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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12月8日，在法国“七月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议会自由派领袖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去世。雨果在《见闻录》中评价他“是那些少有的能使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更有光彩、更激烈辛辣的人之一，这些思想是人民的武器，可以打败所有军队的武器”——的确，贡斯当此时的声望臻于顶峰：他被誉为“不屈不挠的自由战士”，享受拉雪兹神父公墓（the cemetery of pere lachaise）国葬的哀荣，同时送葬人群中要求将他送入先贤祠（panthéon）的呼声也此起彼伏。然而，贡斯当终究未能像日后的雨果一样在万神殿千古流芳，相反，自他逝后百余年间，其名声呈直线下降趋势：昔日威加海内之英雄，一变而为跳梁之小丑——而其中最为脸谱化的标签，无过于同时代英国思想家边沁的调侃：“反复无常贡斯当”（inconstant constant）。

虽然同属自由派阵营，但边沁主张保证“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政府决策的首要前提，而贡斯当则将捍卫个人权益置于首位，是为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之碰撞。边沁微讽贡斯当，一方面是同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唱反调，另一方面或许也是为另一位功利主义者威廉·戈德温鸣不平。自1798年9月起，贡斯当着手翻译戈德温名著《政治正义论》（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一开始满心欢喜，但随着翻译的进展，贡斯当对书中若干立论产生了严重怀疑。于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大刀阔斧地增删：以原书第八篇“论所有权”为例，本来戈德温于此处猛烈抨击私人财产所有权，乃全书点睛之笔，而贡斯当一向视私有财产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道不同不相为谋，便索性将第八篇通篇舍弃不译。像贡斯当诸多鸿篇巨制一样，本书最终“胎死腹中”，在他生前未能出版，而他自负且任性的性格缺陷由此亦可见一斑。其尤可憎者，贡斯当在此后政论文写作中，随意征引《政治正义论》而不标明出处，仿佛经此一译，后者的著作权已尽归他所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云云，岂不打脸？学界斥之为“反复无常”，固其宜也。

与“外人”边沁的讥弹相比，同时代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对贡斯当的诋毁无疑杀伤力更强。圣伯夫早年以雨果门徒自居，其后与雨果夫人产生婚外情，师徒二人乃反目成仇。圣伯夫率先将传记方法引入文学批评，提倡由作家生平入手解析作品主题思想及创作意图（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文中将这一论调贬斥为“机械论”），而他选中的案例，恰好是被誉为“法国现代首部心理小说”的《阿道尔夫》（或称“女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圣伯夫将小说中勾引贵族情妇、玩弄后又弃之如敝履的浪荡子视为贡斯当本尊，并运用“索隐派”惯用手法，考证出小说女主的形象乃是由现实中几位“真人”组合而成：首先是颇有名气的女小说家沙里埃夫人（isabelle de charrière，比贡斯当年长近三十岁），其次是家境殷实的贵妇夏洛特（charlotte von hardenberg），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则是名动欧洲的斯塔尔夫人。

据圣伯夫研究，贡斯当一生风流韵事不计其数，而上述三例意义最不寻常：老成持重的沙里埃夫人通过传授小说技法，将贡斯当引向文学之路；善解人意的夏洛特除了提供情绪价值，还多次在经济上解囊相助（贡斯当生性嗜赌，时常债台高筑）；相较而言，三人之中，人脉深广的斯塔尔夫人助力尤多——正是她提携贡斯当步入政坛，才使得后者有机会凭借出众的口才和文笔实现政治抱负。毫不客气地说，贡斯当本人不过是一名徒有其表、见异思迁的文艺青年，而他之所以能够在政坛窃据高位、风生水起，完全是因为“女性在（他）政治道路上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贡斯当可谓“娴熟操控性政治（sexualpolitics）”的行家里手。

同理，在历史学家基佐等人看来，与情场朝三暮四一脉相承的是贡斯当政坛“变色龙”式的政治面目。一开始，他以激进共和的姿态出道，以维护大革命精神遗产为己任，但不久便被拿破仑收买，出任“保民官”；不过三年，他又因“言辞不当”惹恼拿破仑，不仅丢了官，而且和斯塔尔夫人一道被流放；远征莫斯科惨败后，拿破仑被迫退位，贡斯当拍手称快；等到“百日政变”拿破仑卷土重来，贡斯当又欣然以“帝师”自命，为修订帝国宪法修正案殚精竭虑——然而此时，其立场已悄然转变为立宪自由主义；最后，拿破仑遭遇滑铁卢，被永久流放，路易十八“复位”，而贡斯当的政治立场也再度幡然改易，转而衷心拥护君主立宪制。这样一个摇摆不定的两面派（duplicitous），如此缺乏政治定力，岂非史家笔下的反复小人？这也无怪乎铁杆保皇派夏多布里昂怒斥贡斯当缺乏“政治操守”——他从政的初心并非为天下生民百姓，而只为一己立万扬名。借用贡斯当本人日记中的说法，一如他的“业余”文学创作，参政议政既可消闲遣兴，又能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

