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 “取消文化”的另一面，有可能是一场以道德为名的丑闻消费。当舆论之力迅速作出裁决，或许也会一并“取消”掉对事实复杂性的讨论，以及对真正议题的追问。
最近，一部2024年的英剧“意外”在中国社交媒体翻红，豆瓣评分高达9.4。它就是4集迷你英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douglas is cancelled）。有意味的是，编剧史蒂芬?莫法特的创作初衷是探讨“取消文化”的合理性和争议性，但到了中国语境下，该剧却主要因“性别标签”而备受欢迎——“大女主的复仇爽剧”、“反职场性骚扰”、“反性别权力压迫”等等
这就是真正好的创作文本所蕴含的内容能量与思考能量，它的确为观众提供了足够宽阔的解读空间，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在我看来，《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下简称《道格拉斯》）最大的魅力，除了剧作上的层层反转叙事技巧，还在于它尖锐的现实讽刺性以及“复杂性”——拒绝简化、标签化、口号化，试图激荡和“挑战”观众们也许被“搁置已久”的思考习惯。
从剧名可知，这是一个讲述国民级主播道格拉斯如何被抵制“封杀”的故事，而嵌套在这根明线之下，则是道格拉斯的女搭档麦德琳，为自己所遭遇的职场厌女压迫而“复仇”上位的故事。剧集里，除了那个类似韦恩斯坦的制片人角色“托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其他所有人都带着人性的灰度与颗粒度。
首先，遭遇抵制封杀的道格拉斯，虽非典型的施害者，但也并不是完全无辜。眼见年轻的麦德琳正在遭遇制片人托比的职场潜规则、面露惊恐，他依旧冷漠地调转身去，沦为沉默的帮凶，甚至“奉上”一句看似“鼓励”的话：“无论你将为此付出什么，这份工作值得。”在麦德琳成功当上主播后，他想当然地认为麦德琳一定是服从了职场潜规则，才获得这个工作。当她越来越红，粉丝甚至远超自己时，他开始在各种或公或私的场合里“暗示”她是靠“潜规则”上位并获取成功，否定她的工作能力：“当我在制片人的酒店房间里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知道她日后会很红。”他看似只是讲述了一个“事实”，但他通过这句话所传递的潜台词，却已经是在“造黄谣”、“传黄谣”。他不止一次地讲述过这番话，直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指控他“上周在婚礼上讲了一个具有严重性别歧视意味的笑话”。爆料人并没有明确讲述该“笑话”的内容，但道格拉斯自己心知肚明，他只是十分自信于自己一定没被拍到，所以对外宣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而“复仇大女主”麦德琳，为了复仇、也为了自己的职业晋升，设下层层圈套逼道格拉斯自己讲出“真相”，并让他一步步走向被封杀的结局，其复仇手段不乏“dirty tricks”（上不了台面的阴招）。然而，对“职场潜规则的施害者”托比，她却选择了沉默和共存，并两度与之“交易”上位——尽管这不是屈从于职场潜规则的性交易，而是手握对方“把柄”的“反制”交易。职场性别权力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她只是用“男权”的方式成为了男权游戏中的“胜出者”。
但讽刺的是，道格拉斯被封杀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最初那根导火线——不当讲述了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笑话”，而是因为另一条被精心“裁剪”过的视频——他在关于真相问题上的不当发言，冒犯了公众——他说，“公众没有能力理解真相”。可更加讽刺的是，占据政治正确高地的“取消文化”，显然并不真正关心和追究“真相”。正是在这种并不追求“真相”的网络监督与审判之下，职场潜规则施害者托比，才能安然无恙。而“罪不至死”的道格拉斯，职业生涯却被彻底断送。所以，“道格拉斯被取消”，就是一场被简化、标签化、流量化的公共舆论事件。
在这里面，剧集不忘尖锐讽刺传统媒体及其精英代理人的角色，呈现了英国新闻行业下的性别权力之网是如何被构建，也戳破了媒体生态的虚伪一面。
善于伪装和操弄观众的托比有句名言：宁可无趣无聊也不要有公开观点。观点是血，在社交媒体的江湖里，专招鲨鱼。在道格拉斯陷入性别歧视的舆论危机时，他让喜剧编剧写所谓“精准”的厌女笑话来掩盖真相，“带点点厌女味道，但要老少谐宜，不至于严重到遭抵制。”更虚伪的是，他私下里明明是个标准的职场流氓，经常滥用职场权力“狩猎”女性下位者，可表面上他却把自己包装成坚定的“女性主义者”。
而道格拉斯的妻子希拉则是一家英国小报的主编，深谙如何通过“标题党”与“视觉冲击”制造噱头吸引眼球，只将真相“隐藏”在读者已经没有耐心细读的正文里。为了流量，她曾在头版封面刊登过麦德琳的比基尼照，非常“男性凝视”。
在明面上，无论是希拉还是制片人托比，亦或是那个写喜剧笑话的印度男编剧，他们都是会喊口号的女权主义者，会冠冕堂皇地反性别歧视、反厌女文化、反种族歧视、捍卫新闻真相、坚守新闻伦理；但台面之下，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在暴露他们的真实面目与想法。
