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程靖
对于全球很多城市来说，班克斯的涂鸦作品恐怕是可遇不可求的“财富”——这名英国神秘艺术家的作品，很可能会给城市带来一个新的观光地。但在巴勒斯坦伯利恒，班克斯的一幅画作却成了当地人的眼中钉，有人甚至不惜代价将这幅画从墙上切割下来……
10月18日，在第三届杭州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上，《盗走班克斯》这部纪录片作为展播单元的一部分，在中国美术学院进行了放映。在密集的政治叙事和不同立场的多面交锋之下，许多问题浮出了水面：班克斯作为英国人，在巴以冲突地区涂鸦的意义是什么？西方艺术家真的懂得巴勒斯坦人的内心世界吗？公共艺术的价值究竟是全人类共有，还是属于个别收藏家？
班克斯是谁？他的作品为何值钱？
班克斯（banksy）是全世界最神秘的人之一。
他来自英国，是一名涂鸦艺术家、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善于用艺术方式表达政治评论。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各地的建筑外墙、桥梁上出现，有的已被纳入当地标志性的城市风貌。但是，班克斯从不露面，至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由于全球绝大多数政府都将涂鸦艺术定为“肆意破坏他人财物罪”，班克斯则对此表示藐视——各地的巨幅涂鸦就是他行动的宣言。他还拍摄过纪录片，《画廊外的天赋》曾获得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的提名。
虽然班克斯从未将自己的创作用以销售牟利的用途，但很多拍卖行都曾试图拍卖过班克斯的涂鸦作品：据路透社报道，2008年，班克斯位于伦敦的一幅作品曾被拍到了约45.6万美元（目前约合人民币323万元），还不包括从墙上拆除和重新安置的费用。
2002年6月起，以色列开始沿着1967年以前的巴以边界修建高8米，长约700公里的隔离墙。以色列方面宣称，隔离墙的作用是将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和以色列完全区隔开来，以防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渗透，而巴勒斯坦方面则认为，隔离墙是一堵“种族隔离墙”，限制了巴勒斯坦人正常的生活节奏和范围。
2005年，班克斯到访巴勒斯坦，在巴以隔离墙上创作了9幅巨型涂鸦。后来班克斯多次来到巴勒斯坦，在大街小巷留下他的“宣言”。连同这些涂鸦一起，巴以隔离墙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现在的隔离墙上，来自全球各地的人，画下了大大小小的呼吁世界和平的涂鸦。
2017年，班克斯甚至将伯利恒隔离墙附近的一家废弃酒店进行改造，以the walled-off hotel（墙下酒店，英语发音谐音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的名义开业，酒店内布置着许多巴以冲突下的历史故事。由于窗口的景观便是隔离墙，班克斯的酒店被称为“世界上风景最差的酒店”。
是唤醒公众关注，还是消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纪录片围绕着的班克斯涂鸦，原本位于巴勒斯坦西岸地区的伯利恒市，在马槽广场（manger square）的一堵私墙上：画面中，一名持枪的以色列士兵，正在检查一头驴的身份证件。这讽刺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被动处境——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生活，经常面临着以色列士兵的身份检查。
驴——这种负重行远、兢兢业业的动物，在阿拉伯语里是一种骂人的话，冒犯人的程度不亚于骂中国人“猪”、“狗”。在纪录片中，参与“盗取”这幅涂鸦的巴勒斯坦人瓦利德一开始便说，城里的人对这幅画的出现“非常愤怒”。
外号“野兽”的瓦利德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角。他是伯利恒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觉得班克斯的画作对西岸地区的处境没有任何帮助。在班克斯画下这幅涂鸦不久之后，老板下令让瓦利德和几名同伙将其切割下来，包装、搬走，然后转卖到海外。
除了瓦利德以外，巴勒斯坦人对这幅涂鸦的态度各异：在纪录片中，一位伯利恒市民认为班克斯创作的艺术就像一顿快餐，“吃的时候很爽，但吃完了会慢慢地让人不舒服。”而在路透社的报道中，一位巴勒斯坦建筑师则说，这幅画更能冒犯以色列人，因为这展示出“以色列人思维狭隘，连驴都要检查”。
另一位巴勒斯坦人、居住在加沙的萨娜·卡玛尔则对东方网·纵相新闻表示，她觉得班克斯不是个笨蛋，一定是在了解了当地的文化习俗后，才会进行创作。
但纪录片主创的眼里，这头驴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意思：新西兰画家摩尔·琼斯的一幅画作中，一匹驴将一位受伤士兵驮到了安全地方。有人说，希望班克斯这幅涂鸦能感化以色列士兵。
曾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邮件采访时，班克斯开玩笑说，一开始他来到巴勒斯坦，在隔离墙作画，是因为被墙吸引，“感觉这是一块很好的画布。”班克斯也希望能通过作品，唤醒公众对于巴勒斯坦人处境的意识。
纪录片导演马克·普罗塞皮奥追踪了这幅涂鸦的去向：它被盗走后，在易趣网（ebay）上被标价10万美金（现折合人民币约73万元）；随后，它被带到丹麦、英国、意大利，还被运到了美国展出。纪录片中，收藏家、艺术评论家、商人、历史学家，还有专攻艺术品买卖的律师陆续表达着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地讨论这幅画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意义，和公共艺术是否应该被商业化等等。
记者注意到，在这部影片中，有几段阿拉伯语说唱的环节，没有任何翻译和字幕说明——其他人的采访和旁白，无论是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还是阿拉伯人连词成句的英语，都有字幕。
对于记者的疑问，该片制片人菲利波·佩尔菲多表示，这是主创们特殊的设计。
佩尔菲多说，在巴勒斯坦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几乎所有巴勒斯坦人都会努力地说英语，即使有的人说话连不成句，或只能说几个单词，但他们会尽力用这种世界通用语言表达自己。但在法国、意大利，所有接受采访的收藏家、律师、艺术评论家等人，无不受过高等教育，但却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
“这是一种文化殖民。”佩尔菲多谈到了“文化高低语境”的问题——由于巴勒斯坦人处在“低语境”，担心别人不理解他们的意思，所以努力用他人的语言来表达， 但欧美人处在高语境，因此不由自主地选择说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不用担心他人不理解。
“就像我来到杭州，坐在车里听广播里放的中国流行音乐一样，在巴勒斯坦，广播里放的歌曲我是听不懂的。”佩尔菲多对记者说，之所以选择不翻译歌词，是想把表达的话语权还给巴勒斯坦人，让他们暂时回到原始语境中去，也让观众感受阿拉伯语本身。
影片的结尾，导演告诉观众，这幅涂鸦还没被卖出去，目前在伦敦的一家画廊里展出——可以想像，画廊位于伦敦地价最高的地区，窗明几净，大理石地板亮堂堂的，这幅“驴和身份证”由围栏围着，供人欣赏；十多年前，这幅涂鸦还在伯利恒市中心的一面墙上，巴勒斯坦人的汽车鸣着笛缓缓开过，拂起一阵阵灰尘。
无数人的叙述依然没有解答这个问题：艺术，究竟是谁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