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经济学》不像一本经济学书，更像一本理性探讨社会现象的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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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初为父母的人们，都热衷于胎教和育儿经，电视和网络上，“如何让宝宝更聪明”的内容也层出不穷。不过，这些育儿理念真的有用吗？如果数据表明，藏书多的家庭，小孩的成绩普遍比较好，那么生小孩之后买很多书摆在家里，会有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藏书多或许只能代表父母的知识水平较高，而孩子成绩好，更可能来自父母智力的遗传，而不是大量的藏书。

除了小孩的成绩与什么相关，书中还探讨了房产中介如何欺瞒顾客、教师作弊、贩毒集团的结构、美国犯罪率骤降等话题。

作者通过真实的数据和案例，揭示了简单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

本书的第一作者史蒂芬·列维特是一位奇人，他出身学术家庭，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作为终身教授，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不像一般的经济学家，列维特数学不好，也不喜欢研究汇率、货币和股市，而是喜欢提出特别的问题，化繁为简，阐明简单现象背后根本原因，即人们如何满足自己的需求。

本书的第二作者史蒂芬·都伯纳是《纽约时报杂志》的一名记者，在一次对经济学家列维特的采访中，两人一拍即合。列维特发现都伯纳不像一般记者那样总是问他货币和股市的问题，都伯纳也发现列维特的研究方向标新立异，不像经济学家，倒像是一个喜欢研究欺诈、腐败和犯罪的调查员。

因此，当纽约出版社邀请列维特写一本经济学书籍时，列维特希望可以与都伯纳合著，于是《魔鬼经济学》就诞生了。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之后两位作者继续合著了三本《魔鬼经济学》，整个系列一共四本，这里写的是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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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出发：为什么有罚款让人更容易违规？

有一个幼儿园，要求家长每天下午4点前接走孩子，但是，每天总有几个家长迟到，这就需要留下一名教师来看管儿童。有两位经济学家出了个主意：对迟到的家长罚款。于是，幼儿园公布了一条规则：接孩子迟到的家长，每名儿童罚款3美元。那么结果如何呢？迟到的家长没有变少，反而变得更多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不难理解，3美元太少，并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家长不会为了3美元放弃手头的事。更重要的是，这个措施用经济手段取代了道德手段，怎么理解呢？家长迟到的动机可能是因为手头有其他事务，而接孩子迟到会产生负罪感，家长们会权衡迟到的负罪感和其他事务的重要性，但是，当3美元罚款可以抵消迟到的负罪感时，家长们只需要权衡3美元和手头的事务，那么3美元就很微不足道了。

罚款的措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忽略了行为背后的动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动机是人们满足需求的愿望，分为经济动机、道德动机和社会动机三种，对应着三种不同的需求：谋求经济利益的需求、遵循道德的需求，和融入社会成就自我的需求。在幼儿园的例子中，如果罚款提高到100美元，经济动机可能会战胜其他需求，就没有家长会迟到了。

从动机出发：打击犯罪、黑社会、恐怖组织。

美国3k党的衰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k党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成立的，开始他们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用一些恶作剧来恐吓黑人，后来逐渐演变成白人至上的极端主义，散发宣传册、纵火、动用私刑等。3k党曾经被一网打尽，又在二战时期死灰复燃，有了更多的门徒。

这时，有一位叫史丹森·肯尼迪的年轻人决定捣毁3k党。肯尼迪是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名记者，他极力抨击种族偏见，厌恶暴力与恐吓。他打入3k党内部，并结识了另一名在3k党卧底的成员，逐渐了解了大量3k党的内幕，比如内部架构、等级制度、接头暗号、盈利模式等等。

肯尼迪发现，20世纪40年代后，绞刑、纵火、枪击等案件在逐渐消失，3k党使用更多的手段是恐吓，这时的3k党更像一个神秘的兄弟会，应该很容易被铲除。于是肯尼迪把这些信息告诉一些政府官员，希望达到消灭3k党的目的，然而并没有效果。

就在肯尼迪心灰意冷的时候，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在广播上播出3k党的内幕。肯尼迪的广播节目播出后一段时间，怪事儿发生了，参加3k党集会的成员变少了，新加入3k党的成员大幅减少，此前被3k党成员珍视的机密信息都变成了大众知晓的信息和笑料，3k党的大龙头也因此气急败坏，3k党从此开始走向衰落。