印度男编剧称自己是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却又得意地宣布他们喜剧组里一个女性都没有。他公然调侃喜剧编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一样，“平时都被关在盒子里，（代表权力、享有权力的男人们）有需要了才拿出来使用。”他还会故作亲昵地称呼办公室里的印度女同事为“babe（宝贝）”，自作聪明地认为女同事必然会享受这种亲昵“调情”，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刻意矮化女性人格，更是一种职场性骚扰。
在协助道格拉斯走出公关危机的过程中，他们所有人都一起赞同编造“假笑话”去掩盖“真笑话”，从而“忽悠”观众和网民去忽视“真相”。当然，最终只有被拍下视频的道格拉斯被抵制了。他们一方面畏惧网民的力量，害怕“取消文化”；一方面又居高临下地认为观众并没有能力理解“真相”，就像道格拉斯在剧中说的那句极富冒犯性的台词一样。作为职业媒体人，他们深深懂得民众的情绪重要过事实，政治正确的标签重要过事件本身。他们研究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他们迎合“乌合之众”，他们制造“乌合之众”，他们恐惧“乌合之众”。
在这群职业媒体精英这里，漂亮的口号，都只是喊给别人听的。他们，也只是出于对“封杀”的恐惧，才想要“谨言慎行”。一边表演，一边露馅。
编剧还讽刺了主导社交媒体的网民或者说“乌合之众”，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社交媒体为了流量，刻意通过热搜来放大名人的丑闻效应，还强制性地把所有人的言论都压扁成一条条短小推文，而这种方式显然并不鼓励公众对真相的追求。对社交平台而言，道格拉斯的“倒下”不过是一场可供围观的名人“丑闻”消费。
而网络舆论形成的，也不过是情绪传播链，而非事实讨论。这也非常符合“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的传播特征：情绪强于事实。所谓“取消文化”，其另一面，似乎只是一场以“道德”为名的丑闻消费“狂欢”，而非真正理性的事实追问和伦理探讨。当舆论在缺乏细节和真相的基础上迅速作出判断、迅速“取消”时，是否还容得下事实的复杂性？当从业30年的道格拉斯，仅仅因一两句被公开的不当言论就遭遇彻底封杀时，这里面没有任何“可辩解”的空间，不论是针对道格拉斯，还是针对这几句不当言论。取消文化，取消了“讨论”本身。
正是因为该剧充分保留了所有这些灰色颗粒度，剧集在现实批判性和反思性上，才没有停留于表面，而是走得更加深入。
它呈现出了厌女文化和职场性别权力结构是何以被不断复制与维持。因为除了有托比这样无耻的权力上位者，还有如道格拉斯这样为数庞大的“沉默帮凶”，还有像希拉这样精致利己的“男权代理人”，以及喜剧编剧这样已经习惯于在“男权制”中捞点既得利益的男人。性别是一种制度角色。无论男女，一旦你不带批判性地进入这种制度，你就很容易被它规训成它希望你成为的样子。
它通过塑造一个使用“dirty tricks（阴招）”复仇上位的麦德琳，展示出了真实世界里女性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剧集结尾，采访麦德琳的新闻主持，将她被提任为首席主播看作是全体女性的胜利，麦德琳认为：这并不是“女性的胜利”，“只是自己个人的胜利”。显然，她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撼动男权主导结构的根基，而是与幕后掌权的男性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契约”。她的位置，是以她对他的妥协换来的。而复杂性就在于，如果没有与制片人的私下“交易”，假设她把一切都捅到台面之上，她面临的结果很可能是：虽然绕开了职场潜规则，也干掉了制片人托比（一如被判刑的韦恩斯坦），但她自己也将因此失去担纲女主播的机会。因为现实不是“爽剧”，电视台的男性领导们不会在身边“留用”这样一个危险“炸弹”。麦德琳很难做到两全。当剧集拍出“麦德琳”的困境与妥协时，互文的正是现实中的女性困境，以及经常会发生的妥协。所以，这部剧对女主麦德琳的整体态度是暧昧的，一如观众对她的态度，难以“简而言之”。
在这部仅有四集的短剧中，它既有对媒体道德伪善的嘲讽，也有对“取消文化”潜在暴力的反思。一方面，我们看到：由社交媒体主导、传统媒体协从参与的“取消文化”，在现阶段依然是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使用起来最为“简便趁手”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剧集通过反思“道格拉斯该不该被取消”，来激发观众的追问：当“彻底取消”成为最流行、甚至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时，它真的合适吗？而那些真正需要改变的权力结构系统，是否在“取消文化”胜利的欢呼声中被忽视了？
哲学家齐泽克就公开反对过“取消文化”，认为它过于疯狂、过于严苛，用“夸夸其谈”彻底取代了“言论与行动的对接”，甚至只是关注表面功夫，而不去改革那些更基础的东西，例如社会应当如何组织。
不得不说，《道格拉斯》就犹如对齐泽克这段抽象反思的具象化演绎：“取消文化”看似进步，成为了女性（结构下的弱势群体）十分趁手的反抗工具，但它自带bug，实则掩盖了系统性不平等的根源，有沦为口号与表演的风险。当公众在惩罚“某个人”中获得短暂的即时满足时，会很容易“忘了”还要去改造社会机制。
这部剧集提醒我们：正义并不能通过网络速裁完成，真实的性别平等也不能靠一次次情绪化的舆论审判实现。在重重叠叠的现实矛盾交汇处，《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发出了必要的文化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