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复兴 豆瓣评分：0

作者简介

"阿拉腾

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及满通古斯学研究。出版专著《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以及合著《生态移民：中国的环境政策》等。

摘 要：近年来，萨满教信仰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多有抬头。在东北，虽然萨满教与佛教、基督教等并存，但其功能中还应包括传统的生态策略。北方民族有关自然现象的认识，建立在自然的、正常的生物学基础之上；其相信神灵的存在，则是由于要主动结识、祈求神灵，以战胜自然的缘故。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其适应环境的企图，与文明社会在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其克服自然的方法又与文明社会具有很大的区别，文明社会在科学观念的指引下，面向未来，一步一步克服自然；传统社会则在宗教信仰的引导下，面向过去，在从整体上克服自然的基础上，再一步一步将其消化掉，应当给予传统宗教活动以应有的地位，允许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东北地区 北方民族 满族 宗教信仰 萨满教

一

近年来，随着国内宗教政策放宽，以及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潮流，在东北地区，萨满教祭祀信仰活动多有抬头，如在黑龙江宁安市伊兰岗满族村、吉林省九台莽卡乡东哈村等，沉寂了多年的家祭活动以部分复旧的形式重新出现。另一方面，在大兴安岭区域，近些年来萨满信仰也多有复兴，这些复兴活动通常又以从前未曾有过的形式展开。如，2009年，笔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调查时了解到，该地远近有萨满四十多人，新近就有多数“新萨满”出现。一些鄂温克人，过去曾经信奉东正教，然而，现在信奉喇嘛教的人在逐渐增多，且主要是年轻人。不过，当牧民们患了疑难杂症的时候，又往往前往萨满那里接受“治疗”。这种现象的发生，虽然有信仰空虚、疾病治疗等一望便知的理由存在，但似乎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逻辑上讲，民族集团（ethnic group）是无法单独存在的，必须在与其他同类集团的互动中才能成立。f．barth认为，民族集团的核心为文化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赖以展开的场所即为民族集团。民族集团的存续则有赖于族界（ethnic boundaries）的维持。他将民族比作一个容器，其中装填的内容则是出自特定社会、文化系统的强调差异的象征、符号等。同时，这种族界又不必是物理边界，毋宁说是社会边界，因而就容许有多个民族集团在同一个物理区域内并存。另外，即使文化特征，如语言、信仰、习俗、社会组织等发生变化，只要这种边界能够得到维持，民族集团就自然能够持续存在。这样看来，东北及大兴安岭地区多个民族或民族集团能够相处于一个共同的物理空间，就是由于这种族界是社会性的缘故。而为了突出在不同的民族集团之间的区别，各自就要强调自己不同的符号。像满族、鄂温克族等各民族中间产生的文化复兴活动应当就是这种强调特色的行为。然而，除此之外，还似乎应当加上一条，即这些具有特色的内容又是一种传统上的生态策略。现代社会，虽然由于环境的改变，这种策略可能已经配不上用场了，但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仍然发挥着某种作用，以此仍然可以战胜环境中不确定的因素。于是，就有必要阐明这种策略的由来，这些信仰的结构及所发挥作用等问题，弄清楚类似于萨满教乃至跳大神、驱鬼等不具备典型特征的各种新老信仰活动样式，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创唱宗教是否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信仰活动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是否有必要加以保护等问题。

二

众所周知，北方民族的信仰以萨满教信仰著称，而且也很发达，在历史上北方民族普遍存在以少数大萨满为顶点的阶层。萨满教的主要特征在于认为一些人具有掌控神灵（spirits）的能力。并且如有需要，他们也可借助于这些神灵，以自己独有的方法，知晓超自然的现象。这些能力当然也为其他求神祈福的人或巫觋所具备，不过，萨满教是这些现象的综合体。如在游牧的北方民族中，关乎与上天交流的事情由专门的神职人员掌管，他人无法插手，因而往往就会产生最高首领与萨满合二而一的政治组织结构。萨满一方面崇拜狼、熊、乌鸦和猫头鹰等动物——这些动物当为氏族（clan）之虚拟始祖；另一方面，也崇拜“自然之主”，如掌管雷电风雨等的主人。当然，近代以来，北方民族也有与萨满教信仰关系相对稀薄的，如与俄罗斯人接触较多的鄂温克族即有东正教化现象，与蒙古人接触较多的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则有信仰喇嘛教的现象发生。

