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失去了对手的港片卧底，该如何突围
作者|李小飞
编辑|黑武士
在当前电影市场上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屡屡被唱衰、亟待救市的香港电影却总是在内陆票房整体疲软时刻发挥着“救世主”的关键性角色。在2017年国庆档王晶重归的力作《追龙》以鲜明的刻画再现了港片黄金时代的荣光，2018年国庆档庄文强精心炮制的《无双》以身份反转的谜题故事重新激活了银幕前观众对枪火香港的热切记忆，及至最近上映不久狂砍12亿票房的《扫毒2》都深刻映射出新式港片丰富的兼容性与灵活的延展度——无论身处于何种复杂的文化语境，香港影人都能借助高度纯熟的电影工业基础重述新时代港味故事，这也可以视作是后冷战时代下香港电影一次无意识自救行动。
然而，在整体大势疲软的2019年暑期档，被再次寄寓救市厚望的《使徒行者2》显然难以再次复制“追龙”、“无双”的票房神话，这次自救行动却仅仅停留于对自我类型套路的微妙突围上，在真正意义上依然只是惯常香港电影的一次重演，实在缺乏新意。目前，《使徒行者2》已上映近一周，却依旧被热度不减的《哪吒》轻松实现票房反超，该片在票房上的暂时性失利似乎也验证着目前港片突围的困局——单凭一两部港片票房的狂飙就高呼“港片复兴”恐怕为时过早，新式港片在与内陆市场的融合中仍处于短兵相接阶段，呈现出高低起伏的极度不平衡阶段，目前新式港片还在持续性试水、磨合过程中，不仅关乎类型模式的实验翻演，更在于如何与内陆观众建立共振式的情感结构。
如果将近些年来的新式港片《追龙》系列、《扫毒》系列、《无双》与目前的《使徒行者2》作为一套连续性港味谱系来看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真正发现隐藏在新式港片背后的文化顽疾。这一系列影片都延续了80-90年代热血的江湖兄弟情，但兄弟尚存，江湖不再。可真正能激活当下观众观影激情的恰恰是龙虎盘踞、错综复杂的江湖记忆，这是为现代都市人逃离生存高压、重返青春情怀开辟的一处未死方生的时间之门，缺失了江湖，那么新式港片也缺失了言述土壤，负载了某份难以为继的文化孱弱意味。
江湖，作为法外之地，在银幕空间建立了一套想象性规则体系，明确了厮杀博弈的对手。在票房大卖的《追龙》、《扫毒2》中，都创建了一个“黑吃黑”的虚拟江湖世界，只关乎纯粹的民间伦理与道义，对手皆为昔日社团内部的手足兄弟，强势政治法则的暂时性退场为观众重缅江湖情谊提供了一份暧昧时空。而在《使徒行者2》中，江湖彻底退场，取而代之的则是等级森严的警队梯阵，兄弟二人所对抗的只是虚妄的国际地下组织，对手的缺席导致所谓的兄弟情谊沦为廉价的煽情排演。
《使徒行者2》所遭遇的空间困境对未来港片的转型走向也提出了新思考：在一个缺乏对手、失去表意空间支撑的后冷战时代，新式港片将如何在全新的文化语境中实现“江湖世界”的微妙平衡才是走向复兴的关键。在高声疾呼、却对手不存的空洞世界里，张家辉与古天乐扫射的弹雨更近乎新式港片愤懑却微弱的宣言，而片中那头骤然闯进扭转战局的公牛又是否折射出港人对对手的异化想象呢？
一、 铁幕的散场：卧底消亡
事实上，作为文化转型时刻最为敏感的一族，香港影人在后冷战时代早已自知对手缺乏的苦涩困境，并且将其作为一份独特的文化况味融入了全新的叙事体系里，从而展现出更为酷烈的宿命意识。在2006年由邱礼涛执导的《黑白道》中就展现出深刻的身份撕裂意味，这部影片更像是对昔日港片繁华不再、大梦初醒后的人们一次精微的描像，在江湖落幕之后，一度沉溺于热血身份反转游戏中的香港又该如何重新面对无声的现实生活，是《黑白道》关于昔日对手不再发出的沉痛叩问。如果将《使徒行者2》联系起来，那么两部都由张家辉主演的电影或许可以呈现出后冷战时代的香港卧底从江湖进入体制的漫长生命轨迹。
