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
一
写下这个题目，家人就说，你这是自找麻烦。
我问何由。
家人道：你这题目，就如写北京或者上海和多少名人有缘一样，太多了，写不尽的！
一句话提醒了我。但文章还是要写的，就是必须做减法。毕竟，花溪只是省城贵阳市郊的一个景区，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不可同日而语。
想了几天，即使是做减法，这篇小文仍然找不到落笔处。于是，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把自己摆进去。我早年写下过一首游花溪的诗，其中一句“百看也不厌”，我近期修改时改成了“百游亦无怨”。为啥呢？因为近10年来，年年夏天我都住在花溪之畔，抬头就见十里河滩两岸的景观，哪里是百看啊，千看万看也不止了。前辈叶圣陶先生只在1942年5月在花溪住了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就写下七言律诗一首，并在日记中写下了抗日烽火岁月中洋洋洒洒的日记一篇。
当我决定把自己摆进去之后，就找到了入笔的角度。
我要写的第一个和花溪有缘的名人，是贵州当地的书法家陈恒安先生。
1986年，我还在贵阳的北京路边上居住。一天下午，我路过刚刚竣工的北京影剧院时，看见前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有的直接摆到了人行道边的院墙边。我凑近一看，是陈恒安先生去世了。再细细一看，如此盛大的丧礼，是省文联下属的书法家协会在操办。
我暗吃一惊。
隔几天上班，我去楼下的书法家协会找人聊天，他们告诉我，陈恒安先生是贵州四大书画家之一，他一生都居住在贵阳，所以，外省人对他了解不多。其实他不仅是书画家，还是著名学者、诗人、文物鉴定专家、地方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任省立艺术馆馆长，经常在花溪河畔自家茅舍里招待避难到贵阳来的各地名人。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报出了一串在陈恒安先生花溪茅舍中做过客的文化界名人，其中有田汉、竺可桢、杨宪益、沈尹默等。陈恒安先生对花溪情有独钟，写过《花溪特写》等文章。一位工作人员讲得兴起，还凑近我耳畔悄悄说道：“你知道吗？陈恒安老先生写下的《花溪特写》明确地告诉我们，那年头，花溪公园叫中正公园。”
我细想想，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我甚至还能想象，那些年里，坐在花溪河畔与陈恒安老先生坐而论道的文人雅士们一边赏景，一边把酒纵谈时复杂微妙的心情。
二
我要提到的第二位和花溪有关的贵州名人，是三四百年前的诗人吴中蕃。
机缘巧合，我认识了吴中蕃的嫡系后人吴锦刚。吴锦刚这位中年汉子现今是楼梯寨的村干部。他的经历带一点传奇。早年去北京打工时，他被招进北京饭店，在厨房里干小工的活儿。他一边做着大厨的下手，一边细心地观察大厨如何制作一道道名菜。北京饭店的名菜，每一道都是美味佳肴啊。久而久之，用吴锦刚自己的话说：我再笨，也学到点皮毛了。他不再甘心打工，而是回到家乡楼梯寨开办了农家乐，结合家乡菜的特色，把自己从北京饭店学到的厨艺发挥出来，竟然大获成功。不仅花溪区远远近近的客人前来用餐，远至周边区县、贵阳城的客人都专程来品尝他的北京风味贵州特色菜。
他的十世先祖吴中蕃，是明末清初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家。当年，包括平西王吴三桂在内的多位官员曾以高官厚禄相邀，请吴中蕃再度出山，他却执意推辞，连夜带着儿子躲进了深山。无意间发现在一座又一座台地间竟然还有个楼梯寨，况且山地高低错落，有山有水有泉有瀑，于是在此风光秀丽之地定居下来，并将楼梯寨命名为芦狄寨。而他当年见到的旖旎风光之地，就是如今和花溪公园齐名的天河潭。
三四百年过去了，当过遵义县令、重庆知府、普安州守，兼礼部和吏部郎中的吴中蕃，谁都记不起他什么时候升的官、升的官有多大多显赫，倒是他躲官避官时无意发现的天河潭和楼梯寨成了旅游景点，吸引了无数游客。
三
