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
2020年7月，第十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序幕。
开幕式上发布了“2019年度苏版好书”共47本，其中，译林出版社《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呼吸》《南京传》《新药的故事》《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大家读大家》《苏北传统建筑调查研究》7种图书入选，为此次获奖图书最多的出版社。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共四卷）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也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等撰写。该著作以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为框架结构，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梳理不同时期外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在观照历史的基础上，解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将具体作家和作品放到历史语境去考察，分析并描述文学的产生、流通、变化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综合立体地展示战后外国文学演变的历程，全面深入地探讨当代外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王守仁，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出版《19世纪英国诗剧研究》（英文）、《性别?种族?文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英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二卷、《表征与重构：跨越边界的现实主义文学》等。
把握战后世界文学总体性的尝试
——评《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
作者/徐兆正
一般来说，战后的世界往往被看作是一个旧世界分崩离析，但新世界又尚未得到理解的陌生世界。在与外在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学领域，这一观点尤其突出。因此，如何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层面重建对世界文学的总体性认识——尤其是当历史的总体性破碎（放弃统观把握一种总体性努力）之后——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都值得思索：理解一段跨越国别的世界文学史是否还有可能？
2019年初，一部由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领衔撰写的四卷本《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直面了这一国内外学界始终未曾深入探讨的课题，并且取得了重大突破。《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既将关注的焦点聚于“战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又“超越国别文学边界，把战后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一反长期以来“反总体性”的论调，本书将战后世界的文学划分为四个阶段，在一种试图勾勒全景的历史叙事中“综合立体地展示战后外国文学演变的历程”。本书从根本上有两大特色，综合之后便成为一种能够照亮文学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总体性的叙事。
一、史论结合的历史叙事
本书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对文学思潮“演变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阐述，立足于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为勾勒“文学的产生、流通、变化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整套历史性的考察视域。在总序中，王守仁教授阐明了贯穿全书的两种叙事方式：“一是按照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发生发展脉络，揭示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深刻背景，分析外国文学的特点；二是按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标志性事件的时间节点，阐述战后外国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这一特色在本书的前两卷尚不明晰，但是在第三卷与第四卷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这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因其已经完成而为读者熟知，而接续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的全球化与新世纪以降的世界文学走向，则属于现在时或将来时；若想发现它们的演进线索，就必须立足生态文学、女性文学、身份与政治意识的认同或觉醒、“人类世”这些新的社会思潮来加以指认。
本书的特色之二，在于各卷撰者都在“论”与“史”之间楔入了大量文本细读。如果说“史”的意义是让“论”从“内部研究”的幻觉中走出，那么大量的文本细读，则让“论”逃离于文学史的偏见。如在关于现实主义的第一卷，便不仅要考察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还要重新考察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并且将触角延伸到非洲、亚洲、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等以往时常被文学史忽略之地；又如第二卷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撰者也给予了美国和欧洲大陆以外的文学以足够篇幅。于是，此书所围绕的即是这一等式：结论——“文学史”（整体性的文本）——“文学的历史”（文本的语境）。当“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共同构成讨论的基础时，一种以史为据，论从史出的历史叙事与一种“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合的研究路径便得以真正确立。
二、现实主义的复兴与后现代主义的没落
采取一种史论相合的叙事方式，不仅合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也可以说，对于此书讨论对象而言，这一叙事方式同样意义重大。战后的世界是一个离我们更近但也因此倍显陌生的世界。对此，王守仁教授在书中有如下论述：“二战使得美国得以建立起以本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新秩序；二战后中国等一批欧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战加速了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二战改变了资本主义以征服和掠夺的方式获得发展的旧模式，催生了以平等和互助求发展的新的和平发展模式，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二战后世界格局基本稳定，为科技革命提供了条件，也促进了世界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勾勒这些历史事件，并且辨明其间的时代线索，其主要作用不是简单地以外在现实去解释文学的“内部现实”，更是要为察明文学思潮“演变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提供一种思想背景。
为什么现实主义在战后获得复兴？为什么与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几乎同步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反倒在20世纪末遭遇终结？如果单纯就文学而论文学，以上两个问题恐怕都难以索解，而难以索解，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都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不仅如此，现实主义的复兴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终结，在现实与文学对观的视域内本来即是一回事。这一问题在此书的前两卷中得到了解决。
在本书第一卷的绪论与第一章中，撰者首先就指出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传统提出有力挑战，但是现实主义并没有消亡，而是沿着自己的路径继续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复兴’”——其复兴，有赖于自索绪尔开始的西方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如若考虑到学界通常对现实主义做出的判断，那么这一看法不能不说十分大胆：在既往论断中被视作宣判现实主义死刑的语言学转向，于此书第一卷反倒被当成了战后现实主义复兴的契机。
何以如此？撰者在梳理了“现实主义文学与外在现实”、“文学对应于现实，还是由文学‘暗指’现实？”、“真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理论疑难之后，供出了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辩护：给传统现实主义诗学造成危机的，也正是令后现代主义文学勃兴的根底，但现实主义在战后又机智地吸纳了后者的某些有益成分。本卷撰者援引了美国学者弗斯特的观点，后者认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作者准确地意识到了文本的虚构性质，并且努力地在现实世界与文本世界达成平衡。当一位战后的现实主义作家达到这层反身自觉时，现实主义的三要素之一真实性，也就从一套主体反映客体的刻板成规演变为一种主客体的有机关联。新的现实主义诗学不再执著于一种“唯一现实”，它追求的是指向外在世界的自恰观察和理解方式。正因为此，不仅同一个国家的作家对于现实有不同的描绘是完全正当的，每一个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也都呈现出了不同样态，而它们共同构成了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全景。