在《黑白道》中，张家辉饰演的卧底结束长达8年的黑道生活后，重新回归现实生活却一度遭遇身份危机，不仅警队高层对其充满怀疑，昔日黑道兄弟也对其叛变恨之入骨，在黑白两道同步排斥中，张家辉在欲念堕落的深渊中愈陷愈深，终于在一次追捕黑帮分子行动中彻底失控，在黑帮分子的暗杀中凄然离世。
在13年后的《使徒行者2》中，我们看到昔日饱受身份撕裂折磨之痛的张家辉摇身一变成为警队高层精英，他已然实现了后冷战时代身份创痛的平稳过渡，甚至将自身暧昧不清的身份作为捣毁犯罪集团的利器。江湖身份实现了对强大政治逻辑的无条件屈服，甚至影片为江湖身份的最终疗愈提供了一处转型空间：直接听命于香港警队处长的隐蔽卧底机构。这条隐蔽战线被设置在昏暗山洞中，在深层意义上更暗合了香港卧底故事在后冷战时代下的空间寓言——当上层地面空间被强势政治逻辑与地下集团火并占据时，留给香港卧底故事的仅仅是一处愈加逼仄狭隘的表意空间。即便成功愈合身份创痛、化身警队高层，张家辉依旧无法叛逃13年前延续的晦暗宿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再次悲情赴死。诚然，在香港卧底类型体系中死亡是一种惯常出路，但13年后《使徒行者2》中的宿命延续似乎也在不经意间暴露出香港卧底题材的表意困境——在缺失对手后，死亡或许才是新式港片重新激活江湖记忆的唯一途径。在当下，如何真正活下去是远比死亡更难讲述的身份故事。
在另一层文化意义上，选择让卧底悲情赴死也是当下港人在遭遇全新文化语境时刻一种自我保护性的选择，因为活着就必然要背负着愈加沉重的江湖记忆，这显然是比死亡更令人痛苦的残酷现实。在《寒战2》中，梁家辉饰演的鹰派高级督察李文斌正是诞生于冷战时代的卧底，在以郭富城饰演的刘文辉为主导的讲法制、守规矩的新派警队中，李文斌身上浓烈的强权气质显然是冷战时代遗留的产物，这也导致《寒战》系列始终围绕着后冷战时代的政治遗产展开惊险暗斗。在新旧势力斗争中，李文斌一派的昔日卧底集团被排斥于政治博弈边缘，群像性身份困境也呈现出了后冷战时代卧底故事表意空间最终的坍塌。在《寒战2》最凄然的告别戏中，李文斌碍于含混的卧底身份一边屹立于正义的警队梯阵，一边无限伤感地目睹昔日0记的卧底下属无声地向自己诀别，一墙之隔间，双方默然不语，直至猝不及防的自杀终结这一场痛苦的身份对峙危机，这一幕告别戏对后冷战时代的香港故事具有深刻意味——这不仅意味着殖民时代卧底故事的怆然落幕，更是整座香港对冷战时代城市光辉记忆怅惘道别的镜像缩影。
因此，如果以《寒战》系列为新式港片终极议题的话，那么《追龙》系列、《扫毒》系列、《使徒行者》系列都不过是围绕着最核心“寒战”政治遗产的一整套现实厮杀的银幕搬演，屡屡上演的身份反转游戏也是后冷战时代的香港影人在政治旋涡中对自身地缘身份持续性实践、质询乃至最终整合的摸索痕迹。
事实上，香港卧底题材的母体身份与冷战时代的香港地缘政治地位具有高度耦合性。60年代以降横亘于大洋彼岸的冷战铁幕为香港的崛起带来了一次奇妙的历史契机，也为未来港片的式微埋下了伏笔。作为铁幕对峙前沿阵地的香港，一度享有政治与文化上的表意自由。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强有力的外流资本支撑下，香港经济呈现出过剩繁荣局面，这一方面源于香港得天独厚的中心地缘政治位置;另一方面也出于深刻政治博弈考量，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精美的前沿橱窗，香港繁荣的经济文明无疑向全球展现出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铁幕时代倨傲雄厚的博弈资本，而香港的卧底题材也在冷战语境下应运而生。身份反转的游戏在港片故事中呈现出双重暧昧的文化想象——一方面香港对自身身份的定位始终模糊含混，旧有宗法氏族传统与先进西方现代文明彼此胶着，使香港一度失陷于身份迷失困境中，卧底的身份焦灼正是今时香港在现代化狂潮冲击下定位失衡的表征;另一方面在资本经济重组下的香港社会又标榜着自身是全世界安全系数最高的城市，拥有高度健全的安全保卫体系，因此卧底故事中对黑暗势力的最终征服也是香港倨傲资本身份的显著展现，卧底故事在政治框架下也是香港对自身母体身份的重新讲述。所以，作为有浓厚冷战色彩的卧底故事在80-90年代港片黄金时代大行其道正暗合了香港市民对资本身份的完满想象，卧底正义的胜利回归为裂隙横生的地缘身份提供了一次暂时性弥合机遇。