就萨满教信仰所发挥的功能，史禄国将萨满教比喻为氏族的“安全阀门”：作为一种防护手段的萨满教，是氏族的一种自我保卫机制，是氏族生物性功能的一种明显的表现。他认为，神经不正常和心理不正常在通古斯人部落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时涨时消，在其蔓延的时期，食物供应会减少，出生率会下降，死亡率会上升，氏族的正常生活就会被打断，甚至氏族的存在本身也会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有时候，在一些部落中，大家通常按照某种程序来确定这些神经和心理疾病的根源，认为这些疾病的范围只可能局限在氏族范围之内，当所有害人的神灵一旦附着在氏族内某个人的身上时，被萨满降服后，这种疾病就会消除了。正因为萨满教的活动针对的是神经异常和心理疾病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表现，因而史禄国认为，萨满教不应当被看作通常意义上的宗教。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多次尝试将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的萨满现象解释为精神疾病的努力却并未完全成功。由于萨满教只以一个基本条件作为前提，即萨满具有通过特殊的、神秘莫测的手段影响人的能力，因而史禄国认为，萨满教是立足于宗教或科学之外的一种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萨满教也可以与其他一些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同时展开活动；另一方面，萨满教立足于宗教或科学上的那部分功能，在欧洲等社会，则分别由医务人员和教会人士来履行。

不过看来，史禄国还是将萨满及萨满教信仰的功能过分集中在个人及集团的心理方面了。虽然萨满教也具备与其他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一样的功能，也可以同这些宗教并存，但有关其超自然方面的功能，似乎并不仅仅就是能够被分离出去以后，被保留在像西方的教会、教士那样的人或机构里的那部分功能。萨满教以及类似的信仰形式还具有一种调节人与生态关系的功能。

三

满族或鄂温克等北方民族的超自然世界似乎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其中的一个层次是对于自然现象的敬重；另一个层次则与前者明显不同，是对于生物，特别是对于各种神灵、精灵、祖灵的敬重，且主要集中在对于动物某些器官的认识上。包括满、蒙古、鄂温克等在内的所有北方民族，都以心肝肺舌等连成一体的一套动物器官（在蒙古被称为“珠勒德”julde）替代动物本身。这其中可能包含以下的意义：即这一套器官为其生命之所在，此外，动物的骨头也十分重要，也有生命的一部分寄宿其中，而其他部分如动物的肉则无关紧要。最有意思的是，在这里，与食用关系不大而又“显得”重要的器官才重要，相反，如肉、皮等实际上重要的组织却并不重要。灵魂寄存在骨头之间，这是北方民族普遍的认识。灵魂之所以无法寄存于皮肉之间，似乎是因为与现实状况是无法相适应的：皮肉是容易腐败的，再者也是为人所利用的重要部分，而骨头则不然，不论是对于狩猎民，还是游牧民，都基本上是利用价值极低的部分。于是，不朽的骨头就自然成了灵魂所寄宿的场所。另外，所谓的“朱勒德”也是同样的道理，下颏、食道，以及心肺等连成一体的猎物的这一部分器官，也基本上是没有食用价值的部分，通常是会丢弃的。然而，恰恰在这一部分器官里，灵魂却寄宿于其中，于是也就便于将其贡献出来，通过慎重对待这些身体组织的方式，以达到愉悦“动物之主”的目的。这样，满或鄂温克等北方民族超自然世界的这两个层次及其对应方式，就可置换成对于自然现象的认识及掌握，以及对于神灵等特别是对于“动物之主”的敬重。前者关乎一般的自然秩序，后者关乎生计活动的展开。

