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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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影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剪辑被圈内人称之为“幕后剪刀手”，他们不像大牌明星那般耀眼璀璨，但凭借着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将杂乱无章的电影素材串成一部优秀影片，如一条迷人的珠链般呈现在观众面前。
他们是电影发展链条中，一股不可或缺且不容小觑的力量。
2014年2月末，可谓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黑色记忆”。从2月19日至2月22日短短的4天时间内，相继有3名著名导演和1位著名剪辑师辞世。
2月19日，原长影著名导演、电影艺术家孙羽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2月20日，曾执导过电影《卡拉是条狗》的导演路学长突然因病去世，终年49岁；2月21日，享有“南方第一剪”美誉的上影著名剪辑师蓝为洁在上海因病离世，享年86岁；2月22日，导演袁牧女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享年57岁。
在这4位去世的我国著名电影从业者中，蓝为洁可谓是唯一一位非导演，即从事电影后期剪辑工作的电影人。她的离世，也再度将人们的目光拉回到电影产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电影剪辑师。
光影背后的一名“剪刀手”
“老一辈的电影人的生活的确很艰辛，但电影是值得一生去奉献的事业。”蓝为洁表示。
在我国电影剪辑界中，蓝为洁与傅正义二人并称为“南北二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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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丹（左一）与夫人蓝为洁（右一）与冯小刚
蓝为洁可谓是这一行业中首屈一指的著名剪辑师。耳熟能详的经典影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苦恼人的笑》《南昌起义》《廖仲恺》等均出自她的剪辑之手。
作为后者的傅正义曾剪辑《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青春之歌》《杨门女将》《小兵张嘎》《伤逝》《知音》《四世同堂》《红楼梦》《三国演义》《焦裕禄》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影视作品。
1926年出生在四川的蓝为洁，17岁时，高中毕业。那一年，正值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年。毕业后的蓝为洁几经周折，进入位于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在硝烟弥漫的时代，蓝为洁幸运地认识了从中国香港逃难到后方重庆的沪港两地电影圈的“金牌导演”汤晓丹。
在蓝为洁的自述作品《我的一家》中，她披露了自己与汤晓丹的一段旷世奇缘。
彼时，汤晓丹已大有名气，由他编导的《翻天覆地》《金屋十二钗》《花开富贵》《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影片不仅赢得了媒体的好评，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票房价值。
汤晓丹从小侨居在印尼，19岁到上海闯世界，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福建小伙儿。两人相遇之时，汤晓丹34岁，未婚。最初的相识境遇，汤晓丹颇有些像旧戏中的落难公子。
“他化装成难民逃离香港，流落桂林，再转抗战大后方重庆，收入微薄，没有分文积蓄。这里个个新面孔，生活十分寒碜、困窘。可能内心苦闷吧，他经常到我们办公室要点笔墨纸砚之类的文化用品。我们相识、相交，也产生了感情。”蓝为洁曾坦言。
蓝为洁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我的一生只有一部电影，那就是丈夫汤晓丹。”他们这对“战地鸳鸯”谈情说爱之地是中国电影制片厂，1935年成立于武汉；1938年，该厂迁移至重庆；1946年，该厂再次迁移到南京；1948年8月，又再次迁到中国台湾地区。据严彦2005年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抗日战争中内迁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图考》考证，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最大的电影制作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选址于重庆市观音岩纯阳洞。