在铁幕降落、昔日政治格局遭受重创面临重组的当下，卧底故事显然失去了讲述的土壤，这也导致一度支撑卧底故事的江湖兄弟情谊也在当下遭遇了危机。在2017年上映的《黑白迷宫》正是一则回应“后卧底时代”的求生寓言，影片在彼时大片成群的档期竞争中并不起眼，仅仅以3315万惨淡的票房黯然收场，影片的失利也直接导致导演王晶更痴迷于大成本、大场面的火爆港片制作。其实《黑白迷宫》作为一部成本低廉的中小港片制作反而更能暴露出卧底故事在叙述上的孱弱——昔日的大哥无可避免横死在暴雨如注的街头，而作为卧底的警方人员因沉痛负罪感选择了自我放逐，逃离了黑白两道博弈的生死场，沦为香港政治界限下一阙彷徨的幽灵。卧底的自我放逐实则也暴露出后冷战时代下港片叙事方向的失控，在旧有政治格局解体的过渡时刻，规避死亡的唯一方法就是选择漫无目的地放逐，直至当下卧底故事也依旧难以找寻清晰的对立坐标。
在《使徒行者2》中，有感于政治逻辑的演变，创作者将卧底置换于正面警队之中或许也是回应当下身份困境的一种无奈之举，兄弟情谊的根植空间在于江湖，一旦江湖解体，“兄弟”本身的合法性也将遭受当下观众质疑危机。甚至在影片结尾，古天乐怀抱临将死去的张家辉时，不但无法唤醒观众对昔日港片江湖情谊的深情怀缅，更因沦为彻底性煽情喜剧而招致一片笑声，江湖空间的失效也必然导致兄弟结构的共振解体。当然，并非在正义阵营内部就无法重述卧底故事，关键在于创作者如何微妙平衡江湖/政治间的边缘与界限。在1992年吴宇森执导的《辣手神探》同样是在正义阵营里讲述卧底故事的绝伦之作，但值得关注的是，《辣手神探》中的正义阵营则是借助个体身份指认的虚无的世界，梁朝伟饰演的卧底阿浪所标榜的正义身份是电影中唯一可供辨认的政治世界，除此以外，他与周润发饰演的神探更近乎乌托邦世界里四海纵横的游侠，脱离政治逻辑的卧底故事呈现出高纯度趣味性。
在《圆桌派》中，导演王晶对当下香港卧底故事叙事转向提出了自己看法，在一个全新文化语境中，港片依旧拥抱着无限复生的可能，甚至类型模式的演绎也存在着新转机。“将原本属于反面（黑帮）内部的智斗置换于正派（警队）之中，同样精彩好看，观众依旧会买账。”今年暑期档携“追龙”票房余威强势上映的《追龙2》却在一片唏嘘叫骂声中惨淡落幕不能不说是王晶“正面模式”的失效。与《使徒行者2》相同，《追龙2》因过于趋近政治逻辑的正面叙述而导致影片本身沦为一部正邪等分的廉价爆米花电影，全然缺乏昔日港片卧底题材亦正亦邪的丰富质感，片中的古天乐饰演的卧底与《使徒行者2》中的卧底具有高度趋同性——虽然游走于正邪交替抉择的边缘，却毫无纠缠繁复的内心动机，生死时刻毅然决然选择正义同盟，这不仅是对港片卧底题材一贯丰富内心世界的消解，更因“庙堂”对“江湖”的隐形置换导致暧昧难辨的道德情谊沦为明确露骨的政治价值宣言，对政治逻辑的无限拥抱使得当下卧底题材始终很难回归于香港本土社会，讲述关乎港人真实生命情感的市井故事。
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卧底题材除了浓烈的冷战色彩，历经近20年的开发与探索早已深深根植于香港本土社会，具有浓烈的市井文化气息。无论是在街头为生活疲于奔命的《龙虎风云》，抑或是痛失爱妻与上司的《无间道》，卧底电影首先是一则讲述边缘小人物奋力求生的港味小品，然后才是一部彼此博弈的冷战断史。在《使徒行者2》清一色的高质量精英梯队中，我们已很难体悟醇厚港式市井情怀，更多的只是反复耽溺于同质化的精英模式中，卧底本身更像是类型符号而非饱满的个体经验本身。
