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涉案的精神病人，案发后会被送入强制医疗所进行治疗。这个在外人眼里略带神秘色彩的强制医疗所，一旦进去，想要走出来却并不容易。强制医疗所如今成了医院、监管场所和养老院的重合。
记者 | 黄子懿
收治“武疯子”
63岁的杜志强每天要吃3次药，一次13片。每天9点、11点、17点，护士会把五颜六色的各类药片从写有他名字的药盒里取出，放到他手上，看着他吃下。9月下旬的这天下午，杜志强拿到药后，一头埋进手掌吸吮起来。他牙齿不好，戴着零星假牙，需一口口分次将药片吸入，在嘴中咀嚼，灌一口热水吞下。
“不行，再喝一口。”护士说罢，杜志强又咕咚喝下一口。“张开嘴看看，舌头翘起来。”护士继续说。杜志强遵嘱照做，嘴一张，口气扑鼻而来。他把舌头伸得老长，翘起时，能看见满嘴残牙。合上嘴后他笑了，像一个狡黠的老顽童。
杜志强是一个精神病人，确切地说，是一个肇事犯案的精神病人。很难想象，这个活跃的老人1986年在老家农村砍死3人、砍伤14人。经司法鉴定，他患精神分裂症，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当年，他被送至绍兴市强制医疗所接受强制治疗，距今已有33年。“同志啊，人生有几个33年？”杜志强逢人爱称“同志”，一边说，一边摸了摸白头。
在绍兴市强制医疗所（下称“强疗所”），类似杜志强这样的涉案精神病人有129个。强疗所属绍兴公安局管理，有医生护士。除医院功能外，是界限分明的监管场所职能，性质与看守所类似。30多位编制内的医护人员均是民警，包括身着警服的管教。大楼门窗布满金属护栏，内部每道门都需指纹解锁；还有一间监控室，24小时对准160张病床与公共空间，全方位观看129位病人活动。“监控室内不能看书看报，吃东西也不行。”主任医师刘晗说。
走进这里，像是走进一个堡垒。病人统一理着板寸头，穿宽松蓝白间条衫，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就寝。活动时间，他们自由进出，状态平静，在一般教室大小的活动室内，看新闻和电视剧。时间在此似乎停止了。任何陌生面孔进入，都会引来无数双眼直愣愣地注视。
强制医疗，是国家为了公共安全与健康建立的强制性医疗措施，主要针对肇事涉案的精神病人。根据法律规定，这类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如何管理治疗就成了重中之重。中国最早的强制医疗程序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54年，在西安，一名精神病人冲进外事访问车队，干扰了外事活动。事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要把这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起来。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相应场所，负责收治“武疯子”，如今主要由公安部门管理。
当前，全国共有近30所强制医疗所，浙江有4所，占了约1/7。绍兴市强制医疗所位于市区中心，成立至今收治过约4000多位病人，而所知者却寥寥。搭车前往，不止一个司机问：“这地方是干什么的？”
“以前我只知道有这么个部门，归公安管，但具体干什么就不知道了。”强疗所所长丁顺忠直言不讳。他刚上任半年多，从治安部门调来。“这块可以说是公安系统内最小的业务，但做好这件事情却意义重大。因为这些病人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危害可能是很大的。”
强疗所129个病人中，超过一半是因杀人被送来的。有的病人押来时，武警还拿着冲锋枪，病人骂骂咧咧挣扎，要几个人按住注射镇静剂才能平静；还有的来时手舞足蹈，衣不遮体，看见地上有烟蒂，捡起来就往嘴里塞。
很多人伤害的对象是至亲。夜里女病房曾常常传来哭声。她们一共23人，12人杀过人，不少人将儿女和孙辈杀死。曾有一个产后抑郁的妈妈，想要寻死却放心不下儿子。一天晚上，她带着儿子走向水库。儿子溺亡，她却被救了起来。“病人当时想的是：‘我死了，你怎么办？’”女管教潘虹君一边翻看病人名字，一边述说案情，称多数病人是发病后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还有一种就是，‘你要害我，不如我先把你杀了’。”
医护人员在叮嘱病人们按时服药（黄宇 摄）
