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咒项链》：父权之恶与家庭创伤的恐怖寓言
2024年上映的恐怖片《诅咒项链》（The Curse of the Necklace）表面上是一部典型的“诅咒物品”类型片，实则是一则深埋于1960年代美国社会肌理中的家庭悲剧。影片由Juan Pablo Arias Munoz执导，约翰·杜西编剧，麦格劳姐妹维奥莱特与玛德琳分别饰演大女儿Ellen与小女儿Judith，亨利·托马斯饰演父亲Frank Davis，莎拉·林德饰演母亲Laura。尽管评分仅为4.4，但其剧情内核远比表面恐怖更令人不安——它不是鬼魂作祟，而是父权暴力以“爱”的名义悄然吞噬整个家庭。
故事设定在1960年代，一个看似平静却早已裂痕遍布的美国家庭。母亲Laura因无法忍受丈夫Frank长期酗酒、控制欲强而选择分居，带着两个女儿搬离旧居，试图重建生活秩序。然而，Frank并未就此放手。他以“弥补”为名，将一条古董项链作为礼物送给前妻。这条项链并非普通首饰，而是他从一桩未破谋杀案中偷来的证物——一名被邪灵附体的女性所佩戴的遗物。这一行为不仅暴露了Frank对法律与道德的漠视，更揭示了他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他不在乎项链的来源是否血腥，只在乎能否借此重新掌控前妻与女儿的情感。
项链一旦进入家庭，诅咒便如瘟疫蔓延。起初是小女儿Judith出现幻觉、夜惊、自言自语；随后大女儿Ellen开始梦游，在镜中看到陌生女人的身影；母亲Laura则陷入持续焦虑与记忆混乱。影片巧妙地将超自然现象与心理创伤交织：那些“鬼影”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项链原主——一位被灵媒操控、被迫孕育邪灵婴儿最终惨死的女性——的怨念投射。更讽刺的是，这条项链之所以能“生效”，正是因为Davis一家本就处于情感崩解的边缘。Frank的“礼物”不是救赎，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影片最令人窒息的并非跳吓镜头，而是Frank这个角色所代表的“平庸之恶”。他酗酒、撒谎、偷窃证物，却始终以“我是为了你们好”自我合理化。他对女儿的“关爱”充满控制：要求她们听话、不准质疑、必须接受他的“安排”。这种父权式温情，在1960年代的社会语境下尤为真实——那时的男性仍普遍认为家庭是自己的领地，妻子与子女是附属品。而项链的诅咒，恰恰是对这种权力结构的反噬：当Frank试图用一件“物品”重新绑定家庭时，他唤醒的不是亲情，而是被压抑百年的女性怨灵。
高潮段落极具象征意味。邪灵通过项链附身Judith，意图借她之身重生。Ellen在危急关头觉醒，联合母亲对抗父亲与邪灵的双重压迫。最终，Frank被邪灵反噬致死——这不是偶然，而是叙事逻辑的必然：他是灾难的始作俑者，也是唯一拒绝面对真相的人。他的死亡不是惩罚，而是系统性的清除。而母女三人幸存，暗示着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可能：去父权化、以女性互助为核心的生存共同体。
可惜的是，影片在执行层面未能完全兑现其深刻主题。灵媒角色沦为功能性的“信息播报员”，项链的历史背景交代仓促，年代氛围也模糊不清。正如用户Morning所言：“项链原本可以成为母女心灵需求的隐喻载体，但剧本选择了最懒惰的路径。”然而，即便技术层面存在瑕疵，《诅咒项链》仍值得被重新审视——它撕开了恐怖片的表皮，暴露出家庭暴力、性别压迫与代际创伤的真实内核。
在这个充斥着“物品诅咒”套路的恐怖市场中，《诅咒项链》的真正恐怖之处，从来不是那条项链，而是那个亲手把诅咒带回家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