所以，在一个全新文化空间中如何重述卧底故事，就潜在决定着如何处理后冷战时代下的香港政治处境。过多触碰只会让卧底故事愈加沦为政治宣教的翻版，最终失去对香港核心身份议题的深度叩问。在《使徒行者2》中有一处颇为荒诞的场景，当古天乐愤怒地质询人质是否希望全香港陪葬时，下个镜头立马切换为西班牙斗牛场——卧底决战的真正场景，空间场景的游离导致一场关乎香港未来命运的抉择在异国他乡舞台上被悄然化解，“香港”成为卧底智斗后的一处暧昧不清的坐标背景，这也恰恰说明标榜着政治主流价值的卧底电影对政治核心议题的探讨还仅仅处于隔靴搔痒阶段。在政治掌控远不成熟的困境下，“卧底”更应重返母体化的本土时空，那里或许才是激活类型基因的真正动因。
二、 格局偏移：技术化的香港
作为后冷战时代下继《无间道》后最成功的港片警匪系列，《寒战》在票房与口碑上的双重大爆绝非影片本身扎实的叙事图谱那么简单，而在于《寒战》系列是香港影人对后冷战时代遗留的香港政治议题的直接回应，这种直面现实并试图提供想象性解决方案的高瞻姿态远非一般香港卧底电影可比，《寒战》系列也让卧底电影中一度暧昧不清的政治态度得以实现了充分本土性表达——香港始终是属于香港人的香港，昔日残酷的殖民血污亟待彻底擦拭，香港本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城市”。
然而，《寒战》系列所展现出的锋利尖锐的政治审视态度却并未对后续的卧底电影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引领作用，相反越来越多的卧底电影不是耽溺于冷战时代的江湖荣光，就是向着香港以外的东亚政治格局实现智斗的横向延伸，《使徒行者2》恰恰呈现出卧底电影最新叙事转向——对好莱坞谍战电影的全方面致敬，香港影人试图依赖好莱坞式的重工业电影体系对卧底题材进行重新改造，甚至片名中的“谍影行动”也赤裸呈现出香港影人希望将类型格局扩张到全球性版图的野心。在类型化电影高度成熟的今天，大场面、大制作、大特效是诸多商业电影类型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特别是在当下重视多元类型融合的电影市场中，类型间的联结往往意味着更大力度的融资与创建，这也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使徒行者》系列场面越来越火爆的关键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使徒行者2》中叙事格局的整体性位移（西班牙）也会导致观影心理偏移，即卧底电影会逐渐失去香港电影本身的地域性特色，沦为强调肉体快感的纯技术电影。《使徒行者2》对工业技术的过分强调（飙车、斗牛）表明了香港工业电影在全方位效仿好莱坞类型体系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自我迷失的困顿现象，对现实的规避造就了技术的过度泛滥。
事实上，《使徒行者2》所试图追逐的好莱坞谍战类型电影与香港卧底电影一样都是脱胎于冷战时代的产物，直至在后冷战时代依旧隐形传递着清晰的政治观念。与香港卧底电影相同，以007系列、《谍影重重》系列乃至风靡全球的《碟中谍》系列为代表的好莱坞电影在冷战时代同样扮演着重要政治引导角色，它们所强调的肉体、智慧上的双重比拼旨在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文化上的胜利提供想象性空间，更关键的是通过卧底本身的全球化流动之旅对资本主义景观实现一次全方面展示与诱导，在冷战时代激烈的意识形态争夺战中获得强有力的军事话语权。而在冷战这样一个压抑而神秘的历史空间中，在双方都规避直接性军事对抗之外，银幕空间也就成为资本主义阵营展示强大军事实力的法外之地，谍战系列中对以枪战、飙车、生化炸药、高楼追逐为首的纯电影工业技术的全面展现正是出于政治博弈的深刻需要，也正是因为有坚实的政治文化支撑，好莱坞的谍战系列在后冷战时代的当下依旧具有潜在的市场价值——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世界的艳羡与想象仍是引领全球文化霸权争夺战的主导逻辑。
