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作者：翠杰。
韩国电影擅长聚焦边缘，更擅长展现边缘情感，让普世价值在情感撕裂中自然迸发。影片《犯罪少年》瞄准边缘触法少年，聚焦监护无力、底层贫困和回归失灵，相对于一般观众的唏嘘感叹，少年司法观影人更容易感受到情感撕裂，因为影片直击的恰是少年司法痛点，是少年司法在最后一公里落败的痛楚。
“以儿童为视角”是少年司法的应然，但很多时候却难以达成。《犯罪少年》脱离成人视角中惯常的救赎主线，故事展开透过少年的眼睛，清楚表达越轨少年的真情实感。影片中，17岁的智久像一般少年一样，喜欢玩游戏、喜欢交友、关心女孩、孝敬长辈。但他自小缺乏父母呵护，与外公相依为命，生活贫困、行为失当、多次触法。难得的是，矫正机构认真负责，他得以与13年前离开的母亲重逢。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早熟少年，一位年轻母亲，二人担着沉重的负荷，挣扎于山穷水尽，穷途于流浪边缘，最终又不得不再度分离、再次犯罪，一个心酸的故事，一个遗憾的结局。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简单套用成人犯罪办案方式。成人犯罪办案重在定罪量刑精准，而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关注的是人，是走入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这是国际通用的理念、政策和做法的起点，是一百多年来各国少年司法的共通思路和方向。中韩两国的少年司法中都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母爱主义”，力图通过对少年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促进少年“健康成长”。一套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一系列特殊诉讼程序，一连串帮教矫正措施，最终目的就是让越轨少年回归正常。各国少年司法起步有早晚，发展有快慢，但面临的问题和争议却常常共通。预防和矫正越轨少年是系统性社会工程，不仅需要司法和矫正各环节环环相扣，有时也必须依托于社会整体环境。这是《犯罪少年》带来的延伸思考之一，又何尝不是中韩两国少年司法共同面临的难题。少年司法是普通司法的前沿阵地，司法共通性就更突出，正如中国当前热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这也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后面临的主要请愿。由此，无论少年司法制度完善，还是少年司法案件处理，必要的国际视角更为迫切、也更为现实。
虽然最终智久再度犯罪，影片展现的也是少年司法的败笔，但其实韩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颇多借鉴之处。特别是2007年修改少年法以来，韩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帮教体系，完善且具有生动的本土特色。影片初始，智久参与团伙盗窃，几个少年在司法官的决定下，或者接受家长亲职教育，或者接受机构矫正，智久缺乏家庭监护，被决定接受适合他的机构矫正，矫正机构多方寻找，让智久和母亲共同生活。一系列诉讼过程专业、严格也不失温情，体现了少年福祉原则，也做到了有针对性的个别处遇。影片中，我们看到，司法官放心作出各项决定处理，其背后依托的也是韩国发展完善的矫正机构和社会支持体系。任何机制都难免疏漏和盲区，所以，我们也看到，智久的社会回归最终还是失败了。毕竟，能否成功回归社会，才是少年司法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看过影片就不免思考，让智久反复越轨的原因何在？走过诉讼保护、走过帮教体系的智久，最终没能回归社会，该反思的是谁？
少年犯罪，个体因素确是原因之一。但影片中，透过少年视角不难发现，他们并非罪无可恕，在他们的犯罪成因中，家庭、社会、周围群体往往也各有其责。所以，帮助少年认知错误，调整周围环境，重塑少年人格，成功融入社会，我们理所应当。随着少年司法大踏步前行推进，诉讼进程中的少年保护越来越完善，确保再社会化、诉讼后的必要延伸也更引发关注。我国少年司法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快速发展，社会支持体系逐步构建，但当前特别处遇措施还不足，社会支持体系规范全面不够，少年保护的社会氛围也有欠缺。少年司法的实践核心是对少年的教育和引导，面对处于社会和司法边缘的少年，不仅需要司法的跟进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帮助引导，也需要社会环境的整体宽容，否则单纯依靠少年的自我救赎、司法人员的多方努力，就很可能留下死角和盲区，可能让少年停留在犯罪深渊。这一点，《犯罪少年》有展现，《流浪者》拉兹自我救赎的反复也是清晰释明。