还有一位年近50的杨姓女病人，自称19岁那年从家乡云南被拐卖到山区强作媳妇。年轻时，她数次逃离，都被丈夫带着村民抓住痛打。跑得多了，丈夫就威胁：“要是敢再跑，就把你杀了煮了。”如此8年后，女病人发病，按照丈夫威胁她的方式，将丈夫杀死后肢解。案发22年后，她还常在夜里惊醒，指名道姓地说有人要害她。“实际上根本没这个人。”潘虹君说，该病人是文盲，不会写自己和家乡村镇的名字，他们至今没能找到其家属。
“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才是犯案的人。”强疗所政委邓超说，涉案精神病人是社会最边缘的群体之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出悲剧”。经过治疗，病人病情大多都能稳定，但如何重回社会，如今却是最大难题。多数病人，在日复一日的定点三餐与药物中，渐渐老去甚至死亡。戒备森严的强疗所，也成了医院、监管场所和养老院的重合。
层层筛选
129个病人中，杜志强是特例。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病房内，有铁门隔离，吃饭、服药都通过一个小口。病房里只有一张床，配独立卫生间，床上放一块80年代的旧手表，和一本被翻烂的第十版《新华字典》。杜志强爱逃跑，自称“7～8次是有的”。为此，病区将他单独隔离已有十来年。在其他病人能自由走动、看看电视时，他只能靠翻字典度日。
1981年，杜志强在部队服役间，曾因精神异常被送到医院诊治，后退伍回家，享受残疾军人补贴。他干过建筑工、统计员，但都不如意，常因工作和找对象打骂父母，认定父母偷他东西。1986年的一天夜里，杜志强在家病发，惶惶地多次上下楼。凌晨5点，他对母亲说：“我身前身后都是人，他们要来抓我，我快要死了！”话毕，他拿着工具，从村头见人就砍，一直砍到村尾。疯狂持续一个多小时，直到民警赶来用枪将他击倒。一发子弹，打穿他两腿，留下4个枪眼。“我就是妄想了。你对我很好的，我却以为你在捉弄我。”说起这段往事，杜志强很不好意思，带着歉意的笑。所有场景他都记得，但当时无法控制，“脑子不清楚了”。
“基本上到了这儿的病人，都是像过筛子一样一层层被筛下来的。”主任医师王守扩说，所里大多数病人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精神病人发病前会有征兆，很多家属也多次送医，从综合医院到专科医院都看过，但受限于家庭条件和过往医疗水平等原因，病情没能控制，最后发病闯祸。“很多原来公安送来的病人，都是这种情况。”
“原来公安送来的病人”是指2013年前送来的病人。2013年前，病人是否接受强制医疗，主要由公安机关根据病人的司法鉴定结果决定，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决定权交由法院，强疗程序需由法院判决才能启动。在绍兴强疗所内，由公安和法院送来的病人占比约为2∶1，多数病人是2013年前由公安机关送来，待在强疗所内多则30余年，少则7～8年。
十余年前，精神疾病的药物效果欠佳，病情易反复。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经历过危险。在此工作35年的政委邓超身材高大，脸上至今留有伤疤。那是十几年前，一个连杀4人、重伤15人的病人给他留下的。病人当时30来岁，体壮力大，在午饭时突然从背后袭击邓超，用双手死死抠住他的双眼。邓超用尽全身力气，掰开他双臂，用语言慢慢平息他的情绪，两人僵持了十几分钟才被同事发现。“刚来那几年，确实想过很多次转行。”邓超说，这是很多医护人员的心声，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大家还是决定要把工作干好。
如今，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病人的病情大多都能得到稳定控制，在强疗所里安静地坐着，吃饭、吃药、看电视、打牌。在医护人员看来，这些平静的病人也有着自己的想法。“病人是很聪明的，脑子里有想法，但不会给你讲。”护士长商小英说，有些人不愿吃药，会将药片埋在舌根，所以他们每次都要求病人把舌头翘起来。
《囚犯医生》剧照
杜志强对每次逃跑记忆犹新。他逃跑多集中在2007年前——那时强疗所还在一个老院子里，条件一般，窗户边框是木质，围墙约2米高。当时他正值壮年，能一把将整个窗框拽下来，或趁人不注意翻围墙出去。还有一次，他趁着打饭车辆进来的间隙，直接冲出门去，所幸被院口的医护人员舍命抱住。
被关33年后，他年事已高，还被单独隔离，早已消磨掉了锐气与逃跑的可能。时光的烙印深深地刻在这些病人身上。在强疗所里，很容易感知到老龄化。一眼望去，这些曾经疯狂的病人，如今多是一头白发，佝偻着身体缓慢地挪动步伐，丧失了曾经的危害性。