值得一提的是，夏多布里昂对贡斯当的指责，主因固然是源于党派之争，但同时也是激于个人意气：二人不仅是政敌，而且也是情敌。1814年前后，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决裂后，不知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忽然上头，他转而向斯塔尔夫人的闺蜜雷卡米埃夫人求爱——后者是当时法国头号美人（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著名肖像画为证），遭拒。贡斯当穷追不舍，而夫人心似金钿，坚贞不屈（夫人其后与夏多布里昂厮守终生），最终贡斯当只得悻悻然而去。尽管这一场大事张扬的求婚无疾而终，但它对当事各方都造成了难以挽回且无可修复的心理创伤——这场感情风波亦波及至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之私生女阿尔贝蒂娜（albertine，即日后大名鼎鼎的德·布罗伊公爵夫人），事实上，对于父亲的创伤性情绪投射，几乎贯穿她的余生。

贡斯当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皆无子嗣，阿尔贝蒂娜的出生，令他欣喜若狂，遂痛下决心，向斯塔尔夫人求婚。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对这一决定又产生了怀疑——阿尔贝蒂娜后来读到贡斯当这一阶段的《私密日记》（journaux intimes，部分内容以数字密码写成），对其人品越发鄙夷不屑。贡斯当宣称此时心情矛盾至极，沮丧至极——斯塔尔夫人的强势性格对他造成了“威压”，没完没了的社交更“荒废”了他的写作：“我从未见过如此欲求无度（incessantly exacting）的女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一生（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年）都必须听命于她。当她勃然大怒时，一切如同地震和台风交织而成的喧嚣。我们必须要分开……”他坦承自己渴望摆脱她那支配性的影响以及“被迫的额外（extra）性行为”，并认为“这是我获得平静生活的唯一机会”，否则“会让我丧命或发疯”。在1805年10月3日的一则日记中，贡斯当满怀绝望地反躬自问：世上“还有谁比他更犹豫不决”？他承认自己“是思想上的勇者、性格上的懦夫”，不过此际他的回答是计划一场“出逃”——通过外出旅行最终摆脱斯塔尔夫人“永恒的束缚”（éternel lien）。

贡斯当如愿踏上旅程，然而他此行的目的并非散心，而是与老情人夏洛特秘密成婚。他在日记中记录道：“斯塔尔夫人的急躁、自私、自以为是，与夏洛特平静、温柔、谦逊、低调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反差让我对夏洛特的爱意倍增。”当然，除了温婉可人的性格，“爱意倍增”的另一层原因是“她（夏洛特）出身名门，财产颇丰。我若与之结婚，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贫穷”。如是，经过反复考量，贡斯当终于做出抉择：“我厌倦了那个用铁腕将我束缚了十年的男人婆（l'hommefemme）”，于是毅然决然从科佩（coppet）庄园出走。无独有偶，成年的阿尔贝蒂娜解读了贡斯当书信日记后，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一是销毁她手头所有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往来书信，一是动用其家族在政坛和文坛的所有资源，对贡斯当进行“清算”，将他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平心而论，抛开上述各家刻意“抹黑”的成分，贡斯当本人的私生活委实糜烂不堪：他的行为反复无常，他的爱情纠葛不清，他的赌债似乎永无清偿之日——数十年间，他若干次为爱决斗，又若干次为情所困（有时甚至不惜以服毒自杀相威胁），闹出种种笑话。美国作家丹尼斯·伍德（dennis wood）在《贡斯当传》（benjamin constant：a biography，1993）中，援引当代精神分析家的临床研究，认为贡斯当的性格缺陷源于“童年创伤”：母亲在他出生数日后去世；父亲既冷漠无情又贪慕虚荣，对儿子缺乏情感上的投入。贡斯当长大成人后，相对于妙龄女子，往往更倾慕年长的女性，很大程度上是为寻求一份“安全感”和心理慰藉。但与此同时，贡斯当对自由的无限渴望又成为他享受甜美爱情的“羁绊”——这才是理解他爱的恐惧、爱的逃避、终身抑郁，以及无法维持长期亲密关系的关键因素。

