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英雄赞歌 豆瓣评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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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曾引用了扬·斯卡采尔的一首诗：诗人没有创造出诗／诗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很久以来它就在那里／诗人只是将它发现。

小说，在昆德拉看来是“反激情的诗” ，所以小说的使命也是“发现”，发现存在的可能性，发现存在尚不为人知的一面。

当昆德拉说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 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取消道德审判，而是将道德审判移出小说的领地，因为小说有远比这更重要的任务，此即，“探究存在的可能性”。既然“知识是小说惟一的道德”，既然不说出存在直到那时为止还不为人知的一面的小说是没有价值乃至不道德的，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昆德拉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极高的衡量标准。在这个标准下，许多以“小说”名之的作品，包括昆德拉自己的作品，都有可能被驱逐出小说的历史。

于是，我们就必须直面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昆德拉小说创作究竟发现了什么人身上的，尚不为人知或者尚未在小说中得到艺术体现的存在之可能性。这个问题如此艰巨，以至于许多昆德拉的研究者、解读者都避而不谈，他们更愿意做的是对昆德拉小说本体论的探讨，是对“昆德拉式的复调”的研究，而对这个昆德拉自己树立的高标则往往三缄其口。

作为大陆地区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昆德拉研究专著，李凤亮的《诗·思·诗：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也显得有些局促，全书八章之中只有第五章一个小节对这个问题做了探讨，而在李凤亮看来昆德拉小说的第一主题是“遗忘”，昆德拉小说的意义之一是对现代人深处“终极悖论”时代这一事实的揭示，而昆德拉小说所“发现”的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以“轻重对立与转化的可能性”、“灵肉冲突与调和的可能性”、“媚俗”的可能性三者最为突出。

这些论述当然是精到而切实的，但这些是否就是昆德拉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我们需要记得，“知识是小说惟一的道德”），换言之，如果这些确是昆德拉小说对存在进行探究所获得的“成果”，那在我们以昆德拉自己所树立的标准对其进行衡量时，他的小说创作能否合格。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

“遗忘”这一主题确实是昆德拉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笑忘录》、《慢》对此都有直接的探讨，而其余每一部小说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涉及。但是，这一主题却是人类所有文学，自然也是所有小说，所必然关注的问题。对于“遗忘”昆德拉发现了什么？我们必然会记起《慢》中昆德拉所揭示的存在主义数学的一个基本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的强度直接成正比。我们也可能会记起《笑忘录》中试图保留记忆而不能的塔米娜，或者还有别的小说片段。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表明昆德拉在“遗忘”及其反题“记忆”上有了新的“发现”。轻与重、灵与肉、媚俗，这三者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这些都无法构成昆德拉小说的价值所在。

那么昆德拉小说价值何在？或者是否还有价值？

面对这个问题，弗朗索瓦·里卡尔给出的答案是：“对生命的认同”是昆德拉小说的第一主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第一反主题。在他看来，昆德拉小说所做的是对各种形式的“对生命的认同”的无情毁灭。他将无知看作是昆德拉小说的第一主词，如同虚荣之于司汤达，愚蠢之于福楼拜。而“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是一种对无知的定义，而这是针对那些对这世界、对自己的身份没有任何挫败感和犹疑，觉得没有任何战胜不了的障碍，错误、粪便和死亡没有在其身上投下任何阴影的人而言。 “对生命的绝对认同”也可以用来定义抒情，定义媚俗。尽管形式各异，这种情感，这种“对生命的认同”的欲求是昆德拉作品整体中最受偏爱的思考对象，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昆德拉作品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无知、盲目抒情和媚俗的领地无边无际。

这种“对生命的绝对认同”的状态最常出现在一个人的青春时期，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不成熟的基本状况”。而“不成熟的基本状况”正是人类的一种尚未得到完全认识的存在的可能性。从对年轻人的阐释上来说，昆德拉的作品与他极其推崇的贡布罗维奇的作品一起，都属于对青春这个典型的现代性神话最为仔细、最为毁灭性的“研究”。