所里，年龄超过56岁的人比例接近50%。由于常年服药和缺少运动，多数病人体态发福，病服多是大号。每周一三五上午，病人们统一沐浴后，医护人员用干净病服，为他们换上。而对于一些处于发病期的病人，医护人员还要为他们清理乱丢乱拉的大便和弄得满墙满床的脏污。
置身其中，53岁的林树仁丝毫不起眼。他身材瘦小，身高不到1.7米，体重刚过120斤，带个黑框眼镜，外表文弱。活动室里，他喜欢坐在最靠窗户的角落发呆，与活跃的杜志强呈现出两个极端。
林树仁曾是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高材生”，2013年因怀疑妻子出轨并在他饭菜里下毒，在某天夜里将熟睡的妻子掐死，事后主动投案自首。事发时，女儿在隔壁房间睡觉，以为父母是习惯性的争吵，直到民警上门，告诉她家里出了大事。
治疗6年后，医护人员认为他康复情况良好，让他做了病房室长。他常会带队大扫除，然后开始锻炼。所谓锻炼，是在一段10米长的狭长走廊内来回快走。他高频率地小步往返，蓝白病服随着风飘扬，逆光看去，与瘦小骨架显得很不协调。
“在这里至少能睡个好觉了，人也胖了，以前从没超过120斤。”林树仁语气平静，思路和表达与常人无异。他有点害羞，言谈间一直低头望向地板，只有在谈及爱好时，他才略有兴致，说喜欢读宋词，崇拜苏轼，“大学时就喜欢，现在每读一遍都有新体会”。
在姐姐林树琴的描述里，这是一个在所里都会给父母写感恩诗词、为他们手抄养生知识的弟弟。她至今不相信弟弟会杀人。家中4个儿女，林树仁最小，从小体弱多病，备受关爱，他也很懂事争气。进入大学后，林树仁陷入严重的神经衰弱中，最严重时休学一年治疗。“如果说有任何发病征兆的话，这是唯一的。”林树琴说。
走不出去
对家属来说，肇事精神病人像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和未愈的伤口，不愿触及。强疗所地处绍兴市中心，收治对象也多是本市人员，但家属探视寥寥。以一病区56人为例，截至今年8月底，来所探望152人次，人均每月0.4人次。
“很多家属不愿管，也不想管。”所长丁顺忠说，强疗所不像看守所，并不限制探视次数。但在所里一年探视为0次的病人有15人，1次的有24人。“这个数据比监狱服刑的病人还要少得多。”丁顺忠说，包括家属在内的大多数人，对这个群体存有偏见和顾虑。
病房里有一个来自河南的病人，常年卧床，下肢肌肉萎缩，臀部有褥疮痕迹。他2006年在绍兴打工时病发，杀死妻子。入院多年来，家属从未来过。4年前，这病人疑似癌症病发，情况危急，主任医师王守扩通知家属。那一次，,10年来从未出现的家属都来了，一行七八人，像是要来见最后一面。病人父亲在医院看着虚弱的儿子五味杂陈，王守扩问他：“儿子还要不要了？”父亲摇了摇头，说：“不要了。”
一行家属中，有三张年轻面孔吸引了王守扩的注意。他询问他们跟病人什么关系，三人则自称是普通亲戚。直到临走前，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人找到王守扩了解病情时，才说了实话：三人都是他的儿子，但两个哥哥不愿意认。最终病人经查并非癌症，经诊治后好转，但家属再也没有出现过。此后，病人又开始常年卧床。
“女儿来得比较少一点。”谈到女儿时，林树仁陷入了沉思。在他和姐姐的叙述里，女儿跟他更亲，衣食住行由他负责，妻子则常年在外忙生意。案发后，家人每年来三四次，但女儿一年只有一次。林树仁从父母口中听说，女儿从60公里外的学校哭着回了家，说“受不了同学的眼神”，他为此心疼。
这些年来，林树仁从没机会向女儿道歉，女儿为数不多的探视，则从不触及雷区，只跟他讲大学生活，给他看自己去各地旅游的照片。林树琴则说，侄女大学4年只去看过一两次，很多次她问侄女，是否愿意一同去探视，侄女都说不去了，自己会抽时间去，“事实上她一次都没去过，内心或多或少是有怨恨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家人上一次来探视林树仁是清明节。半小时会面中，老母亲抹着眼泪对林树仁说，如果不是因为孙女还在，老两口“早就不在人世了”。去年，孙女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如今，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林树仁能早点出去。
林树仁是2013年后经法院判决送来的病人，解除强制医疗，也需法院判定，但要家人提出申请。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程序，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参考家属的监护能力。林树琴说，目前父母已是80多岁，有心无力；侄女大学刚毕业，还不稳定；而3个兄弟姐妹，都有小家，兼顾不及，“我们现在都没有能力做他的监护人”。