此外，考虑到贡斯当的瑞士新教没落贵族家庭背景，似乎便不难理解他的自命不凡、随心所欲和狂放不羁。早年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他和小说家同学司各特等人一道加入“思辨俱乐部”，接受休谟、斯密的启蒙思想。在法国哲人中，他最欣赏孟德斯鸠和孔多塞。流亡欧陆期间，他与歌德、席勒等文坛巨擘晤面，相谈甚欢（后翻译席勒杰作《华伦斯坦》以示崇敬）。他平日里以拜伦笔下的唐璜为偶像，而事实上他终生追攀的理想人物是伏尔泰。正如瑞士洛桑大学丰塔纳（biancamaria fontana）教授在《邦雅曼·贡斯当与后革命思维》（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post-revolutionary mind，1991）一书中所言，醇酒美妇、一掷千金、诱拐私奔、自杀决斗等疯狂之举，都堪称“是传统贵族教育的显著标志。虽然现代读者可能会觉得它们充满冒险和浪漫色彩，但在当时它们其实并无特别古怪或不寻常之处”。照这位思想史家的看法，贡斯当一生真正异乎寻常之处在于，他在捍卫个人自由、对抗强权专制方面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奇的”（impressive）前后一致，可谓“矢志不渝”（constant）。

作为《国富论》的信徒，贡斯当强烈抨击封建所有制，倡导与之相对的工业所有制（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如他在《法兰西密涅瓦报》一篇政论文中所说：“工业所有制改善了整个社会，人们可称其为人类的立法者和庇护者。政府之所以受益于学校，是因为工业本质上需要安全与保障；整个欧洲之所以从工业中得到好处，是因为取代了征服精神的商业精神把对立和仇恨变成了竞争之心。”这是经济自由派一以贯之的主张，日后贡斯当在关于“古今自由”的演讲中对此有更为明晰的阐述：古希腊人的自由重在参与政治（如广场投票），而现代人的自由重在保护隐私（如私室聚饮）——此所谓现代文明语境下的自由。照贡斯当的说法，“一个由商业与工业主导的……自由社会——人们可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应当接替以土地的收益和战争的实践作为基础的贵族制文明。”从长远来看，这个根植于自由的工业社会将不取决于无产者或贵族，而取决于带来繁荣的“中间阶级”——换言之，孕育国家财富的不再是土地，而是工业。贡斯当的上述思想，不久由他的同僚（同任保民官，又于同一天被拿破仑踢出保民院）萨伊（jean-baptiste say）发为文字，即《政治经济学概论》。半个世纪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贡斯当和萨伊（以及基佐）一同归为资产阶级“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true interpreters and spokesmen），道理正在于此。

作为审慎的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鼓吹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说”一向抱持怀疑态度，担心这一概念推而广之必将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因为在这样一个斯巴达式的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有权干涉其他公民的生活。久而久之，个人空间被侵蚀，个人权利遭践踏，“多数的暴政”将泛滥成灾。此外，卢梭所谓的人民主权实际上是一种极其抽象的权力——它不可能自动运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而必定要假诸现实的权力之手。如此一来，人民主权的实践只能是权力由全体人民转给少数人民代表，最后经常是落入某个独裁者手中（如荣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且无人可以制衡。而在贡斯当看来，“世上本不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管是人民的权力，还是那些自称人民代表的人的权力”。他曾以信奉绝对君主制的路易十五为例，证明一旦权力不受制约——国王可以任意处置人民的财产——其结果必定会导致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贫困。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一向视卢梭为“隔代知己”，据说他在卢梭墓前曾大发感慨：“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没有在世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

拿破仑将执政任期无限延长之后，贡斯当忧心忡忡。根据共和国宪章，法兰西的立法权分属参政院、保民院、立法院、元老院四个机构。四院虽各司其职，实则对执政府毫无制衡效力，形同虚设，法案是否生效仍取决于第一执政的意志——贡斯当在一次演讲中戏称四院为“无害的玩具，可供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玩耍，而一切大事都让波拿巴一人去操心”，恰恰触犯了拿破仑心头大忌。此外，贡斯当在演讲中还大放厥词，声称若没有保民官制度的独立性，就不会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唯有奴役和沉默。他的观点是，“如果权力在思想表达和精神活动方面设置障碍，那么一个文明的民族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靠它继承下来的成果生活，但是将不再有观念的更新，它们的再生能力将会枯竭……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中，一切都在沉沦，一切都在退化和堕落。”据说拿破仑闻讯勃然大怒，将贡斯当（及其同党萨伊等人）贬斥为“空谈家”和“玄学家”，罪该万死——“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我衣服里的害虫，”拿破仑叫嚣，“我要把他们甩掉。”随后，贡斯当等五人遭罢黜；未久，保民院之编制亦被整体裁撤。

