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对于爱情，没人能说得清楚，但没人愿意在心底放弃对她的向往。但凡爱情之光微露，谁都想要伸手去抓，只不过在理智与道德这两座大山之下，多少有些顾虑。范柳原在理智的驱使下拒绝着白流苏，因为他要的是爱情；而白流苏则在传统道德的压迫下迁就着范柳原，希望重新获得一张饭票。他要的是精神恋爱，而她要的是物质基础，一场预料之外的战争，把精神与物质全都震碎了，成就了满地鸡毛的庸俗生活。这两人的爱情故事一直经典了几十年，没有惊艳壮举，却一直被世人捧着，或许人们从范柳原和白流苏身上，得到了关于爱情的另一种说法，它是一种博弈与妥协的艺术。
《倾城之恋》这部小说里藏着一种味道，即孤独寂寞冷。范柳原身上有一半私生子的血统，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庶出，这样的身份从人格上在旧人眼里已是矮了半截。父亲是一位富商，母亲是一位交际花，二人在伦敦结识并秘密结婚。之所以选择秘密的方式，原因是其父在原籍广州老宅是有老婆的，这又是一个陈旧的世界，大小老婆的套装模式是封建残留的影子。关键父母均已去世，独留他一人存活。父亲去世后留有巨额财产，但是鉴于范柳原的身份，为了获得继承权，要在族人面前证明自己姓范，不得不费一番周折，吃些苦头。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使得他的脾气有点怪，由于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往放浪的路上走，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这就是男主角范柳原成长和生活的背景，不被认可的身份，失去亲人的打击，独自一人漂泊英伦的孤独，为了继承权孤军奋战，这些都让他觉得他生活的世界如此的冰冷。
在他的世界里没人懂他，没人能与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所以他的精神世界亦是孤独的。而更让他无所适从的是，他从小在欧风环境中长大，思想上见证了西方文明的先进，突然从西方文化的世界里又回归到三四十年代半新半旧的上海，东西文化在他思想上的新旧冲突造成了他人性上的扭曲。嫖赌吃着，样样都来，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比一件衣服的地位更加卑微。但同时他又渴望温暖，渴望可以抚慰精神的爱情。那么白流苏呢？
白流苏同样生活在一个拧巴的世界里，在那个陈旧的密不透风的白公馆，她是唯一一个受到时代呼唤而觉醒的半新半旧的女性。小说一开头这样写道：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这一段交待了时代背景，也点明了白流苏的生活环境。上海在时代的呼唤下，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激烈的动荡着。在这座动荡的城市里，有的人从旧世界里出逃，有的人对新世界不闻不问，不管做哪种人，都有风险。出逃者未必就能在新世界里找到自己，守旧者按兵不动未必就能保全自己。而时代不管这些，它只管裹挟着这两种人把他们过渡到对岸，完成一次变革，最终诞生第三种像白流苏这样的半新半旧的人。
白流苏在白公馆里率先敲开了新时代的大门，她是一个离了婚的老女人，而离婚在白公馆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一件小事，关键放在白流苏身上就为难起来。白家三爷把白流苏的离婚当作夫妻吵架的调剂品，不出三年五载妹子自然还是得回去，因为在他的思想里，法律如那个动荡的年代，今儿改，明儿改，不靠谱，所以白流苏离婚先前是一件小事。然而当白流苏把法律精神执行得如此彻底时，白家人不干了，认为这是出了件大事。既然成了大事，白家人便不能袖手旁观，平日里冷嘲热讽，前夫得肺炎死后，夫家叫她回去守家，被白流苏断然拒绝了，他们便对她群起而攻之，势必把她逼回到三纲五常的框架中关起来，守着活寡过一辈子，以成全他们眼中的”忠孝节义“。白流苏既然已选择了从旧世界里出逃，她便不再想要回到过去。新旧文化冲突同样在白流苏身上充满了矛盾，她也成了生活中的孤独者。她的精神世界同样没人能读懂，更没人能理解，而更让她难堪的是，作为一个半新不旧的女性，生存成了第一大问题。她虽然想自力更生，但却不愿意脱掉身上华丽的旗袍用双手养活自己，抛不开望族大小姐的身份，也就无法真正的逃离过去，这是她最尴尬的境遇。
在一次刻意与偶然的机会中，他们二人相遇了，开始了一场打着”爱情“旗号的战争。有人把他们二人之间的你来我往总结为个人自私的精刮和算计，但是如果没有爱情这道催化剂，范柳原没必要在白流苏身上费那么多心思，凭他的身价和背景，无数的太太们紧扯着白脸把女儿送上门来。而白流苏对于范柳原的若即若离，也没必要执着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徘徊其中，不舍抽身。只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背负了生命轨迹中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他们之间无法直接的沟通。
