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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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现在，每天点击关于王宝强和马蓉的事件进展，就好像点开了一集新的电视剧。每天出现不同的新情节，新进展：有人要捍卫自己的形象和权益，有人想抓住可能的翻盘点，而杂七杂八的琐事也节节丛生，新剧本新演员层出不穷。
但无论如何，这出文艺圈大剧的基本色调已经定格了。谁是受害者，谁是背德者，谁是无良者，谁是可怜者，无论每个人在接下来会唱什么戏，说什么样的台词，对观众而言，他们的脸谱已经固定。
这几天，在王宝强离婚事件之外，又有媒体爆出了宋小宝、张纪中的婚姻危机。这一边旧戏还未唱罢，另一边新戏又拉开了帷幕。不过，文艺圈儿里的这些感情纠纷，说到底并不是人们真正想看到的“戏剧”。
在媒体营造的世界中，人们迫切地追问真相，拼命想看清台上的人物究竟哪个是红脸，哪个是白脸。而这种简单的剧情模式若摆在文学世界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文学世界的剧情中，它们大概顶多做个楔子；处于文学世界中的人物，其形象往往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模糊。人性的冲击感却越来越强烈。这正是文学家安排各种复杂剧情的原因所在；也是文学世界不可替代的魅力所在。
而在文学世界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借由作家的眼睛与笔触，看到每个人物内心复杂真切的独白。不似在现实中这一地鸡毛的离婚大战中，每一个人都声嘶力竭地叫嚷，每一个人却都面目模糊。今天，我们不谈谁对谁错，只谈谈文学，如何用它最广阔的思想和同理心，接纳人间一切的善与恶，美与丑。
为何小说比现实离婚案更精彩
撰文 | 宫子小说人物形象复杂，“马蓉”则被脸谱化
法国文学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小说《苔蕾斯·德斯盖鲁》中讲述了一个不断反转的故事，女主人公也因此成为文学史上数一数二的复杂人物。
苔蕾斯·德斯盖鲁是出身于门第家族的文艺女性，聪明，也自负。她的父亲出于保守的门第观念将她许配给毫无感情积淀的贝尔纳。终有一天，苔蕾斯偷偷篡改丈夫的处方，险些致贝尔纳于死地。东窗事发后，苔蕾斯被指控投毒罪送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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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蕾斯·德斯盖鲁》
作者: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译者: 桂裕芳 / 鲍叶宁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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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指控谋杀未遂的“恶妇”，苔蕾斯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她出奇地平静。内心带着些微的忏悔，而举手投足毫无辩解与争论的打算。日后，当贝尔纳问起她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她的回答也十分平静。既不是为了两百公顷松树的财产，也不是为了某个不存在的婚外情人。在犯罪的那个瞬间，她可能才是真正地实现着向往中的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只是不想再装模作样、扮演任何角色”。这让她的罪恶在小说中具有充足的文学魅力。读者们不断尝试解读她的空白，解读她的阴暗。剧情并没有单一地朝恶毒妇人的方向发展，人物形象也没有因为谋杀案而定格。
小说中同时发生着各种假象：为了家族荣誉贝尔纳又帮助她完成了谎言，于是所有事情都变成苔蕾斯无意间导致的一场意外。最终在外界看来，他们仍旧是相敬如宾的夫妇。但这一切又都只是假象，贝尔纳无法原谅这个不忠的妻子，最后把她送到巴黎，任其流落。于是，苔蕾斯又成为了可怜的受害女性。
苔蕾斯的形象随着文字的流动千变万化，忽而天使，忽而恶魔；忽而凶手，忽而被害者。这种不断变化的多面形象，为解读人物营造了极为深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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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知的王宝强与马蓉，都变成一副脸谱化的形象。
而反观在现实中，大众对人物的解读并没有小说这样耐心；媒体事件中的人物也没有小说中的魅力。对现在处于风口浪尖的马蓉，她的形象根本没有解读的空间；她已经成了大众公认的“淫妇”。而大众与媒体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这个形象，加强这个形象在新闻中的感知强度。或者调查酒店记录，或者曝光马蓉已经转移王宝强所有财产，或者挖黑历史。
这个剧本的所有章节只有反反复复的一句话——她是个可耻的人。人物形象既没有解读的空间也没有流动的魅力，王宝强和马蓉已经被公众戴上了固定的脸谱，黑白分明。所有的喧嚣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就是单纯的热点事件，它什么都不证明；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道德，随着时间流逝，一切人物都已然固化，大众也早已疲倦。
离婚案如同套路，热闹背后并无思考
虽然说，现在点开王宝强离婚的追踪报道就像在看电视剧；但这出电视剧说到底是没有剧本的，它不过靠一个套路支撑着。这个套路在过去的新闻出现过，在未来的新闻也会出现。
这一次是王宝强，下一个是宋小宝，或者张纪中。通过道德问题扒到感情问题再到社会问题，或者把顺序反过来。媒体向大众反反复复上演相同的戏，只是不停地更换能吸引观众的演员而已。或者骂，或者挺，看完后，热闹散了；问题，仍旧留在那里。等到下一次事件发生，人们骂得热火朝天的，还是相同的事。