这也是所里很多病人面临的情况：一旦进入，想要出去很难，重归社会更是遥远。住院10年以上的病人有74人，超过25%的病人住院已过20年。在2013年前，强疗程序解除没有全国性统一规定程序，需要自己摸索，因此所里格外慎重，但2013年后，病人可由法院判决解除程序。不过，2013年前的老病人仍遵循旧例。“要是能出去，他们早就出去了。”王守扩说，如果家属不申请，他们也无能为力。
《精神病院12天》剧照
能走出去，是很多病人最大的渴望。杜志强一见外人，就说“想出去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一个病人看见相机，会主动要求拍照留影；还有一个病人，多次在吃饭前打包行李，抱着脸盆装着洗漱用品，对护士们说：“我不吃饭了，我马上要回家了。”
但顾虑不仅来自家属，也有社会。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精神病人社区防护体系，社区对精神病人防护有一定压力。丁顺忠曾去过各地开会，遇到一些地方领导，都劝他不要把病人放出来。或许，一个更为关键的疑问是：病人是否真的已经痊愈，出去后是否有社会危害——这是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的关键依据，也是很多人内心的最大疑问。
在医生们看来，“不具备社会危害”并非一个医学标准。王守扩说，从医学角度看，很多病人病情都已稳定数年，思维行动正常，情况良好。每半年，他们会对病人做一次二级评估。如果家属提出解除申请，则会有更全面细致的三级评估，由多位具备职业鉴定资格的分析师做出。“法院可能更多地是考虑社会效益。”
“通常都是病人父母想要子女出去，只要父母一去世，病人只剩下兄弟姐妹了，这病人肯定就出不去了。”王守扩说，这么多年来，他没见过一例由兄弟姐妹接走的病人，“80%的病人最终归宿还是在这里”。唯一可能性较大的，是2013年后入所的产后抑郁的女病人：有法院判决，病情不重，年龄普遍不大，伤害的是至亲而非社会其他人，家属也愿意原谅和监护。
从这点看，出院意愿最强烈的杜志强，甚至都没有一个直系兄弟姐妹，出去更成了奢望。表哥说，杜志强父母临走前，叮嘱好好照顾表弟，而他比杜志强还大11岁，力所能及的也只是定期探视。作为残疾退伍军人，杜志强每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由表哥代收。表哥说，这笔钱他会拿来给杜志强买东西用，每月要花500～600元，剩下的“我给他安排着”。一些见惯了人情冷暖的医护人员觉得，如果不是这钱，可能表哥也不会来探望了。
空白之地
林树仁是刘晗认为的康复情况较好的病人。他思维与行动正常，还有爱心，会把零食水果分给室友吃，还常带领病人大扫除。在父母的要求下，林树琴曾咨询过出所的可能，但她也有自己的顾虑：作为家属，她很难判断，弟弟的病是否彻底好了。因为探视时，弟弟曾告诉她，自己住在这里很安心踏实。林树琴不是很理解，“哪有一个正常人住在里面会觉得踏实的”。
林树仁则说，自己生性敏感，容易多想：每次家人来看他，他都会莫名担心路上可能发生的状况。他内心踏实的根源，在于他不用“去面对外面的社会”。在老家，妻子娘家人作为受害人家属，至今不相信他是精神病发犯案，受害人遗体一度迟迟不被火化。“毕竟我是一个精神病人，杀了人，娘家人和女儿可能不会原谅我。”林树仁说。上一次探视时，父母曾提及过出院的事情，他回应说：“你们都忙，慢慢来吧，我先在这儿安心养病。”
但长期隔绝下，一些病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自卑感与被遗弃感在滋生。女病房里，同样被医生认为病情良好、家属却无监护能力的女病人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社会淘汰掉的人呢，待在这儿挺好的。”她13年前因病杀了同事，今年63岁。目前丈夫出轨，女儿出国，只有一个已到退休年龄的弟弟。说起家人，她言必称好，只在谈及案情时后悔莫及。“那些事情，想起来真是要哭死的嘞。”
随着时间流逝，病人们的躯体也变得多病。近一半病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不同躯体疾病，这比例高于其他精神病院，也让强疗所的工作变得困难。医护人员不仅负责治病，也要负责照料生活。办公室黑板上，写着不同病人的病情，桌上摆着队伍一般、写满名字的药盒。每天，仅是为这些病人配药发药，就要耗去大量时间。
