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翠杰

影片《失控陪审团》改编自畅销作家约翰格里森姆同名小说。格里森姆的作品聚焦律师与审判，在他的笔下，执业律师往往贪婪、傲慢，本片也不例外。

律师是法庭审判的主角，而律师和审判则是电影永恒的主题，美国律师普遍得不到信任，挖掘公众对律师的不信任容易回应公众情绪，是剧作家的财源。所以，法律影片中不乏对律师形象的深入刻画，有的刻画入木三分，有的也不免偏颇。

本片中，为了突出审判张力与律师表现，设置了一系列极致的司法进程。

年轻寡妇螳臂挡车起诉枪械公司，诉讼标的巨额且具示范效应，还有频发而饱受诟病的校园枪击案件，颇多神秘的陪审团评议与遴选顾问……

透过约翰?格里森姆设置的这些进程，我们得以观察美国执业律师在司法场域下的表现，也得以观察不同人物在极致关头下的价值选择。于是，围绕一个以弱胜强极致状况下的司法进程，各方人士粉墨登场，阴谋与较量轮番上演，观影体验跌宕起伏。

但是，在观影结束后也不免寻味：

即便在极致诉讼场域，司法竞技可以这样吗？

司法诉讼带有竞技性质，律师工作于胜败输赢之地，律师价值系于诉讼结果，诉讼心理难免追求极致，激发竞技潜能。诉讼成功自然引发过关斩将后的激情燃烧，由此再维持平常心、保持理性，其实也无异于一份考验。

《失控的陪审团》中诉讼标存在巨大落差，难免让参与者有赌博之感，控辩双方律师为此也分别求诸不同路径。

影片中，控方律师洛尔冷静，理智，诉讼激情与技巧同在。影片中玛丽提出贿买陪审团的诱惑、辩方对关键证人的干扰、律师芬奇的强势与蔑视、诉讼中暗黑操作的认知，无不是对他正直观和道德感的重要考验。

洛尔深知：诉讼中运用技巧、甚至动些手脚实属正常，但是贿买陪审团则违背良心，背离操守，底线不可突破，否则必然无可挽回。

短暂犹豫后，洛尔拒绝了交易，转向庭审策略与诉讼实力，交叉询问中他借助“防指纹功能广告”成功捕获枪械公司的麻木个性，结辩陈词中他抓住“枪械在黑市泛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而对于陪审团审议结果，他放弃了控制的妄想，转而求诸引导，引导陪审团思维和良心，引导陪审团以弱势当事人视角观察，引导陪审团将控诉观念植入本体思维，最终以合法的方式实现多年心愿。

辩方律师芬奇真实身份是陪审团遴选顾问。

他的个性中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他冷酷而现实，为达目的誓不罢休，也不择手段。在他心里，所谓正义的陪审团不过是帮他打赢官司的工具。

控方律师洛尔，在他眼里是“你可真是高尚的人，活在道德的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

为达目的，他突破了陪审团顾问的底线行径、超越调查分析，采取诸多不当行为，跟踪、窃听、打压等一系列非法行为，以至于越走越远……甚至，只有在失败之后，他才有条件反思：

“一味痴迷于执着，无情追求会满足欲望，然后带来的就是——毁灭。”

其实，影片中真正对陪审团实施“控制”的是尼克和玛丽这一对俊男靓女。二人的“控制“步步为营、设计玄妙、成功也幸运。

诉讼中，二人用尽心思、穷尽伎俩，也吃尽苦头。观影过程中一直有错觉，二人这般神秘阴柔，如此所作所为，以为不过是贪图钱财的亡命男女。而酣战结束，玄机得解后看到的却是正直与勇敢，智慧而神秘的面纱遮掩的其实是伤心的过往。

影片结尾，相较于控方赢得巨额赔偿，二人的收获才是真正的成功。而最为难得的是，二人最终以真面目回归，更让影片从灰色厮杀陡然回归田园温情。

有点类似于《穿prada女王》中，聪明的安妮幸运地斩获名利，也幸运地在巅峰处离开。

毕竟，寻求个体价值，不迷失于成功，是好莱坞影片永远的政治正确，也是电影世界善用也好用的点睛之笔。

应当说，影片的桥段设置并没有背离司法实践，但是镜头聚焦的却是最具争议的极致场域，捕捉的是司法诉讼中个别的极致现象，这些有助于一窥司法制度的缺隙，但也可能会引发对诉讼制度的理解偏离。

美国陪审团制度神秘而复杂，是一项颇具争议的诉讼制度，大众文化视角对陪审团制度的看法迥异不同，仅仅聚焦一般规律或是存在问题，都可能造成视角偏颇。

陪审团制度随英国殖民者一同来到美国，在建国之初极为重要，被认为是美国司法民主的重要象征，是司法程序中重要的制约与平衡。但随着时间推移，对陪审团制度的质疑与批评逐渐增加。

在大众文化中，有很多作品将陪审团作为讽刺、嘲笑和空谈的对象，陪审员被认为经验不足、无视法律、不理解证据与事实，却在秘密商议后做出无需解释的裁决，所作裁决是情绪审判、密闭审判、阶级审判的结果，陪审团制度被视为对外行的神化。