在上述北方民族超自然世界的两个层次中，首先，他们有关自然现象的认识，是建立在自然的、正常的生物学基础之上的。通常，人们会认为，初民社会对于其周围的自然是蒙昧的，其认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惊恐不安的。然而，实际上，初民社会恐怕是不会惧怕自然现象如雷、电、雨等的。由于任何动物都是自幼就开始见识这样一些自然现象的，雷电等自然现象是其所赖以生存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就没有惧怕的必要和可能，除非这些现象不是日常出现的，或者是动物在一生中偶然会遇到的。因此看来，“鄂温克人在自然面前的软弱和由此而产生的恐惧心理，乃是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相信神鬼的宗教观念得以产生的基础”这一论点，只是为了展开推论而假设的理论前提罢了。其次，有关相信神灵的存在，自泰勒的《原始文化》以来，虽然对其历史起源做了一系列的考察，结果并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然而，从共时的角度看，实际上宗教（即对应超自然存在的看法及一系列方法、手段）观念是由于要试图主动以结识、祈求神灵的方法，战胜这些现象带给人的不方便等而产生的，而所谓的“敬畏”等观念仅仅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副作用”罢了。

通过萨满，人有时候要去操纵、胁迫神灵，因而，与其说是对神灵的敬畏，倒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策略罢了，这与“软弱”说的顺序恰好是相反的。神灵并非“是他们难以抗拒和克服的”存在，实际上他们通过祈求神灵的方式已经克服了他们。对于禁忌的遵守等正是和神灵达成协议的表现，于是，只要遵守协议（即牺牲、崇拜、敬畏等），神灵就会答应送来食物及毛皮等必需品。从科学的角度看，人与猎物之间存在相遇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这种协议存在的前提。人们需要禁忌的内容都有非常实际的内容，且都符合“科学”，只是都以超自然的形式出现，都具有超自然的合理性罢了。因而，雷、电等自然神灵的存在，只是他们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是“动物之主”派生出来的观念，仅此而已。他们关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猎物的关系等直接与自身存在密切联系的事情。

四

在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念上，一方面，鄂温克族或入关之前的满族等北方民族的适应环境、与环境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企图及行为，其表现形式虽然与文明社会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由于狩猎民对于超自然的崇拜及其礼仪，是从狩猎、渔捞等生计活动的经验中积累而来的，他们同样熟知鸟兽的习性，同样可正确预知天气的变化等等，因而其所拥有的知识是超自然合理性和科学合理性的统一，只是在有关自然的科学知识、科学认识之外，又加上了一些特有的观念，如万物有灵论、图腾、萨满等观念而已。

另一方面，像满、鄂温克等这样的“原始人”，各自确立了有关人与自然的独特的观念，其施加于自然的方式又与“文明化”的现代人具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处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承认人的能力及时间空间都是有限的，人在自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因而具有一种收敛的理性。这样，文明人就通过将已知的有限尽量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努力扩大人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鄂温克族、满族这样的“原始”狩猎民那里，则恰恰与此相对，他们相信人的能力是无限的：自然存在着支配、统驭自身的存在，人们只要与其保持友好关系，那么所希望得到的某种关系便可得到维持，于是，作为宇宙世界之一部分的人间秩序便可得到维护。

这样看来，在征服自然的方法上，文明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文明社会是在科学观念的指引下，面向未来，将自然一步一步地加以克服的；而传统社会则在宗教信仰的指引下，面向过去，将自然先从整体上予以克服的基础上，再一步一步将其消化掉了。这样一来，就应当给予这样一些传统的或新生的各种宗教信仰活动以应有的地位，允许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应对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注】文章原载于《满语研究》2014年第2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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