当然，冷战落幕、昔日对手骤然缺席的历史关隘，好莱坞的谍战电影也与当下香港卧底电影一样面临着严重身份撕裂危机。2006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正是讲述了一则冷战时代卧底政治信仰动摇的危机故事，当昔日政治风暴渐行渐远，如何安置这群冷战时代的“失败者”成为好莱坞谍战电影必须面对的议题。在《窃听风暴》中，我们可以看到好莱坞所潜藏的狡黠的政治逻辑——政治信仰被道德逻辑所替代，一场关乎敌我殊死搏斗的政治危机被温情的人文主义悄然化解，好莱坞价值人文主义的星条旗帜对对峙双方都实现了道德逻辑上的“赦免”，使卧底题材在后冷战时代渐次转述为关乎情感、家庭的个体英雄救赎行动，逐渐淡化沉重的冷战政治色彩。而昔日冷战时代的卧底所遭遇的对手也变成了严重威胁“中产之家”的危险因素——恐怖主义，当下好莱坞大片中卧底对手的转向也与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府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以再度掌握全球霸权息息相关，所以当今卧底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冰冷而强大的政治体制，更是如何更好守护一度濒临破碎的中产之家的美国神话。然而美国式的中产神话叙述模式显然不适合也无法满足香港卧底题材的真实诉求，香港卧底的崛起是建立在西方现代主义文明与东方传统氏族体系两种文化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卧底作为冷战时代的边缘政治角色需要传递出强有力的政治讯号，但目前香港电影受限于复杂暧昧的母体身份一直难以实现清晰的政治表述，所以市场上的香港电影都呈现出模棱两可的政治姿态;另一方面香港卧底必须服从强大社团氏族文化，进入这种前现代的家族传统体系是验证卧底身份合法性的重要凭证，在《追龙》系列、《扫毒》系列中都有卧底率先成为“社团子弟”的关键认证阶段，以社团文化为代表的前现代文明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香港卧底电影的本土性特色，但随着冷战落幕港土特色也被急剧消解。
在社团不再、政治暧昧的过渡时刻，如何为当下香港卧底赋予合法性身份？《使徒行者2》做出了尝试性解答。创作团队为古天乐与张家辉设定了孤儿身份，两人一同在孤儿院中长大，因一次机缘巧合两人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向，长大后再见即兄弟相认的煽情戏码。在这种突兀设计中，前现代的江湖社团情谊被极大过滤掉了，人物间的联系缺乏有力逻辑支撑，而两人共同对抗的犯罪组织既未对现有政治秩序发起冲击，也未有计划、有组织地成功实施一起群体性犯罪事件，这种高度架空的叙事模式也暴露出卧底题材去政治化后的文化空洞，被绝对想象形塑的对手既缺乏扎实的政治文化作支撑，又因高度想象阻塞代入可能，卧底电影在消费好莱坞想象后丧失了文化原创能力。
如果说对好莱坞高规格工业电影的全面效仿导致香港卧底电影整体偏移的话，那么近些年来新老港片导演群体的断代则进一步加剧了港片风格失衡。对这几年在市场上大卖的港片进行深度透析的话，可以发现从《追龙》到《扫毒》背后的创作主体都是从80-90年代港片黄金时代延续下来的导演群体，这也导致这批影片呈现出些许迂腐的“旧味”——过分沉溺于80年代以来癫狂过火的娱乐氛围，明显缺乏对现实、当下世界的关注与批判意识，当这群黄金时代的老导演依旧试图延承旧时的流水线模式冲击内陆市场时，他们显然忽略了庞大的内陆市场潮流中急剧换代的观影群体，以90、00后为主导的青年观影群体成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新国族历史整合时期，自然与老港片所依赖的冷战叙述模式产生了情感隔阂。