范柳原外表是“洋派”的，但骨子里却向往地道的中国东西，他离中国既近又远。他在海外长大，对传统的中国女人，有一种似真似幻的向往。白流苏身上一些传统女性的做派，他是喜欢的，比如她穿旗袍，还说她的一些小动作很像唱京剧。这些都表明，他所喜爱女人的标准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而在白流苏的眼中，外面的世界，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正在与封建传统较量，处于反判的潮流中，流行的是崇洋。范柳原作为一个新派人物，却一反常态的追求中国地道的东西，这让她很不解。所以在她的眼中，他是在做假给她看。传统大家庭的禁锢和不高的文化水平，使旧家庭制度、观念和婚姻枷锁都在白流苏身上发生着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对文明的冲突下都有一些人性的扭曲。范柳原在盲目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中扭曲，而白流苏在媚洋中扭曲。
范柳原是主动的一方，如果没有他安排的香港之行，白流苏不会有逃离白公馆的机会。对于白流苏的世界，徐太太只消说个大概，范柳原便可以深刻体会。所以他对流苏说，“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然而范柳原的世界，白流苏却是一时半会儿弄不懂的，所以范柳原在她面前发出绝望而哀恳似的希望，“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到了香港，白流苏才知道范柳原要的是精神恋爱，这倒与她的后半生有几分契合，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只能停顿在某一阶段。她听不懂他的话，没有关系，这并不影响他们交往的结果。但是她盘算错了，既然范柳原可以滥情，也不在乎多滥她一个，哪怕他真的爱她，但如果她不能理解他的世界，他也会选择放弃，因为他也已习惯了孤独，再多一点也无妨，但是他不能降低他对精神世界的要求。
范柳原的出现对于白流苏而言，的确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她最先看到的的确是一张五星级饭票，鉴于她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经验，结婚是与钱财、地产等所谓天长地久之物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制度，但在这种制度内你无需真心地面对另一个愿意与你天长地久的人。而事实是，只有用你腔子里的这口气去面对你的爱人，你才会明白爱情的可贵。这是白流苏做不到的“真正的爱”，但却是范柳原想要的爱。他说自己是一个顽固的中国化的外国人，中西文明在他的身上成为一个矛盾体。
小说中张爱玲把这种矛盾用一堵墙来形容：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如果没有文化背景差异这堵墙的存在，或许他们的爱情不会绕来绕去，一直绕不到点子上，一直在忙着“谈恋爱”，而不是真正的“恋爱”。西方式的家庭背景和中国大家庭的文化背景互相衔接不上，因此也就不断的冲撞。但冲撞的前提是，他们二人还有最起码的爱意。
范柳原说白流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而白流苏说自己是一个过了时的女人。不同的答案折射出两种文化不同的出发点，范柳原用西式的眼光看待白流苏，他已然发现她的血液中流淌着新旧两种血液，既不古板也保持了一份传统的矜持。
然而在白流苏的世界里，她所理解的女人魅力，首先应该是新鲜的生命，白公馆里不缺青春。其次，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而同性所有的尊重又与钱财、地产等这些天长地久的物质持钩的，张爱玲说“女人们就是这点贱”。再次，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无所依傍使她变得防范，防范使她变得自私，自私使她头脑清楚。而清楚的头脑告诉她，唯有婚姻才是她后半生的保障，这种保障既有物质又有名誉，这也是婚姻对女人最具魅力的地方。
在白流苏的世界里物质至上，这是基于她的现实。而范柳原则刚好相反，他不断的用她听不懂的话去刺激白流苏，用上等的调情去挑逗她，都被白流苏词不搭意的化解。他心里是懊恼的，最终他选择了直接的告白：我爱你。这三个字对于女人多半是有杀伤力的，哪怕含有一点虚的成份。范柳原的真情对白流苏还是有几分感动，她用眼泪作了回馈，但是与爱情相比，她还是觉得面包重要，她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如果他真的爱她，完全可以忽略“她爱不爱他”这个答案，而她也不必回答这样一个在她的世界里如此难以回答的问题。她的观念里有爱情，但是排位不在首。