这不是贡斯当和拿破仑的第一次“正面硬刚”——早在1790年代拿破仑在巴黎崭露头角之际，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便联手著文，抨击其专制主义之倾向——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斯塔尔夫人后来在自传《十年流亡记》中集中讨论了拿破仑“暴政的艺术”：即通过中央集权、等级制和军事化等手段驯化民众。根据御用喉舌《箴言报》的说辞，在英明神武的拿皇领导下，民众无需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则万事大吉。与斯塔尔夫人相比，贡斯当的政见更具洞察力。他将拿破仑极权制度贬称为“僭主政治”（usurpation）：它“比绝对专制主义更为可怕，因为它盗用自由的名义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诚如史家所言，从这个角度看，贡斯当是最早把握“波拿巴主义”这一现代极权专制雏形之本质的政治思想家——他一语道破天机：“拿破仑政权是法国绝对君主制传统与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的畸形结合体。”

“僭主政治”中的僭主，本指未经合法程序（通常是指借助武力）而篡夺政权之人。通常情况下，由于得国不正，僭主必然处在“一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状态之中”。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往往需要动用警察、监狱、镣铐甚至武装军事力量来弹压民众。与传统君主制下顺位继承的君主不同，僭主不得不通过创建千秋大业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由此，僭主政治对内常常表现为“刻意营造新的伟大成就”（如深谙法国国民性的拿破仑所言，“必须每隔三个月就给法国人一些新的东西”）；对外则表现为无休止的讨伐敌国战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民众的顶礼膜拜——尽管在贡斯当眼里，“那些单调乏味的庆典，那些俗不可耐的颂词”，不过是僭主的自我包装和奴性的自我展演，令人作呕。

更有甚者，为了自我显摆（僭主唯恐自己因各种原因而被人民轻视），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强推自上而下的政策措施，甚至朝令夕改。如此一来，目无法纪，不守规矩，随心所欲，独断专行也就成为僭主政治的显著特点。借用贡斯当在《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一文中的说法：“在僭主政治中，你会看到，哪一个篡权者都会不止二十次地废除他自己颁布的法律、破坏他刚刚建立的规范，像一个既无经验又无耐心的工人毁掉自己的工具。”在这样胡乱作为的政绩观主导之下，虚假的繁荣到处可见，而带给全体国民的唯有无尽的灾难。于是，当有人讴歌拿破仑夙兴夜寐、勤勉于公时，贡斯当大声疾呼：“我们宁肯不要一个勤政的僭主！”

贡斯当痛斥僭主政治对人性的摧残胜过一切暴政：它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践踏人的尊严。在他看来，专制制度固然排斥一切形式的自由（如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它多少“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然而在僭主政治下，连沉默权也不允许存在：你必须显得能够享有言论“自由”（比如自由地歌功颂德），哪怕你必须因此而违背你自己的“良心”。由是，贡斯当断言，“僭主政治在压迫一个民族的同时还要使它堕落”——这一点令他最为痛心疾首。

贡斯当去世五年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一书中对此做过极为精彩的申论：这是一种极权专制，“它不践踏人们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不强迫人行动，但经常阻碍人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但阻止新生事物；它不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不过是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学界（以哈耶克及伯林为代表）倾向于将贡斯当视作介乎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之间“最重要的自由思想家”，固其宜也。

去世前一年（1829年），贡斯当在《文学与政治杂集》（melanges de littérature et de politique）的“前言”部分向读者吐露心声：“四十年来，我一直捍卫着同一条原则：一切事物的自由，包括宗教、哲学、文学、工业和政治。我所说的自由，是指个人战胜那些试图以专制手段统治的权威，以及战胜那些声称有权让少数服从多数的大众。”纵观其一生，自由确乎是贡斯当的最高信仰，他毕生亦为自由的理想而战。诚如“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lafayette）在贡斯当葬礼上对他的高度评价：“热爱自由，以及为自由服务的愿望始终支配着他的行为。”而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在《剑桥贡斯当指南》“导论”中的论断，为争取个人自由，贡斯当一生不畏强权——无论对手是蛮横霸道的拿破仑，还是倒行逆施的查理十世，属实无愧于“现代自由主义之父”（a foundingfather of modern liberalism）之令名。由此观之，边沁所谓“反复无常”之雅谑，似应“反切”为矢志不渝，方是题中应有之义。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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