不可否认，智久回归失灵直接的原因，在于他和母亲孝胜的误解、矛盾、出走，在于母亲监护无力。亲职关系调整是少年司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背后关涉的也是少年司法的两个基础性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和国家亲权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是《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准则，在《公约》缔约国中，儿童权利维护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各国的保护制度、福利制度和司法制度都是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圆心展开。三个向度的制度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促进问题少年顺利回归，任何一个方向的不足、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让努力前功尽弃。儿童是需要保护的脆弱群体，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超越父母亲权，采取适当的措施强制干预和保护，甚至代为监护，避免儿童陷入困境。但是，国家亲权原则并非不无悖论，如何给少年提供最为合适的成长环境并无一定之规，亲职关系的调整也是少年司法的难题之一。人生需要步步为营，否则可能举步维艰，少年回归更是如此，帮教链条如果不能有效衔接，缺乏环环相扣的延伸，就很可能链条断裂，智久和母亲的悲剧恰恰在此。
对于我国而言，其实也存在相似的问题语境。《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经过20多年的发展，疏漏和不健全日益显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并未实质确立，理念的滞后带来措施落实的参差，国家监护制度缺失，监护侵害、监护不足、监护无力伴随着监督干预措施不足。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要求对涉罪未成年人群体做好管理服务，健全社会服务和管理体系，强化家庭监护。但是，涉罪未成年人群体内部异质性很高，相关服务管理的普遍关注还需依据个体差异转换，需要探寻本真、分类管理、特殊保护。
少年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延伸，当前社会急剧转型，难免衍生各类问题，很多影片中的场景在我们身边也有发生。影片中，母亲有心无力，女房东对智久的成见自始存在，矫正机构专业负责也难免杂音，诸如“我们的法律就是太宽松了，一开始就应当让他们知错”、“生活再累也要学会忍耐”等等，这些来源于现代社会，也回复于现代社会中，成人大多无所谓。但当智久一样的少年面对这些责难，却可能会加剧冷漠和敌意。而要实现这些改变，需要未成年人法治和相关体系的构建完善，也需要社会整体环境的调整与跟进。
当前，《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面临修改，家庭监护是两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修改旨在明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并在原则指引下，夯实家庭保护，强化学校保护、突出政府保护、细化社会保护。我们期待细化家庭监护职责，完善监护确定、监护委托、监护罚则，监督并支持家庭监护，更期待针对监护无力的中长期支持，期待问题发现、报告、干预和处置机制的完善。两法修改无疑是少年保护的再度出发，也是部分重启，随着法律修改，制度落实，机制完善，智久再犯罪的土壤会逐步消除，而随着社会整体氛围的调整，母亲孝胜想要担当的勇气也未必无实质支撑。毕竟制度完善的目的，就是让两代人的悲剧不再恶性循环，智久和他的下一代都不再面临同样的窘境。对于智久，我们希望，长大成人后的他，能够像《父与子》中的少年，勇于担责也有善于担责。而对于孝胜，我们更希望，内在酸楚而外在柔软的她，留在结尾处的一抹笑容能够落地开花。
《犯罪少年》多处感人，也就不免说几句题外话。影片对司法官的角色定位可圈可点，片中的女司法官出镜不多，却很专业，依法处理也兼顾少年福祉，展现了司法官式的理性与温情，符合少年司法官矫正非行与少年保护的双重身份特点。这一点，是我国影片《少年犯》中谢洁心、印度影片《流浪者》中丽达都不具有，也不应当具有的，值得国内相关行业剧借鉴参考。