然而范柳原执着的很在乎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要求的婚姻是与爱情最好是同步的，他不至于糊涂到花钱娶一个对他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他，那样对双方都不公平。所以他想要的爱情是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不掺杂物质，绝对纯洁的爱情，自然而然进入婚姻的殿堂。白流苏显然不是这样想的，这使他又陷入一种矛盾，“我这边，窗子上面吊下一枝藤花，挡住了一半。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他说给白流苏听，仍旧在绝望中抱有希望，同时也在问自己，他与白流苏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他把白流苏邀到了香港，并试图一层一层的去提升她，希望她在新的环境中，逐渐从旧的陷阱里解脱出来，最后达成平等的相爱。然而他失败了，他得到的答案是，白流苏不可能变成他想要的爱情，所以他放弃了。她回到了上海，又回到那个旧的世界中去。白流苏认为自己在这场爱情大战中失败了，他虽然没有得到她，但是他已然占了上风，至少表面上她已经担了范太太的名分。但真正失败的是范柳原，所以他放她走了。
这样的情形放在当代，不会有任何沟通上的障碍。因为我们的文明足够开阔，容得下一个男人的滥情，也不会把一个不忠的女人锁在耻辱柱上。但是背景放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西方文明的侵入，掀翻了不少旧人的三观，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都光明正大的逃离，守旧的人依旧执着的活在旧世界里，而像白流苏一类的人，对新的文明既跃跃欲试又无法摆脱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传统基因，她无法坦诚的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己，也就无法理解范柳原心中想要的对等的爱情。
他们之间终究还是被爱情牵绊着，她回到上海几个月，他便又邀她去香港。第二次他们之间不再绕弯子，他回复到以往的滥情态度，转而为肉体的追求，得到了她，失去了爱情。而她得到了她的物质生活，也失去了婚姻的保障。在这一场爱情为主题的战争里，没有赢家。他选择了离开，她选择留下，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阵地香港，她对新的文明没有把握，就像她对范柳原一样，但是她对自己有把握，终究还不至于到堕落的地步。
如果没有那场实质性的香港战争，他们的人生就这样错过了，也未可知。但的确是这场战争成全了他们，一场战争震碎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与差异，墙还在，只是在墙下相见的两个人已不再执着于各自的文明，命终究比虚无要贵一点，或许如张爱玲所言，他们两个都有点精神失常，在失常的状态下对彼此做了妥协。在无处可逃只有等死的情况下，他们反而获得了生命契合，彼此的较劲都在生与死的战争中烟消云散了。正如张爱玲所追求的“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的境界。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如范柳原、白流苏这样的个人主义者，也走到了彼此交付真心的时候。她在梦中又去到了那堵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哪怕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也足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他们丢掉了人性战争的个人目的，结婚了，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这样的结局是他们当初料想不到的，也许只有具备他们这样自私而善良人性的人，才会在这样的时候奇异地叠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力量。正如毛姆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所言：卑鄙与伟大、恶毒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的。从腐旧家庭里走出来的白流苏，经过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能把她感化成圣女，同样范柳原也不会因为这场战争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成为一个圣人。张爱玲借助他们二人表达出另一种人性的价值：人总是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既慷慨又自私，既勇敢又软弱，既始终如一又反复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