从否定性的角度将“对生命的认同”这一存在的基本境况作为小说审视和探究的对象，这正是昆德拉小说的第一母题。这个母题贯穿了昆德拉的所有作品，《生活在别处》本身就是对“青春”和“不成熟性”最为完美的诠释，而其余每部小说都是对这个主题不同方面的反复探究。只有在这一主题下，轻与重、灵与肉、媚俗、记忆与遗忘、身份等一系列主题变奏才能纷呈而来。

确定了昆德拉的第一主题，我们可以开始谈《不朽》了。

昆德拉在这里探讨的不是灵魂的不朽，这是另外一种世俗的不朽，是指死后仍留在后人记忆中的那些种不朽。这个意义上的不朽又分成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在认识他的人心中留下了回忆，大的不朽则是在不认识的人的心中留下了回忆，而艺术家与政治家是最有可能获得大的不朽的人。

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对生命的认同”是昆德拉小说的第一母题。显而易见，“不朽”，尤其是世俗意义上的不朽正是“对生命的认同”的主要形式之一。对“不朽”的渴求正体现出人们对自我的强烈的、毫不质疑的、绝对的认同。

昆德拉围绕着贝蒂娜与歌德的故事展开自己关于不朽的探索。

贝蒂娜“属于年轻的一代，属于用罗曼蒂克的信念和戴眼镜来表示与众不同的年轻的一代” ，为了获得不朽，她以各种方式接近歌德，在歌德死后还将自己与歌德的通信编辑成《歌德和一个女孩子的通信》一书出版。昆德拉告诉我们，在歌德死后，贝蒂娜找回了她与歌德之间所有的信件：在重读这些信以后，她有一种失望的感觉：整个故事还只不过是一个草稿，当然是一部巨著的草稿，可是仅仅是个草稿，而且是个不完整的草稿。一定得开始工作。这项工作经历了三年：她修改、重写、补充。

直到一九二九年信的原件被发现之前，从来没有人置疑这本书的真实性，歌德也因此被塑造成“行动像是一个怯懦的书呆子，为了求得可怜的夫妻间的安宁，不惜牺牲他的激情”这样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里尔克、罗曼·罗兰、保罗·艾吕雅等许多欧洲著名文学家“永恒的审判”。

在与贝蒂娜接触并周旋的过程中——歌德显然明白贝蒂娜的用意，他尽力维护着自己走向不朽时的形象——歌德一直谨小慎微，每一个行为都做到不可指摘，但是在晚年即将离开人世时他却在写给魏玛大公的信中难以遏制地称她为“使人难以忍受的牛虻”。这时叙述者发出疑问：“他一直留意着不让自己穿一件弄皱的衬衣走向不朽，怎么可能写出如此可怕的字来？”

于是我们将得到《不朽》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伟大结论，或者说伟大发现之一：生活的钟面。所谓“生活的钟面”是指人面对“不朽”的诱惑时的三种状态，亦即：一直到某个时刻，死亡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因此我们对它漠不关心。它是不必看，看不见的。这是生活的第一阶段，最最幸福的阶段：对不朽无知的阶段；随后，我们突然看到了死亡就在我们眼前，驱也驱不走。这是一睁眼便看到死亡的生命的第二阶段。这是歌德写作《诗与真》的阶段，是他接受贝蒂娜送他的画像并为之落泪的阶段，是他允许爱克曼写《歌德谈话录》的阶段（昆德拉将这个谈话录称为“一幅在画中人亲切的监督下画成的美丽的肖像画”）。我们可以称其为：对不朽渴望的阶段。最最短暂，最最神秘的生命的第三阶段：不朽是一种不值一提的幻想，一个空洞的字眼，一丝人们手持捕蝶网追赶的风。不朽，疲惫的老人根本不再去想它了。这是对不朽无视的阶段。