照顾这些病人并不容易，还常要应对突发情况。很多病人即便有躯体病痛，也不愿说。刘晗曾遇到过一个病人，某一天，该病人突发全身浮肿，喘不过气，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紧急转院后，被诊断为急性心衰。刘晗很吃惊：病人平日健康，无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常见病，怎么会急性心衰？后来输血时医生发现，病人肛门外挂着三个瓶盖般大小的痔疮，出血过多导致心衰。刘晗更吃惊了：“痔疮能大到出血到心衰的程度，这不仅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居然也从没讲过。”
每一年，都有病人因躯体疾病在所里去世，少则2～3人，多则10人，由医护人员陪着走完人生的最后旅途。一些病人弥留之际已丧失了表达能力，直到去世也没能说出一句谢谢。2016年除夕，上下半夜先后走了两人，医护人员忙碌几天，帮着料理后事。而一些家属，连骨灰盒都没过来拿。
所长丁顺忠最近正为一个来自农村的病人头疼：该病人这一年来腹股沟隆起囊肿，不断扩大，后经综合医院检查，是腹股沟隆突性纤维肉瘤，该肿瘤易复发，医生建议放疗加化疗。联系上家属后，对方表示放弃治疗，医生们好言相劝，说治疗费用由所里承担，家属仍无动于衷，并签了放弃治疗的笔录。“你说我们到底治还是不治？”丁顺忠很无奈。出于人道主义，所里仍然决定进行救治。
这背后，也是强制医疗的政策空白。2013年后，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强制医疗程序，但究竟如何执行，仍无确切执行条例。保外就医或保释这样适用于看守所的程序，暂时不存在于强制医疗中，但每到病人突发躯体疾病，所里仍要转院治疗。“相当于目前我们还处在‘无证驾驶’阶段。”王守扩说，所有东西都要摸着石头过河。2016年6月，《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曾公开对社会征求意见，但3年过去了仍未出台。
“强疗所的建设和管理，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这是最大的困难。”丁顺忠说。这种情况下，防范突发风险成了所里的第一要务。病房里的墙上写着：事故来自麻痹，安全要务第一。平日晚上不到8点，病房就熄灯了，从外部看上去一片漆黑，但另一边的医护人员办公室则是灯火通明，忙碌刚刚开始。
监控室里能24小时察看病人们的活动（黄宇 摄）
按照要求，医护人员在夜里查房时要“三看两摸”，拿着冷光手电，看病人脸色是否正常、呼吸是否顺畅、有无翻身等小动作。如果没有，则需摸体温、摸脉搏。一层楼30～40个病人，夜里只有3～4名值班人员，工作量巨大。而在外就医时，一个病人也需两个管教24小时轮流看护。最近，所里还新购置了一个仿真人，每周练习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
政委邓超说，病人的日常护理和在外就医费用，目前均由政府买单。而浙江这种国家兜底的执行模式，在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许并不可行。一次，西部某市干部来绍兴考察，问及强疗所每年经费时，邓超如实给对方算了算账，对方吓住了，说当地可承受不起。“像我们自己都常开玩笑，说以后老了就住我们所里了，这里的养老护理，绝对比外面好。”
“里面很多病人如果现在出去，可能很快会死掉。”丁顺忠说，对于不能出所的病人，他们只能做些简单的心理疏导。曾有一两家慈善机构表示能捐衣物过来，他觉得不太需要。“最需要的是有特长的，能搞点文艺活动的人员，给病人进行疏导。”丁顺忠说。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大环境正逐步改善。2013年来，强疗所收治65个病人，出所25人。“这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多。”邓超说，从判决结果看，“法院是很有担当的”。有时，他会回访打听病人走出去后的近况：有的找了工作，有的结了婚，有的再生育了小孩。邓超说，每当听到这些，是他从事这份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而在距离现址约10分钟车程的市区一片空地上，一座新的强制医疗所正拔地而起。那里条件更好，空间更大。病房有70多间，床位250多张，走廊3.3米宽，建筑面积为现址的3倍，有康复室，还有操场。病人们散步的空间，可从狭窄走廊，移步到近千平方米的室外。负责筹建的邓超谈及此事，语气中很是欣慰：“他们也是人，也需要尊严。”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41期，文中病人与家属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