我想写下的另一位与花溪结缘的文化名人，是一辈子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陈伯吹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年近八旬，恰逢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在花溪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那是一次盛会，全国的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名家都到了。陈伯吹先生过贵阳时，兴致勃勃地和一群儿童文学作家一起步行到我那时在黔灵山麓的家里做客。后来，上海女作家沈碧娟还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了《在叶辛家做客》，记叙了陈伯吹先生登上五楼这件事。会议期间，陈伯吹先生断断续续向我这个旅居贵阳的上海后辈回忆了他在抗战烽火岁月中路经贵阳的一些往事细节，尤其是专程花一整天时间、支付出200元法币，坐马车游历花溪的往事。
那是早春时节阴晴不定的一天，天气恰如陈伯吹身在旅途的心情一样。从贵阳的旅社门口坐马车往花溪，他整整颠了两个半小时。这个细节，和刺梨专家、农学家罗登义教授跟我回忆的一样。时任贵大农学院教授的罗老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单程坐马车去花溪，得花3个小时。到了40年代，只需2个半小时，说明路况已经好了一点。
在花溪街上吃了一顿简单午餐后，陈伯吹便兴致勃勃地开始了2小时左右的花溪公园之行。他沿着溪边行，他觉得花溪公园只淡妆不浓抹，他看见了山冈、田野、溪水、筏子、丛林、花圃、石屿……他听见了风声、鸟声和游客们的笑声，特别给我讲道，那时候他的年岁比我现在略大，正是抗战的烽火岁月，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没想到，再到花溪竟是整整40年之后了，真是岁月如梭啊！说明时间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珍惜！他听我的责任编辑周晓介绍，少儿社社长陈向明也对他说，我这些年写得很多，连续出版了多本长篇小说，他以始终如一的慢声细语叮嘱我：“珍惜这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时期，埋头苦干、潜心创作，不要去听一些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陪同儿童文学宗师陈伯吹故地重游，如今也成了年已77岁的我关于花溪的一份美好回忆了。这美好融合着花溪的如画山水，也融进了我的创作生涯。我的长篇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就是那一年在花溪流水畔的小憩完成的。
写到小憩，自然而然会提到巴金和他的夫人，他们当年就是在这幢青砖黑瓦的平房里举行的婚礼。那年头，这幢雅致的平房被一圈柏树围绕着，幽静而安宁。这对相恋8年的恋人举行的婚礼简单至极。临近黄昏，他们趁着春夏之交难得的晚霞，沿着花溪河边，走到花溪的老街上，“在镇上的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住所”。就在公园里的小憩客房中，他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弱灯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谈着谈着，感到宁静和幸福”……
三天后，萧珊去了重庆，巴金则住进了贵阳中央医院的第三病房。连头搭尾，他们只在“花溪小憩”住了四天。
40年以后，巴金夫妇住过的“花溪小憩”已是一座二层小楼。我工作的贵州省作家协会包下了一个月，给每个有作品修改准备发表或出版的作家安排一间客房。我带着儿子住进了二楼右侧的一间小屋，创作后来发表在《十月》的长篇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创作之余，见“花溪小憩”上下角角落落没有一点儿巴金老人的痕迹，我问负责人是怎么回事。那人反问我，巴金夫妇只住了不到一星期，也能拿来说吗。我说实事求是啊，有文字为证。当时和我同住的省文联主席蹇先艾是巴老同时代的老作家，他支持我的意见。事后，那位负责人对我们说，他们核实下来，不仅是巴金和萧珊在“花溪小憩”举行了不事声张的婚礼，画家徐悲鸿和廖静文的订婚礼也是在此办的。还有楚辞学专家、语言学家汤炳正和夫人潘芷云的恋情，也是在“花溪小憩”入住时萌芽发展的。花溪太美了，在这个环境下徜徉溪山，有过难忘花溪恋情的还有好多好多名人哩！
2024年盛夏，“花溪小憩”楼前稀疏的柏树丛间立起了一块硕大的石头，上面刻着我题写的四个大红字：“花溪等你”。我之所以同意把这四个字刻上去，就是在寄寓我对花溪感情的同时，盼望花溪为更多的世人认识和喜爱，盼望花溪能和更多的各界名人结缘。
花溪等你！
来源：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