正是来到第三个阶段的歌德说出了“使人难以忍受的牛虻”这几个字，这就是为什么昆德拉会说：这几个字，纯粹出于自由。只有一个已经到了生命第三阶段，不再代理他的不朽（亦即可以无视自己的不朽）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来对待的人，才能写出这几个字来。很少有人能到达这个极限，可是凡是能到达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自由就在那里，而不在任何别的地方”。

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是昆德拉对“不朽”这个概念的完美阐释，而小说《不朽》的主角阿涅丝恰恰是“不朽”的一个反题，何以至此？这一点我们要从阿涅丝的“诞生”中一探究竟。

阿涅丝诞生于小说中的叙述者“昆德拉先生”在游泳池边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太太向她年轻的游泳教练做的一个告别手势。这个手势是看起来属于一个妩媚的少女，由一位六十多岁的太太来做显得出人意料，从这个手势的“错置”中昆德拉发现了手势的非本质性：没有哪一个手势是专属我们个人的，我们永远处在“人多手势少”的境地。正是从这种存在的境况，或者更直接的说，这个手势中，阿涅丝诞生了。

在“对生命的认同”这一主题下，阿涅丝的意义异乎寻常。我们先从阿涅丝与其丈夫保罗说的一段话开始：

我记得，这件事大概发生在我快要成年的时候：由于我经常照镜子，最后我终于相信我看到的就是我。对那个时候我只有模糊的记忆，但是我终于相信我看到的就是我。对那个时候我只有模糊的记忆，但是我知道发现自我应该是令人陶醉的事情。可是后来有一次我站在镜子前面时，心里又嘀咕起来：这真的是我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一定要和“它”结合在一起呢？这张面孔关我什么事？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开始崩溃了。一切开始崩溃了。

如果说歌德是在人生的钟面到达了第三个阶段时才明白了不朽的虚妄，并因此获得了自由，那么阿涅丝这个人物从“诞生”之初就根源于对“不朽”的深深怀疑之上。“对生命的认同”在她而言不是不容置疑的，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一个巨大的陷阱。

叙述者告诉我们，要培植“我”的独特性，有两个办法：加法和减法。阿涅丝减去她的本质（由于不断地减，她冒着被减成零的危险）。阿涅丝的妹妹洛拉的方法恰恰相反：为了使她的“我”更加显眼，更加实在，更容易被人抓住，她在她的“我”上面不断地加上新的属性，并尽量让自己和这些属性合而为一（由于不断地增加，她冒着失去她的“我”的本质的危险）。在不断地减去，减去了手势、脸、姓氏、爱情和生活经历之后，阿涅丝发现自己的本质已经被减到了零，她的自我已经无处可寻，“身份”不是丢失，而是彻底地崩溃了。与之对位的，阿涅丝的妹妹洛拉，这个“小的不朽”的不懈追求者，这个贝蒂娜在现代的镜像，却在不断地往自己身上添加，墨镜、肉体的绝对性、雌猫，甚至是自杀。

通过比较姐妹二人的爱情观更能够明白她们的不同。在与洛拉的争执中，阿涅丝说：“我很清楚爱情是什么。在爱情上，重要的是你爱的那个人，有关系的是他，而决不是别的什么。我在考虑，对一个眼睛里只看得见自己的女人来说，爱情是什么。换句话说，我在考虑对一个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来说，爱情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意义。”与她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发现洛拉对自己的情人贝尔纳却是一无所知，不管这件事显得多么古怪，她的确对他不了解，不懂得他的心情。她甚至对自己只关心贝尔纳的爱情感动骄傲…这是很奇怪的：她发疯似地爱贝尔纳，可是又不关心他。她不断地在想象他的躯体、他的脸，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们两人已经合而为一。所以她以为她已经把他了解透了，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叙述者对此做了一个精彩的总结：爱情用了解这种幻想欺骗我们大家。