1949年后，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用地被重庆市话剧团接管，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上仿原貌修建有抗建堂，旧址深埋于高楼大厦的汪洋之中。
蓝为洁就在这个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电影帝国里面，遭遇初恋，在现在的观音岩爬坡上坎，吃着最差的伙食，收获最美的爱情。
1946年，蓝为洁和汤晓丹在重庆结婚，当时，汤晓丹36岁，蓝为洁只有20岁。“当时除了制片厂技术科科长官质彬的夫人请我们吃了一顿‘婚餐’外，什么都没有。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真的是裸婚。”在其自述《我的一家》中，她说：“我们就这样简简单单地结婚了，也可以勉强叫做‘战地鸳鸯’或‘流浪婚姻’。”
蓝为洁曾自嘲自己是“裸婚80后”。这一句略带戏谑的话语，将蓝为洁的幽默与睿智显露无疑。
在自述中，蓝为洁回忆道：“婚后不到三年，我们在上海有了两个儿子汤沐黎和汤沐海。1+1=4，靠的却是他一个人的收入。我家没有亲戚相助，也请不起保姆，一日三餐，一家四口，全靠我这个‘磨心’人物操劳。我从学生变成主妇——极其平凡的家庭主妇，经营的是传统的、极平凡的家庭生活管理。”正是这个自称极其平凡的家庭主妇，把一个艺术之家操持得非常不凡，蓝为洁的两个儿子，一位是我国著名的画家，一位则是著名的指挥家。
蓝为洁在自己刚过退休年龄时，还为不少电视台和电影厂做剪辑工作。据了解，蓝为洁剪辑过1000多集电视剧和多部电影。一些与她素不相识的年轻导演问其酬劳怎么算，蓝为洁当时很神气地告诉他们：“请不要再问我酬劳，因为我的身价不低。你不问我，工作结束时，你拿得出手，我收得下；你一分不给，我们便交个朋友常往来。”
就这样，在十多年里的光阴中，蓝为洁真的交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并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而后，蓝为洁展现出不错的笔上功力。她成为了一名高产的作家。她曾在《文汇电影时报》写《影人圈》专栏，并出版了8本书，编过3本画册……在丈夫汤晓丹去世后，蓝为洁便专心致志地做起整理丈夫资料的工作。
2012年5月30日，蓝为洁出席并担任首届《经典上海》影展论坛嘉宾。在发言时，蓝为洁分享了很多老一辈电影人在创作时严谨而宝贵的经验。“老一辈的电影人的生活的确很艰辛，但电影是值得一生去奉献的事业。”她当时的这段发言，至今仍言犹在耳。
他们推动电影剪辑的发展
蓝为洁作为我国优秀的电影剪辑师，曾为此付出一生。但在电影剪辑的历史沿革中，有很多人推动了它不断地向前发展。
曾经，电影没有剪辑师，也没有切换。起初，电影人只是拍下他们感兴趣或是好玩的东西，他们会一直拍摄直到厌倦或者胶片跑完。直到1897年，一次偶然的影片放映错误让人们无意中领略了剪辑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时与卢米埃尔兄弟齐名的是魔术师出身的乔治·梅里埃，他对剪辑的贡献是突破了用单个镜头来叙述一个故事的限制，首次产生了分镜头的概念。但这样的分镜头更多的只是为给换场景留出时间，节约胶片，而不是为了满足艺术创作的需要。
在美国，汤马斯·爱迪生的一名雇员——爱德温·鲍特完成了电影史上的一个创举，他发现把不同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可以创造出一个故事，于是利用已拍摄出来的素材，制作完成了一部故事片。
这部电影名为《一个美国消防队员的生活》，鲍特在其中开始使用交叉剪辑的手法，通过交切两个毫无关系的镜头，对观众的情绪产生冲击。《火车大劫案》是他的另一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人们真正看到了剪辑的可能性，剪辑使电影得以发展起来。剪辑的发明产生了一项新的艺术，一种新的语言。
如果说“蒙太奇”语言形态的构成为剪辑艺术确定了整体性和宏观性的架构原则，那么以好莱坞戏剧电影为标志的“动作剪辑”形态，则为影片最小细胞的镜头间的组合，在围观和具体的技术层面上，提供了相应的法则规范。
20世纪60年代初，好莱坞成为美国电影电视节目的主要生产基地。好莱坞的影片出于商业化考虑已经被高度戏剧化了，这就成为了“动作形态”剪辑创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与行为规范的基础。
“动作形态”剪辑极为注重镜头间衔接组合的流畅性、连贯性。在镜头语汇构成上，“动作形态”剪辑非常强调对生活中人正常的、逻辑的注意力——心理趋向的顺应。
