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在我的家乡浙江省建德市,历史上曾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水上族群——“九姓渔民”。
父老相传,九姓渔民的先祖是陈友谅的部下,因和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被流放到建德新安江一带,并规定他们永世不得上岸、世代为贱民。清末,官府明令九姓渔民脱离贱籍,上岸从良,从此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关于九姓渔民的传说,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九姓渔民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改贱从良”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分析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来寻找答案吧。
九姓渔民不仅仅是疍民的后代,还有本地岸上居民的融入
关于九姓渔民的来源,民国《建德县志》提出了两种说法:
一、九姓渔民是陈友谅部曲的后代。“九姓”分别是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他们大多生活在新安江、富春江和兰江等钱塘江流域。朱元璋将他们贬为“渔户”,入贱籍,不准他们上岸居住和平民通婚,并且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一般人的歧视。
这种说法,颇为流行,在明清许多史料中都能见到相关记载:
“相传陈友谅部曲共九姓,明太祖锢元,不齿诸民,故其子孙无寸土,惟船于家,男作船户,女多娼……”。——范宗《越谚》
二、九姓渔民是宋朝遗民。据《建德县志》记载,南宋末,临安的士大夫欣赏建德的青山秀水,元朝灭宋后就避居此地,保持宋遗民的身份,不食明禄,所以世居水上,专以打渔为生。
宋末都杭 , 朝士爱严陵山水 , 避世于此 , 其不舍舟就陆者 , 犹是薇蕨首阳 , 以明不践土、不食毛之意 , 因专以捕鱼度活 , 两桨一舟 , 自成眷属 , 浅斟低唱以外 , 别无他长 , 俗谓称九姓渔民。——民国《建德县志·卷十五》
两种说法天差地别,孰是孰非呢?
据复旦大学朱海滨研究,两种说法都靠不住(具体考证内容详见朱海滨《九姓渔民来源探析》一文)。
朱海滨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学研究方法得出结论:九姓渔民与历史时期疍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完全一致,应该是疍民的后代,是从南方迁移到钱塘江流域的。(注:疍民是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族群,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同样是当时所谓的贱民)
不过我认为九姓渔民的族群构成并不是单一的,这点先从九姓渔民的职业说起。
前文提到的范宗《越谚》曾说“男作船户,女多娼”,这说明九姓渔民的男子以打渔为生,女子则从事娼妓业。
九姓渔民随波逐流,船漂到哪里就到哪里营生。在建德,九姓渔民的船只被称为“交白船”,江山称为“江山船”,兰溪则称为“茭白船”,其实都是一回事,说法不同而已。
据老一辈人的回忆,这一类的船只是九姓渔民从事娼妓业的场所:
它的船身宽敞,制造精致.明窗净几,红漆耀耀,上挂纱灯,内有客厅、卧室、灶间,如一座水上楼台。一些富商大贾、财主豪绅,常到船上摆酒请客。夜里灯烛辉煌,鼓乐喧天,一次花费数十元至数百元。每只船上有船主(即老板)、弹唱陪客的女人(有招牌主和称为同年嫂、同年妹的)。这种船,名义上以陪喝酒、听弹唱,但只要钱花得起,也可以在那里“过夜”。《建德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而据相关文献记载,这些从事弹唱陪客的女子原是岸上的居民,是被九姓渔民买来或者雇来的,并不是真正的眷属。
据《裁严郡九姓渔课并令改贱为良碑记》(以下简称为《碑记》):“舟中所居之妇女,名为眷属,实则官妓……近数十年来,船只名为‘江山’,各县购买妇女作为眷属,以此营生。”
另外,据解放后一位兰溪老人的回忆,兰溪茭白船上的“招牌主”大多是从衢州、江山买来的穷苦人家的年青女子,买来后加以训练,练弹琴、学拉胡琴、学唱戏、唱小调等。
有了这两则材料的证明,九姓渔民的族群构成就很明显了,他们不仅仅是疍民的后裔,还包括了岸上居民——从事娼妓业的失足妇女。
官府要求九姓渔民“改贱从良”,或许不是你情我愿
既然九姓渔民被视为贱民,按理说,当政府给他们机会允许他们从良时,应该是一拍即合的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同治五年,严州府知府戴槃认为,九姓渔民的职业伤风败俗,于是经上司批准,明令九姓渔民上岸从良,政令筑为碑,就是上文提到的《碑记》。
戴槃为了达到目的,还给九姓渔民开出一系列优厚的条件:裁免渔课(即渔税),本人往下数四代,如果还是清白之身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戴槃深知让九姓渔民从良是他一厢情愿的事,所以一开始就提出了要裁免渔课。或许好奇的读者会问,减免渔税和九姓渔民从良有什么必然联系?
通过下面的分析,我认为九姓渔民的渔税可能暗含了娼妓业的税,只是官府不好意思明说,所以仍旧在名义上征渔税,现实却是挂羊头卖狗肉。
戴槃说 : “严属建德县九姓之渔课 , 则与各县渔人所完之税大不相同。”九姓渔民的渔课和普通渔民的渔课不同在哪里?
同治五年七月,严州府发布《各渔船实贴礼发告示三百道》的政府公告:九姓渔课钱粮,出自江山船只,向由建德完纳,给发门牌油票。
这道公告明明白白提出九姓渔民的渔税是出自江山船的,这些船只持有执照,要在建德纳税。江山船是什么船?之前已经提到了,是妓船。那么九姓渔民的渔课就含有娼妓业的税了。
另外,在《碑记》的字里行间,更是透露着这种渔课的猫腻。
《碑记》说:“船以奉官为名,官吏既征钱粮,即有不能禁止之势。”首先,江山船服务于官府。而且既然纳税,那就相当于官府承认了江山船之类妓船的合法性,所以才无法禁止。
所以戴槃提出的裁免渔课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从根本上否定江山船的合法性,逼得九姓渔民放弃故业,上岸定居,从事正当行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九姓渔民不愿意“改贱从良”的心态。
后来的历史证明,被强制性从良的九姓渔民确实不适合岸上生活。一是虽然有了读书的资格,但一天的收入还不足以糊口,哪有钱读书?二、岸上居民对九姓渔民的看法没有改变,有了点积蓄想买地建房会遭到当地人干涉,甚至冬天只能穿短棉袄,否则也会遭到辱骂建国后,九姓渔民的境遇才真正得到了改变。
参考资料:民国《建德县志》、《建德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兰溪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朱海滨《九姓渔民来源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