《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为首的新主流大片的票房胜利深刻表明青年一代已经成为电影市场上的消费主力，他们所崇尚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在政治框架下的个体自由精神都与当前大国崛起时代的主流价值不谋而合，而延续冷战叙述模式的卧底电影所标榜的兄弟情谊、极权对抗乃至个体精神的式微显然在当下失去了讲述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以90后为首的消费群体本身就成长在一个标榜个性、独立的现代消费文明时代，他们既无需承担繁重的政治遗债，更无需对未来的全球化竞争做出群体性承诺，更多程度上这群年轻的观影群体是新世纪以来全新国家意识的参与者、实践者，《战狼2》为首的新主流大片的强势崛起也象征着这群青年群体与国家意识融合的最终成熟。
因此，在当下关注主体意识表述、强调鲜明主体身份的市场氛围中，卧底电影也必须为卧底重新赋予独立的身份意识、并将其巧妙整合进国家主流话语体系中，才能获得真正新生。当王晶、杜琪峰这一代黄金时期的香港导演逐渐失去捕捉现实、返观当下的创作能力，一批年轻的港片导演群体却在不期间重新激活了港味故事的崛起。近些年来，以陆剑青、梁乐民、翁子光、曾国祥为代表的新锐导演群体在市场上的表现令人惊艳，《踏雪寻梅》、《寒战》系列、《七月与安生》在票房、口碑上的双重胜利让我们看到了港片回流的可能。这一批新锐影像不再纠缠于冷战时代沉重的政治意识，而是直接将镜头对准当下香港所遭遇的困境，无论是政治合围下的身份自救（《寒战》）、还是边缘生活下的痛苦求生（《踏雪寻梅》），叙述今时今日的香港故事远比沉溺于冷战时代的创痛经验更具价值与意义。此外，这批新锐影像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或许也为目前亟待突围的香港卧底电影提供了新思路——在讲述全新政治话语表述逻辑的当下，卧底故事更与当下香港现实遭遇紧密相连，当下的卧底故事更应注重表达当下香港所面临的政治分歧、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多重创痛。在曾国祥的《七月与安生》，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港味情怀与大陆历史变化融合的成功——七月与安生互为镜像式的生命遭遇又何尝不是回归以来香港与内陆错综复杂关系的折射？卧底故事所讲述的其实正是香港进入现代化以来的敏感的身份归属问题，当外部生存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刻，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与认知势必也要同步变化，倘若走不出旧时身份的创痛，香港将难以迎来一个真正的转型时刻，卧底故事也将被观众抛弃。正如《寒战》所刻画的旧时代卧底诀别的生死悲剧一样，只有对过去勇敢告别过去的因，当下香港才能真正重种下未来的果。
卧底故事就是一则关乎香港身份纠缠、流转的类型寓言，但其根基依旧是奋力抵御边缘生活、试图掌控自身命运的狮子山精神，这也是香港卧底故事历经时光磨砺依旧散发魅力的所在。因此，在重构卧底类型之前，当下的香港影人更应该感怀失落已久的狮子山精神与本土情怀，在回溯历史、返观现实的间隙里对主体身份进行更深刻、诚挚地叩问，这不仅仅是当下香港卧底电影现实突围的途径，更是全体香港影人在大国崛起时代重获全新身份想象的重要契机。
参考文献：
孙佳山：《香港现实与未来的影像博弈》，载于新浪博客2016年12月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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