甚至马克·吐温也曾辛辣的讥讽：

“我们的刑事陪审团审判制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制度都优越，损害其功效的只不过是要每天找12个什么都不懂的文盲这个难题。”

除了历史抉择和司法平衡，陪审团集体成员的设置对于案件事实重组、裁决受公众接受同样具有特殊的优势。审判是事实回溯，在证据解释和证据关注等方面，集体记忆具有明显的优势。

影片《十二怒汉》中，“关键证人的鼻子上有压痕，说明平时戴眼镜，而目睹凶杀时并没有戴眼镜”，这一关键细节是其中一个陪审员的特别关注，对集体评议起到重要作用；

而另一位陪审员熟悉刀具，指出有经验的弹簧刀使用者不可能像本案凶手般刺戳，从而对案情分析形成进一步助力。

而经记载，现实中针对重要案件重现对陪审员大量访谈也证明：不同的陪审员回忆证言的不同方面，能够迅速实现证据重组，充分显示了集体记忆的巨大优势。

而纽约市刑事司法学院院长詹姆斯莱文也曾表示：当他纠结于判断被告人在一场地铁斗殴中是故意的还是意外的把对方眼珠打出来的时候，自己的学位帮不上忙，而一位经受过格斗历练的陪审员让他受益匪浅。

无论在大众文化还是司法实践中，陪审员多样化与集体讨论机制，都有助于吸纳新鲜目光，增强证据内涵和理解，提取证据深层信息，挖掘证据多重含义，完成案件事实的有力重组。而陪审团“业余人士”的组成，有利于吸纳了社会常识、社会价值以及社会经验，同样有助于裁判结果的接受度。

虽然因为密闭而神秘，但陪审团的评议和和裁决也并非全无规律可循。

有社会学研究观点认为，案件结果的影响始于陪审团遴选、终于陪审团成员确定。根据陪审团审判程序，审判开始前确定备选陪审员，然后由控辩双方行使回避请求权，即无次数限制的有因回避和有次数限制的无因回避。

上述环节就是陪审团的预先审查环节，这一环节往往直接决定最终陪审团成员的确定，也被认为可能直接影响审判结果。因此，这一程序往往耗费时长，而漫长的选拔过程也常常被批评质疑。影片《失控的陪审团》的影片主线就是陪审员遴选，为此，律师芬奇无所不用其极，而尼克也为进入陪审团处心积虑。

既然陪审员遴选关系审判结果，由此也催生了遴选的“科学”顾问。陪审团遴选顾问承诺通过证据展示、组建“影子陪审团”等方式帮助律师赢得诉讼，而最受关注的还是遴选顾问声称能帮助当事人“科学”挑选有利陪审团。

虽然1971年的“哈里斯堡七人”案件似乎能够验证：遴选的科学方法发挥了作用。但是这种方法注定遭受质疑，原因不仅在于调查、分析和心理评估等方法是否科学，更在于这种秘密数据库的神秘操作必然损害人们对于裁决和诉讼活动的信心。

《失控的陪审团》就是抓住这一司法争议，展现并放大辩方律师为构建“完美陪审团“的处心积虑、铤而走险。虽然这一现象应当不属司法平常，但影片热播和小说畅销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公众的部分担忧。

但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律师表现，还是陪审员背景、价值观和个人情感对陪审团审判结果的影响都可能被高估了，裁判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仍然是证据，充分调查取证、研习证据规则、全面证据展示才能在获得有力裁决中发挥核心作用。

美国陪审团制度产生有其历史原因，持续存在也与其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这也是其他国家难以实行或者坚持陪审制的原因之一。

英国目前的民事审判中已经基本不再适用陪审制，而日本大正《陪审法》制定后，很快因为民众消极参与并失败。2009年，日本转而制定《裁判员法》，以实现司法的国民参与，增加司法与国民的接触点。

陪审团制度并非完美制度，优势与劣势共存，美国本土陪审团制度也会逐步改进，改进目的在于强化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提高司法公信力，而改进的手段则应当偏重于“如何为陪审团创造更好的证据”。而这，又何尝不是各国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共通思路？

我国于2004年颁布《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拉开全国50个法院的试点。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制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人民陪审员制度定位于司法民主化，发挥人民监督司法审判的功能，旨在体现民众参与，将社会常识引入司法审判，促进大众对司法审判的认同。近年来，这一制度还一直处于逐步完善之中。

最后，回归影片本身，《失控的陪审团》剧情、导演、表演都很精彩。但作为法律人，观影之余还不免疑问，真实的陪审团审判是这样的吗？即便影片选择的是极致诉讼场域，司法竞技可以这样吗？

带着疑问利用周末一天的时间完成《美国陪审团制度》一书的阅读、也完成本文写作，希望籍此了解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前世今生，也了解陪审制运作的司法日常。

毕竟，商业影片惯于摄取疑难问题，可能以偏概全，合理阅读应当才有助于了解制度常态，不至于陷入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