而经典的小说总是拥有一个真正的剧情。这些剧情会朝着无数个未知的方向发展；吸引着读者一页一页翻下去的同时，也吸引着读者对真正问题的思考。读《洛丽塔》并不是为了对那个诱奸幼女的嫌疑犯亨伯特·亨伯特打入死牢，而是通过阅读，真正思考埋藏在人性深处的幽暗情结。因此，一本好小说带给人的天空总会是明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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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米海尔》
作者: [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
译者: 钟志清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
奥兹的小说《我的米海尔》同样讲述了一个关于婚姻与破碎的故事。小说中的汉娜最终在婚姻中变成了歇斯底里、不可理喻的疯狂女人。但跟着小说的剧情读下去后，会对这个可怜的女性充满同情。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汉娜和米海尔是如何相爱的，他们结婚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分歧，米海尔如何毫不顾忌她的感受一心考取学位，如何要求她在婚姻中做个顺从安分的妻子。读者可以感受到爱情乐趣在汉娜的生活中一点点消逝，最终留下的只有一个婚姻的空壳。而不愿离去的汉娜最终疯狂的悲剧也无法避免。
在这些文学故事里，谁是真正意义上的投毒者，谁又是真正的受害者，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究竟是否存在着背叛。这些问题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变化，真相已经不再成为读者唯一的需要。人物的脸谱在飞速旋转的故事里变得模糊。最终，冉冉升起的，是我们对人性本身的思考。
我们缺失的，总是当事人的内心想法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内引言道：小说兴起的本身就表示了从“古典社会的客观的、社会的、公开的倾向”往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学“主观的、个人的、私下的倾向的一种转移”。
小说将我们从社会整体的话语中解放出来，通过文字进入个体的特殊状态。它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份完整的、私人的经验，奥兹笔下的汉娜为何渐渐变得歇斯底里，阿特伍德笔下的格蕾丝究竟在谋杀犯的背后潜藏着何等经历，艺术家的笔触让我们“附灵”为当事人的一部分，以个人的但也是最深入的视角感受故事带给我们心灵的冲撞。在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本身就变成了当事人，参与了小说的一部分。
可惜的是，面对现实世界，或者说面对媒体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世界，我们永远只能像小说里的民众那样，站在事件的外部，根据所获的资讯表示一致的同情或愤恨；我们永远无法感受当事人第一视角的内心体验。这是现实的缺失，也是艺术的完整。
依托文字而生的人物是自由的。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诠释自己。而这些在小说中奇异难解的人物对读者而言，每一次相遇都会是一次崭新的人生经历。通过文学阅读，我们感受到比利的分裂人格，感受格雷诺耶的变态心理，感受他们的痛苦与纠结。最终，一切罪恶似乎都可以通过文字而赦免。
在现实世界，这种宽慰和理解则显得极为艰难。现实的剧情发展将人物形象死死地定位，个人陷入了非黑即白的尴尬境地。可我们又身处现实世界，无法脱身进入当事人的剧情世界。终归，那种自由的思考，严肃的宽慰，也只有在精彩的小说中才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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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寂寞的心灵》海报。该影片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段出轨、甚至弑夫的故事。在马蓉和王宝强的事件中，最缺失的、也是重要的部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而这正是文学或电影等艺术能够给予我们的东西。
其实在马蓉和王宝强的事件中，最缺失的、也是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真正的内心独白。我们所能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不过是各方对外所说的宣言。在这场事件中，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推理家，通过各自的发文来揣测每个人背后的想法；有时，甚至通过第四者，第五者的话语来判断事态趋势。
无论媒体的报道有多么真实敏锐，在事件中，我们都见不到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的内心在想什么，是解脱，痛苦，愤怒，还是羞愧。这些事情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无法知晓，当然，也不可能知晓。生活毕竟不是小说，他人的意识不会像文字那样准确无误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股喧嚣必然会过去。之后则会被遗忘，忽视，它也没有任何值得人再次咀嚼的价值。喧嚣之外，我倒是更愿意人们能拿起那些曾被反复咀嚼的、安静的经典小说，它们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它们的剧情才真正精彩。
在小说中没有法律，没有被告厅，只有一个开放的天空，在那里，最广阔的思想宽恕了所有人的内心。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宫子；编辑：走走。未经授权其它公众号、平台皆不得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