正如贝蒂娜需要的不是歌德，而是与歌德发生爱情这件事的象征意义一样，洛拉需要的也是不是爱情本身，而是在爱情中确证自己。更重要的是，对洛拉来说，她的这种“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显得如此自然，如此不容置辩，仿佛世界上除了这个自我，除了自我的难以遏制的热情之外没有什么值得关注。

昆德拉告诉我们，欧洲文明往往被认为是建筑在理智之上的。但是我们同样地可以说，欧洲是感情的文明，它孕育产生了一种人的类型，他把这类型称之为“感情的人”，homo sentimentalis（其实不妨译作“动情的人”）。在这种感情的人，也就是唯感情是尚的人眼中：“爱是最高的美德。爱使我们失去对尘世的知觉，使我们心里充满了天堂；因此爱使我们摆脱了一切罪恶。把感情上升为价值，并以之为傲，希望能夸耀自己受着内心的什么无法遏制的冲动的折磨。”

显然，洛拉、贝蒂娜、对歌德发起“永恒的审判”的诸位诗人、阿涅丝的丈夫保罗以及与保罗一样追求着“必须绝对现代”的《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雅罗米尔，等等，昆德拉小说人物的群像中有着一系列的“感情的人”的变体。

让我们回到阿涅丝身上，她已经诞生，而且从她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她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将自己身上看似可以作为自我的本质的东西一件件地减去。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减法”的方式将带来的将是被减到零的危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朗索瓦·里卡尔认定了“阿涅丝的必死”。

阿涅丝也确实死了，她死于一场车祸，而讲述她的死亡的一章被作者命名为“偶然”。这是一个极具深意的题目，阿涅丝是否必死？昆德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相信“脸”表达了这个“我”，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最初的和最基本的幻觉，我们也许就不能继续生活下去，或者至少不能继续认真活下去。如果我们从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整体去看这个问题，这其实是昆德拉毕生都在追问的问题：“自我”毁灭之后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性？

昆德拉在描述阿涅丝时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阿涅丝注视着不断穿梭般往来的车辆，闪烁的灯光和永不休息的城市的混乱景象。这时候，她突然又体验到了近来越来越经常纠缠她的那种奇怪而强烈的感觉：她和这些身体下有两条腿，脖子上有一个脑袋，脸上有一张嘴的生灵毫无共同之处。从前，这些人的政治和科学发明把她迷惑住了，她想就在他们的冒险事业中充当一个小角色。一直到有一天她产生那种她和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感觉后，她的想法就改变了。

这时她觉得人类的一切苦难和欢乐她都不再关心，因为她深信所有这一切都与她无关。但是她又这样想到：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使她摆脱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具体的爱情。如果她真的爱一个人，那么她对其他人的命运不会漠不关心，因为她所爱的这个人和其他人是共命运的，和这个命运是有直接关系的。从此以后，她就不会再有那种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战争，他们的假期都跟她无关的感觉。

我们知道她最终发现她与保罗之间似乎没有爱情，而只有爱情的意愿，只有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意愿，正是因为对一个具体的人的爱情的消失，使得已经将自己的本质减到零的阿涅丝产生了如何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疑问。这种“对一个具体的人的爱”的说法不能不让我们记起《玩笑》中路德维克在遇到露茜时的反应，让我们停下论述，回想一番：

露茜，她对这个历史的巨大一翼又怎么看待呢？即使它那悄然飞过的声音也曾掠过她的耳旁，她也难以觉察。她对历史一无所知；她生活在历史的底下；她对历史这个陌生的东西一无所求；对那些号称伟大的、时代性的思虑毫无概念，她只是为自己那些琐碎的、无穷无尽的忧虑而生活。而我，忽地一下子，得到了解脱；似乎是特地来把我领到了她那个模模糊糊的天堂；刚才的那一步，原来我不敢跨出的那一步大约正是使我“跨出了历史”，这一步对我来说，使我猛然摆脱了桎梏，使我一举获得了幸福。露茜，羞怯地挽住我的胳膊，我任她拉着我往任何地方去……