与第一卷的编撰稍有不同，在第二卷《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里，撰者给予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建构的部分以充足篇幅，除绪论以外，还囊括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定义及其语言观、现实观、历史观等内容。从第八章起余下的篇幅一仍其旧，是对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概述。
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何以与新的现实主义诗学建构同步行进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反倒在战后逐渐遭遇终结？本书撰者认为，因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所以“它的诞生、发展、衰亡是与世界历史进程分不开的”。有赖于此，撰者又将后现代主义文学划分为三个时期，从科技、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艺术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六个方面，回顾了居于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现代主义的发生学问题。由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哲学等方面的趋同以及在现实方面的差异，撰者在厘清了这一点之后复又增补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诞生的现实背景，此即丹尼尔·贝尔用来指称“由重工业生产财富的社会向日益消费主义、‘程序化’和官僚主义的社会过渡”的“后工业”。
在这种“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信息技术”的转变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其说是预言现实，还不如说是对现实的描述——当另一种与现实截然不同的“超现实”被人类创制出来时，后现代主义文学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它们就“解构”了现实，可这又无非是因为现实早已在现实世界遭到了经济与科技的“解构”。除此以外，历史、真理与主体等等古老的信仰也经历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真理变成信念，主体被语言建构，历史不过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叙事……这一狂欢——至少就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来说——在“9·11”恐怖袭击中正式宣告结束。
总的来看，第二卷无疑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终结提供了一个原因，它来自于第一种呈现方式，即“按照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发生发展脉络”，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终结源于它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达成的隐秘关联：它反倒不如现实主义那样善于吸收异质性元素。此外，根据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标志性事件划分的时间节点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学无疑也已经终结。撰者援引了不少理论家与作者关于“9·11”的反应，他们无一例外地从那次恐怖袭击中看到了“90年代后现代美学终结了或枯竭了的同时，既像在批判又有别于后现代美学的当代文学风格出场了”。笔者认为，后一种当代文学风格所指的正是一种新的回到现实的现实主义诗学，或者如王守仁教授所言，它是作为事件的文学，“是历史的参与者”，是“积极干预生活，促使社会发生变革和进步”的现实主义。
三、全球化视域内的世界文学
历史的总体性破碎之后，理解一段跨越国别的世界文学史是否还是可能？——这一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终结之后尤为突出。
在第二卷中，撰者引述了意大利批评家贝拉尔迪内利的一句话：“亲爱的读者，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提议称它为突变时代”。可是同样的做法在美国批评家费德曼那里却令行不通：“如今，我们再次面临两难境地。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新事物，可这个新事物我还没看见，我们该怎么称呼它呢”。甚至不必等到“9·11”来宣判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文学思潮已经在表述中成为过去时态。现在的问题毋宁说是：当后现代主义终结了，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世界文学的认识是否可能？如果说前两卷还更多地依赖于哲学、心理学等理论现实去读解文学，那么后两卷无疑要更倾向于生态问题、女权运动、族裔身份认同、政治意识觉醒、“人类世”等崭新的时代议题，而一种史论结合的历史叙事显然帮助此书的后两卷回应了上述问题。
在第三卷中，撰者开宗明义地为全球化下了定义：“全球化首先是指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其次，它指针对全球化话题而不断涌现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再次，它是指有关的话语、叙事和图像”。虽然全球化指向的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与促使后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历史几乎重叠——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但前者分明更切近这一社会转型在全球产生的普遍性影响与联结意义。进一步说，当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信息与知识逐步取代以机械技术为主导的资本与劳动在社会结构中的枢纽作用时，后现代主义诞生于这一转型在“话语、叙事和图像”上营造的超现实效果，而全球化毫无疑问指涉了建立在这一转型“同时产生于经济、政治、环境、文化以及技术制度化等各个领域”的多维度影响。一方面，它是指科学技术在时空上的强征，另一方面，它又是指这种强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与政治问题。不过，这种全球各国各地区不断加强联系的现实，又使得文学本身逼近了歌德所设想的那种“世界文学”，同时赋予其以新的批判性特质。
因此，本书第三卷与第四卷实际上同时容纳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格局变动，它们进一步道出了这两种文学思潮相互交融的事实，即晚近以来的作家们既开始关注“全球化语境下身份认同危机、跨国流动中移民群体所遭受的歧视和文化失根、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调适”等时代议题，也将“生态环境灾难、核污染、水危机、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滥用、动物的生存困境”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并且由此形成了“人类世”的文学，而且他们还将“后现代常用的杂糅、碎片、拼贴、跨体裁等叙事策略融入创作中，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叙事格调”。对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交融的描述，占据了第三卷与第四卷的绝大部分篇幅，这是本书的根本创见之一。
结语
本书的另一重创见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各卷撰者都有意地在论述全球文学进程时规避“美国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而他们尤其标举后现代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对或全球化对多样性与区域化的强调，这一重特色既可见于撰者对后现代主义发端与终结的溯源之上，也得见于第三卷诸章将时代议题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的论述，如第三章《当代加拿大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第十一章《当代德语流散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这些章节的叙事十分类似于非中心主义的散点透视，同时又突显了战后文学差异化中的统一性与全球化中的区域性特征。举凡这些，都既表明了当代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与新高度，也为今后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和教益。
本文刊于《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徐兆正，青年批评家。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研究。在《读书》《当代文坛》《当代外国文学》《小说评论》《上海文化》《中国图书评论》《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天涯》《今天》等刊物发表文章50余篇，在《文艺报》、《文学报》、《北京日报》、《新京报》等报纸发表文章70余篇，有作品被《作家通讯》等杂志转载。
本期编辑 |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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