这个举动的成功，要归功于肯尼迪所了解的信息。在3k党内部，高层们利用内部机密，收取会费，谋求私利和政治企图，而对普通成员来说，3k党的神秘性带来了一定的优越感和归属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动机。一旦组织的信息被公之于众，普通成员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需求，高层的经济利益也被削弱，整个组织便土崩瓦解了。

他们通过信息谋取利益：专家、医生、房产中介

信息不对等和人们谋求经济利益的动机，是现代生活诸多现象的根本原因。比如，饮食专家会抛出某个科学理论，告诫我们要多吃某种营养素，医生可能会为了回扣，给我们开更贵的处方药，房产中介可能会为了快速成交，劝我们接受一个较低的卖价。

当我们卖房子时，都希望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而对房产中介来说，客户卖出的房价多1万元，他只能多拿200元的中介费，因此，房产中介更希望尽快成单，尽量多地成单。他们会跟客户说“这已经是很高的价位了，可以卖了”，“最近房市不太景气，能这么快有买家很不容易，可以出手了”。然而，价位究竟算不算高，房市究竟如何，大部分客户并不知道，只能选择相信中介。

那么，如何证明房产中介劝客户低价出售的行为呢？很简单，房产中介也有房子，也会卖房，如果把他们出售自己私有房产的数据，和出售客户房产的数据做对比，就会发现，中介出售私有房产时，平均投放广告的时间会多10天左右，售价也要高出3%左右。当然，我们不能说房产中介很坏，他们只不过是受利益驱使的普通人，在帮助客户卖房时，快速成单的经济动机占了上风。

数据证明真相：老师也作弊

21世纪初，美国公立学校实施了高标准的测验方式，考试不仅是对学生的考核，也成了教师的一项考核标准，学生成绩差的教师，可能会被审核或取消升职加薪的机会，学生成绩好的教师则可能获得表彰和奖金。这就使得教师有了作弊的动机，但是如何证明有教师作弊呢？这就需要数据的支持了。

想象一下教师会如何作弊？可以提前给学生讲考题和答案，或者延长考试时间，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在学生交上答题卡后，直接在答卷空白的地方填上正确答案，或者修改学生错误的答案。不过，不论使用什么方法，作弊都会体现在学生的成绩和答卷上，如果同一批学生在某次考试中成绩大幅提高，又在之后的考试中回落，很可能成绩好的那次考试有作弊行为；如果某些测验答卷中，简单题错误率很高，说明学生本身成绩较差，但很多难题反而答对了，很可能是教师直接修改了答卷。

而数据恰好证明了这些作弊的特征。作者收集了芝加哥公立学校10年的测验数据，分析后果然发现很多作弊的教师。与教师作弊相似，在体育竞技中，也存在着很多作弊现象，比如服用药物、教练和裁判交易、收钱打假球、故意输掉比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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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打破传统观念：毒贩其实很穷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贩毒可以说是暴利行业，因此人们常常以为，毒贩一定都很有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很多黑人毒贩都生活在贫民区，有的甚至跟妈妈住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要从贩毒组织的结构说起。

对经济学家来说，获得贩毒组织的信息可不容易，不过，有一位黑人经济学家，叫文卡斯特，他从小在贫民区长大，大学主修经济学，在一次帮老师做问卷调查的工作中，他偶然混入贩毒组织，跟那个区域的贩毒头目成了朋友，甚至还拿到了贩毒组织的账本。之后，文卡斯特和列维特通过分析账本，解读出了贩毒组织的架构。

他们发现，贩毒集团跟麦当劳的架构几乎完全雷同。文卡斯特打入的贩毒组织，只是大的贩毒集团的一个帮派，相当于麦当劳集团的大中华区域，而这个帮派下又有几十个分支，相当于麦当劳在中国不同城市的分部。文卡斯特认识的贩毒头目，相当于一个城市分部的经理，他下面的成员各司其职，他定期从总部买入可卡因，分发给下属，下属卖出可卡因的收入归自己所有，但每月都需要缴纳高额的税费。这样算下来，一个分支的收入，几乎80%都进了高层的腰包。这种运作方式跟企业大同小异，只有高层的少数人才能拿到高薪。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愿意从事既危险又没钱的贩毒工作呢？答案很简单，跟长得好看的人打入娱乐圈一样，在竞争激烈的暴利行业，一旦脱颖而出，他们就能一夜暴富。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有的人喜欢买彩票，有的人在企业中从普通员工做起，希望有朝一日升职加薪。一个贩毒组织账本中的数据告诉我们，贩毒和买彩票、打入娱乐圈、在企业工作，从经济动机上来讲，是一样的。