在露茜的“启发”之下，路德维克发现了日常生活的美好，他从历史的方向盘前离开，跨出了迈向旁边的一步，而就是这一步是他获得了他曾以为只能从“历史”中获得的无比宝贵的东西：幸福。

那么，对于阿涅丝来说，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欧洲精神中挥之不去的“自我”毁灭之后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广阔领地。如果我们还记得歌德的故事，他在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不再理会“不朽”的诱惑时终于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最终将带来的是对世界的丰富性的发现和一种往往被我们无视却无比宝贵的东西：安宁。于是，我们就可以明白在领悟了“自我”的覆灭之后，为什么阿涅丝会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脚的森林中漫无目的地漫游，因为她终于明白：

人生所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造物主依仗电子计算机，使几十亿个自我和他们的生命进入尘世。但是在所有这些生命旁边，可以想象一个更为基本的存在，它在造物主开始创造之前便有了，造物主对这个存在过去不曾施加过，如今也不施加任何影响。阿涅丝躺在草丛中，小溪单调的潺潺声穿过她的身体，带走她的自我和自我的污秽，她具有这种基本的存在属性，这存在弥漫在时间流逝的声音里，弥漫在未来的天空里，她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更美的东西了。[47]

也许我们还记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隐居乡间的托马斯和特蕾莎，他们最终获得的也是安宁，是“卡列宁的微笑”。而有趣的是托马斯和特蕾莎也是死于车祸意外。于是我们似乎可以明白，为什么阿涅丝死去的那一章会叫做“偶然”。

通过对“对生命的认同”这一主题的探究——否定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探究——告诉我们对自我的绝对认同，对固有观念毫不质疑地全盘接受（媚俗）以及我们对盲目抒情的热爱，都是何其虚妄。

在《不朽》中，昆德拉通过阿涅丝的生与死，彻底地将“对生命的认同”摧毁殆尽。而在自我毁灭之后，昆德拉告诉我们，存在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因为：“生活，生活并没无任何幸福可言。生活，就是在这个尘世中带着痛苦的自我。然而存在，存在就是幸福。存在：变成喷泉，再投到承水盘中，如热雨一般倾泻而下。”

倘若我们将米兰·昆德拉动荡不安的前半生——亲历极权社会，更见证了震撼世界的“布拉格之春”——拿来和这种否弃“对自我的认同”，从历史的“巨翼”上走下来并领受日常生活的幸福的强烈要求相对照，也就不难发现他做出的抉择绝不仅仅是后来人以“哈维尔和昆德拉之争”为题所谈到的是否选择肩负时代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种种诞生于欧洲的辉煌的现代性景观，比如民族国家、进步、历史的进军、“必须绝对现代”的信念，甚至还有自我的观念，等等，都持有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他更愿意将小说，以及小说中保留着的真正的欧洲精神视为自己唯一的故乡，所以他才会有如下这样令人惊叹的自白：“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祖国？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

行文至此，我们再来看理查德·罗蒂那篇著名的评论《海德格尔、昆德拉和狄更斯》中的精彩论断不禁要击节赞叹：“西方用自己的炸弹炸毁了自己不能够被当作对小说或是欧洲的审判，一个极权主义茫茫黑夜的到来也不能被解读为对小说或者是欧洲的审判”，这是因为“小说史和欧洲史不能够通过欧洲真实的政治未来，或者通过西方的真实命运加以审判”。

正是在《不朽》中，昆德拉的这个细究之下颇为惊世骇俗的人生和历史信念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阿涅丝这个欧洲小说史上绝无仅有的“反个性”的女主角身上。

(全文完)

本文作者“若望”，现居温州，目前已发表了12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若望”关注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