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的伦理内涵与社会文明的演进》
徐大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方当代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伦理学简史》中重申了桑塔亚那的名言：“一个对哲学史无知的人注定仅能重复哲学史上所发现的论点。”（《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认为，研究道德概念应尽可能结合它们的历史来考察。我认为，观念系统一旦脱离了历史叙事，很容易陷入空洞逻辑链条的深渊里难以自拔。徐大建教授的专著《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的伦理内涵与社会文明的演进》专门论述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问题和探讨这些思想背后社会文明演进。
避免麦金太尔的“两种危险”
麦金太尔认为，让哲学的历史打碎我们当下的偏见，有两种危险：一是“像麻木不仁地搜集古玩的癖好，它使我们沉浸在能不带偏见地接近过去的幻想中”，二是“诸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史家那里非常明显，他们相信过去的全部意义是，它应在我们的时代达到顶点”（同上书）。就此而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首先提出了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人们如何看待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以及如何探讨二者的人性基础、评价关系和事实关系。徐大建教授认为经济活动中，诸多关涉经济伦理的问题和现象，大都可以从这个基本问题中得以阐释。在阐述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后，他从经济伦理学思想史的角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休谟、斯密、穆勒、马克思、韦伯、罗尔斯、科斯、哈耶克、阿玛蒂亚·森等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这样的阐述路径，既对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确定和澄清，又对经济伦理思想的演进予以梳理和分析，有效避免了麦金太尔所言的两种危险。
例如，本书第十一章专门论述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徐教授不仅说明了韦伯对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多因论解释，而且通过与其他思想家的观点对比分析，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角度，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为蓝本，揭示了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徐教授还通过韦伯的另一部著作《儒教与道教》，分析了韦伯眼中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在中国产生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儒家孝道伦理以及道教隐世原则所共同具有的顺应现世的传统保守精神必然导致形式化法治和理性化经营方式缺失的分析，以及他对这样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不利于现代资本主义自发产生”。在理清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之后，徐教授还对韦伯的观点进行细致评析，指出韦伯所持观点的不足，并提出“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究竟应当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启发性和开放性问题。如此，通过对韦伯思想观点、论证逻辑、历史背景、韦伯观点对当下中国的启发等多方位详尽阐释，徐教授从整体上白描了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发人深省。
作者从经济伦理学思想史的角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休谟、斯密、穆勒、马克思、韦伯、罗尔斯、科斯、哈耶克、阿玛蒂亚·森等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
直面现实的挑战：重视逻辑和历史
已故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探讨观念体系和历史叙事的典范。汤因比在这部书中首先阐明了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文明的兴衰内在机制：一种文明面对“挑战”如何“应战”。他的论证方式就是史论结合，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文明演进的某些规律，同时还提供了一些文明起源、成长、衰落、解体的过程线索，更启发了我们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我认为，如同《历史研究》所展现的那样，好的理论著作不仅要澄清某些观念体系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提供观念体系的演进逻辑链条和历史事实，并以此为实践活动提供某些思路。
徐大建教授在本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西方经济伦理经典作家的观点，提出自己对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关系的看法：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是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率，但社会经济效率离不开公平正义。二者往往存在一定的冲突，可以通过价值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某种解决方案，但这些解决方案需要用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法律传统之间事实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加以验证。这些见解为我们研究和解决经济实践中遇到的经济伦理冲突问题，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经济学如今仍然是当下社会的“显学”。自从斯密确立经济理论的内核之后，经济学逐渐从伦理学分离出来。但是，这一分离越来越远，正如徐教授在本书中所言，“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主张，经济学只是一门描述性的实证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越来越多经济学研究范式采取工程学、数学的方法，而与经济伦理越来越远。记得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哈佛大学学生退掉经济学教授曼昆的课程，他们声称曼昆影响了之前的学生，而那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成为今天的决策者和银行家，造成了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这种看法可能有些片面，但西方当代主流经济学只重视描述性的事实，而无视价值判断，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不道德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呼吁，在研究经济现象的“事实”的同时，也要加大经济伦理的研究。在重视研究经济伦理研究时，按照徐教授的思路，也要对经济伦理进行工具理性的“事实性”描述，同时对经济伦理系统进行价值理性的明辨式评析，要实现尊重事实与合理逻辑、描述与评价的有机结合。《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一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几个开放性问题
一是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发展和公正，还要重视稳定。徐大建教授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演进的角度，将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定义在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两个观念上。如果分析古代中国伦理观念传统，可以看出我们的先哲将论证的重点放在了如何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这一主题上。没有社会稳定，人朝不保夕，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单纯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忽视了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稳定也难持久。所以，经济伦理理论在讨论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也要适度考虑稳定和谐。
二是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重视经济伦理、市场调节和命令三个手段协调机制。近年来，人们在讨论市场与政府关系时，往往又加上了道德调节。其实，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这三种调节方式，只不过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在不同的社会是不同的。例如，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交换虽然占据主导作用，但传统道德习俗依然影响着经济决策。在家庭生活中，习俗道德起到重要作用，家庭在配置资源时，往往是以习俗道德进行资源分配，根据家庭成员的现实需要进行配置。命令也是一种常见的资源配置形式，在企业内部，配置资源的方式往往是依靠命令进行的。在道德调节和市场调节失灵的地方，往往又需要政府通过适当的手段予以干预。我认为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要遵循简单易用的伦理道德原则：一是要不侵犯他人正当利益底线道德，二是提倡帮助他人增加利益的高尚道德。前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不利用自己某些优势，侵犯他人正当利益；后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市场经济理论中，斯密说的最清楚，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帮助他人实现利益。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有时顺应人们的传统道德习惯，才能更易于被人们接受，才能更容易在实践中实施。
三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经济伦理既要反对回到从前，又要反对不切实际的道德空想，要以主流价值建构新时代道德规范。近些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不少不道德的失信行为，例如用“假奶粉”“毒大米”坑害消费者，于是就有人提出“经济发展了，道德却滑坡了”的观点。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对异质性的利益通过交换进行配置。徐教授指出：“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由于个人意识的觉醒所导致的个人主义和价值多元化潮流，产生了两种对立的伦理倾向：一种是发源于尼采、经由存在主义到后现代意识的价值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另一种是诸如麦金太尔等人的对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批判，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前者可能会导致道德标准的混乱，甚至可能会引发激烈的文化冲突；后者要求回到古典道德，已经失去现实的基础。二者的主要问题是“前者试图用个人利益取代社会利益，后者则试图用社会利益取代个人利益”。在经济活动中，我们既要对侵犯他人正当利益的行为进行规范，也要提倡高尚道德，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以主流价值建构新时代道德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