其老友郭嵩焘的评价，便是：“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功，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

清廷之前在新疆的统治是军府制，只管军政不理民事，左宗棠则多次上奏，力主新疆建省，他着眼于新疆叛乱的原因，认为只有让政事畅达，形成有效管理，新疆方可长治久安。后来，左宗棠被调任两江总督时，还依然坚持奏表，直到7年后，新疆正式成为清帝国行省。

近代化建设

李鸿章在给左宗棠的挽联中说：“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因为左公战绩彪炳，所以极易忽略他主持建设的一面。其实，早在左宗棠首次担任闽浙总督期间，就主持创建了福州船政局。在早期的大量学习中，左宗棠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国东部海岸线漫长、列强均于海上入侵的背景下，进行海军建设十分必要。福州船政局包括停船的船坞、造船的工厂和培养人才的艺局。后来，左宗棠受命去陕甘平叛，就把这个“于此事思之十余年”的事业，托付给了继任者、好友沈葆桢，沈葆桢与其思路一致，萧规曹随，在开设的40余年间，造船40艘，培养海军人才数百人。

在收复新疆前后，左宗棠进行了大量建设工作。他在新疆造桥数十座，开设枪炮厂、毛纺厂，进行植树造林，兴建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这些具体工作，他很多都是事必躬亲，为后续的地方安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晚年70岁高龄、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左宗棠，五次出省巡视，筹备江防、海防，最终确定了长江防务的层次，分别是崇明岛、白茅沙一带、江阴一线。此外，他还兴修两江水利工程，用以解决南方水患顽疾：南北运河疏通、导淮入海、长江防汛。

就在左宗棠忧心于江南水务时，中法战争又起，左宗棠主动请缨，要求到前线指挥。在他积极筹备闽防、台防之际，清军在广西取得胜利，清廷不想扩大战事，于是签订条约。左宗棠在生前提议台湾建省，目的与新疆相仿，能够更好组织建设和战斗，其后，刘铭传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台湾正式成为行省。同年，左宗棠于福州去世，谥号“文襄”。

早年间，最能理解和赏识左宗棠的好友胡林翼，英年早逝，左宗棠在给他的挽联中写道：“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耳！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人期许此纯臣。”在我看来，这也是左宗棠自己一生的写照。左宗棠用他的运筹帷幄、坚定意志与高远理想，谱写了辉煌的一生。左宗棠的妻子周诒端，经常担心性格耿直的丈夫，因为不喜欢与文人混关系而影响身后之名，然而，历史终究会给出公允的答案——民族英雄左宗棠的不朽功业，至今仍使人敬仰和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