数据说话：堕胎法降低了犯罪率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人民忧心忡忡，专家预言，以后的犯罪率将越来越高，然而，从1995年开始，犯罪率突然开始下降，到2000年，已经下降了接近50%，凶杀案数量更是降到了历史新低。那些曾经预测犯罪率升高的专家们，又有了新的解释，比如《枪支管理法》、经济的繁荣、新型治安策略的推行等等，普通民众也逐渐接受了这些解释。

然而，这些理论并不正确，犯罪率骤降另有原因。1970年，一个身无分文、酗酒吸毒的女子想要堕胎，因为她没有任何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在当时，美国大多数州是禁止堕胎的，于是，她在律师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发起了集体诉讼，要求堕胎合法化，这就是著名的罗诉韦德案。经过三年的诉讼，她胜诉了，美国全国开始推行堕胎合法化。

不过，这根犯罪率下跌有什么关系呢？或许这就是典型的蝴蝶效应，从1973年罗诉韦德案胜诉后，那些未婚先孕、穷困潦倒、无力抚养孩子的准妈妈，都可以选择堕胎，而这些本应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家境较好的孩子。到1995年，那些孩子本应该到了青年，正是他们开始犯罪的年龄，而因为他们并没有出世，犯罪率开始骤降。

这个理论听起来让人嗤之以鼻，难道堕胎就能降低犯罪？但数据不会说谎，美国不同州之间实施不同的法律，这为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不同州和不同时期的数据表明，专家们的解释，如经济情况、枪支管理都不足以让犯罪率下跌50%之多，而最靠谱的新型治安策略，也只能将犯罪率降低10%左右。相反地，因为堕胎合法化在美国不同州推行的时间不同，已有的数据足以表明，早几年推行堕胎合法化的州，犯罪率开始下降的年份明显早于其他州，这说明，堕胎合法化确实降低了犯罪率。

数据可以揭示事物背后的真相。但是，数据也会被错误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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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用数据：混淆相关性与因果性。

先来说说什么是相关性和因果性。我们说两个事件相关，是指两项指标有着明显地关联，一个大另一个就大，是正相关，一个大另一个就小，是负相关。因果性就很好理解了，是指一个事件会导致另一个事件的发生。

数据可以证明相关性，确很难证明因果关系。如果a与b相关，一种可能是a导致了b，也可能是b导致了a，还有第三种可能，有一个隐藏变量c，同时导致了a和b。

举例来说，如果对比不同地区的警察人数和犯罪率，会发现，警察人数和犯罪率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警察多的地方，犯罪率也高，难道警察多会导致更多犯罪？当然不是了，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某个地方犯罪率高，所以派出了更多警察。

再比如，统计儿童的身高和掌握的词汇量，可能会发现，身高和词汇量也是正相关的，身高高的儿童，词汇量也大，难道个子高就意味着掌握更多的词汇吗？当然不可能，身高与词汇量的相关性更可能与另一个隐藏变量有关：儿童的年龄。年龄大的儿童身高自然更高，掌握的词汇量也更多。

精华回顾

这本书用很多有趣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三个理解生活和事物真相的基本思路。

首先，要想理解人的行为，需要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动机是人们满足需求的愿望，分为经济动机、道德动机和社会动机三种，而不同动机在人们心中的价值不同。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一种更强的动机取代一种较弱的动机。比如为了避免迟到，可以实施较高额的罚款；为了防止偷窃，安装监控，将小偷绳之以法；人们为了彰显身份，花钱加入某个上流俱乐部……这些都是一种更强的动机取代另一种动机例子。

如果说了解动机，是提出假设、揭开真相的第一步，那么，信息和数据则是证明真相的证据。大量考试成绩的数据，可以抓出作弊的教师；出生率和犯罪率数据，可以证明堕胎降低了犯罪率；毒贩的账本，可以描绘出贩毒集团的经济结构。所以我们说，人会说谎，而数据永远不会说谎。

不过，数据得出的结论也常常被人们误用，数据可以证明事件的相关性，却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像选举时，资金充裕的候选人更容易赢得选举，但事实上，人们只会给获胜概率大的候选人投资，所以很难说是候选人吸引了资金，还是资金吸引了选票。另外，两个事件的相关性，也可能源于另一个隐藏变量，比如藏书多的家庭，小孩成绩就好，不一定是藏书激励了孩子学习，更可能的原因是，孩子遗传了擅长读书的父母的高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