自从20世纪70年代数字技术进入电影制作以来，电影的媒介材料正由传统的化学胶片、磁带转向数字储存器中的电子信息。这种媒介材料的变化，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电影制作技术与美学思维的变化，而在这些制作技术的变化中，剪辑技术的数字化也非常显著。
如《泰坦尼克》《指环王》中一些宏大场面里真正的演员远比画面中出现的少，《黑客帝国》中基努·里维斯等人飞行打斗的动作画面等，到特效大片《2012》《阿凡达》《雨果》等，数字技术为剪辑乃至电影艺术、电影工业都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革新。
数字化革命进一步强大了剪辑师的能力。乔治·卢卡斯是探索新技术的先锋人物之一，他也曾做过剪辑师。
所有的艺术都是技艺，这是艺术的本质。艺术家总会遇到这种技术的问题，领域中新发明的出现总是改变着他们在那种艺术形式中的工作方式。
剪辑师在电影创作中的作用
剪辑师总是比导演更客观，他们没有参与拍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是最为冷静的。
在电影业的头二三十年中，许多剪辑师都是女性，因为人们认为剪辑就像缝纫编织，是女人的工作，没有很大的技术含量，而又需要细心和耐心。到了有声电影时代，男人才进入到这一领域。因为声音意味着电器化和技术，不单单只是“织毛衣”了。想要实现剪辑的更为完整的功能，就要将声音与画面完美结合。
如《马语者》的剪辑师因为技术的支持，而得以使用独立的音轨来做到更为灵活的剪辑——将两人吵架段落中的一些间隙剪掉，从而达到更加紧张窒息的气氛。而《山崩地裂》(1997)的剪辑师蒂娜·莎苏则在皮尔斯·布鲁斯南穿过长长的隧道爬上车的一场戏中，选择不加入任何音乐，而用真实的空间与心理环境中被主观放大了的音响效果，来表现特定环境下人物的极度紧张谨慎而恐惧的心理。
有声时代的到来扩展了剪辑师在好莱坞的作用。三四十年代，导演很少进入剪辑室，剪辑由制片厂的剪辑总监控制。其中权力最大的是玛格丽特·布斯。她在米高梅当了三十年的剪辑总监。她对于剪辑的独立而明确的思考、果断的决策、严厉的管理，使得她和同时代其他杰出的剪辑师一起，打造出很多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明星。
今天的剪辑师通过剪辑控制演员的表演，从而将演员表演中最精彩的段落集合起来，展现他们最具吸引力的一面或是通过大量的特写使得他们细微的表演得到放大，展现演员的演技魅力与人格魅力，从而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明星。
事实上，剪辑师准确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对电影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遗憾的是，剪辑艺术的无形风格，使剪辑师的工作得不到重视，多年来他们一直是电影业保守得最好的秘密。最初的剪辑师只能算是雇佣小工，而不是拍摄过程中的创意伙伴。
多年后，剪辑师终于成为导演的主要合作者。但导演与剪辑师之间也经常因意见不同而产生矛盾。《落水狗》《低俗小说》的剪辑师萨利·门克认为，剪辑师对于导演的工作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导演昆汀·塔罗蒂诺在与她一同工作时，总是希望镜头的时间能保留得更长一点，以更完整地展现生活片段，而剪辑师萨利则一再提醒他应不断缩减，在足以表达导演的基础上不至于因为冗长而带来痛苦。
《大选》《关于施密特》的导演亚历山大·佩恩与他《大选》的剪辑师马修·布鲁德利克在片尾一段镜头的剪辑时也产生了不同想法，马修提议快且形成高潮，而佩恩认为那样过于花哨，最终导演还是听从了剪辑师的想法。
詹姆斯·卡梅隆在《终结者》中，发现可以为影片增加悬念的新的镜头组合方式，既以慢镜头积累出梦魇般的气氛，然后在合适的地方戛然而止，再继续。《终结者2：审判日》的剪辑师康拉德·巴夫通过控制剪辑节奏和操控镜头元素拼接来制造兴奋和刺激的感觉。悬念片大师希区柯克的电影之所以能够达到令人极度恐惧的境界，是来源于他自身对镜头气氛营造、剪辑技巧把握的敏锐机智以及出色判断。《沉默的羔羊》中，通过隐瞒信息制造悬念，从而使人产生恐惧，这种操纵可以让故事情节更加有力。
事实上，剪辑师总是比导演更客观，他们没有参与拍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是最为冷静的。《辛德勒的名单》的剪辑师讲到，剪辑师必须学会置身于外，把一切当成戏，把每个场景仅作为场景来处理，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情感因素在电影剪辑里的作用十分重要。
作为电影行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剪辑师群体具有同导演、演员一样重要的地位，同样值得人们尊重。
(本文部分内容参阅《电影剪接的魔力》《影视剪辑教程》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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